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当年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在《上学记》中深有感触地写道：“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如果造就的是“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最终“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提高民族创造力”将更无从谈起。大学的学术标准与自主性
在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中，大学具有重要地位。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人口比例，大学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排名、所发论文引用率的高低……均被视为一国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而大学水平、质量的高低，无疑与大学的体制，即体制是否能保障大学的学术标准、水平和办学的自主性，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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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西南联大传奇的生成与接续（3）
哈佛大学是举世公认的名校。1969年，哈佛大学名教授基辛格要出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仍想保留受人尊崇的哈佛教职，哈佛大学却对他说“不”。在官职与教职中，他只能选择其一，而不能兼得。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位置炙手可热，大学却不愿他兼职并可对他说不，显示出大学的自主性和纯洁性。与那种“官本位”国家许多名牌大学竞相以种种办法“礼聘”高官到大学兼职，并引以为荣，形成鲜明对照。
其实，以学术为唯一标准并坚持大学的自主性，也曾是我们一些大学的传统
五四运动中，北大一些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校长蔡元培公开表示：“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并多方奔走，挺身营救被捕学生。营救成功后，他便辞去校长之职，并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抗议政府对他治校的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
1936年和1948年前后，国民党政府曾数次到清华大学捉拿反政府的学生，校长梅贻琦事先得到人员名单后立即通知学生躲避，使很多学生免于遭到逮捕。40年代，国民党为加强党化教育，加紧对大学的控制，强调课程、教材的统一。针对这一情况，梅贻琦主政的西南联大教务处拟定《教务处会议呈常委会文》（这份决议由梅贻琦转呈教育部）指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唯此以往，则大学直等于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不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这篇文章虽然不出自梅贻琦之手，却表明了他坚持学术自由的决心，即使顶头上司教育部违背这一原则，他也毫不留情地抗争到底。
1946年8月，吴晗回到了清华，受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此时他的左派言行已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8月16日，教育部接到有关当局指令，因此立即密电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要他“密切注意”吴晗，说“共党分子吴晗前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自六月初旬来沪后，其活动颇为积极，在学界活动尤烈，常至各大学校及左派之群众集会作公开讲演吸收青年。兹悉该吴将于八月初旬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所以要清华不再聘吴晗为教授。但是，梅贻琦对教育部的指令置之不理，仍以学术标准为唯一标准而不管吴晗的政治观点是左是右，坚持聘吴为教授，教育部也奈何不得。
哈佛是私立大学，“不买政府的账”还说得过去，而北大、清华是国立大学，主要由政府拨款、出资，蔡、梅竟也不同意政府干预，依现在的观念颇有些“匪夷所思”：学校是政府办的，政府当然有权要怎样就怎样。然而，在蔡、梅和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大学是公共机构，政府有责任出资办学，但具体怎样办学，则应由专门人才主管，政府不得随意干预。当然，除了观念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结构存在着一个相对强大的民间社会，有民办大学、教会大学的竞争，有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这些都是大学能保持相对自主的因素。
当教育资源完全由国家掌握、没有民办大学的竞争，大学实际成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下属行政单位时，大学很难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和办学自主性。现在，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以前一般是局级，近年少数大学校长升为副部级），自然首先是对行政的上级负责。曾任北大校长助理的张维迎在《大学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一书中深有体会地说：“一个政府主管部门的处长，可以随时召集大学的校长去开会，可以训令大学校长，大学校长没有一点办法，因为你的经费来源都是由他拨的，得罪不起。”据他所说，北大在1999年曾把社会科学部和科研部合并成一个部门，但有关部门就不高兴，“你把社会科学部合并了，如果其他大学都效法，那我以后干什么？所以你合并社会科学部，我就不给你科研经费，北大后来被迫又把它分开。”以北大的地位之尊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学校。因此，才会有各校（甚至最著名的大学）竞相聘请高级官员到学校任教、兼职之怪现象，因为所请官员级别越高，学校能得到的各种优惠资源越多（包括声望也是一种资源）；也因此才会有各高校竞相给各级官员滥发滥卖文凭，不但不以之为耻，反以之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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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语言冲突与社会鸿沟
教育史早已证明，大学水平、质量的高低，是否富于创造性，关键就在于制度能否保证大学以学术为最重要标准，保证大学的办学自主性。
语言冲突与社会鸿沟
有次看电视，正好看到辽宁队教练、中国篮坛备受尊敬的老帅蒋兴权在山东客场的赛后记者会上大光其火，厉声训斥一位记者。辽宁队此番客场挑战山东不是以十一分优势取胜么？取胜还如此怒气冲冲，定有忍无可忍之因。原来，当地一家媒体竟将他称为“骨灰级教练”！在记者会上他当然要与这位记者、这家报社“理论理论”：“今天我看了报纸，他们居然说我是‘骨灰级教练’！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我从来没有听说这种说法，恐怕世界上都没有‘骨灰级教练’一说。这位小伙子，你们在报纸上这么公开说话，可是折我的寿啊！”那位年轻记者连连解释道：“不是那个意思，我们那么说是尊敬您。”“什么？有这么尊敬的吗？骨灰啊，那是死人才有的。咱在这里把话挑明了，谁比谁先死还不一定呢！你们说我是德高望重，但也不能说我是骨灰级吧？”
看到这里，我也大吃一惊：“骨灰级”分明是最恶毒的咒骂，怎么是对人尊敬呢？怎能这样骂人，更何况被骂的是一向德高望重的蒋先生，这位年轻记者太不像话，报社主编也太不负责。不料一旁的儿子却也吃惊地说：嗨，原来他不知道，“骨灰级”是网络中对人的最高评价！就是形容一个人对某一派、某一事业最最忠诚，无论成败，就是变成骨灰也不背叛。
事后一查，原来“骨灰级”已是“E世代”常用词，大略等同于“我们”习用的“至死不渝”、“以身殉职”、“殉道者”、“最高级”等等，表示对一项事业的无比忠诚、永不反悔、永不背叛……一系列顶级赞扬。好莱坞著名演员尼克尔森是湖人队有名的超级球迷，一家报纸在报道时即说：“湖人的骨灰级球迷、影帝尼克尔森曾说，NBA的经理和教练们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员。”无奈“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我辈人确难将“骨灰级”与崇高的赞美联系起来。虽然网络语言现在还是年轻人的“专利”，然而随着他们进入社会，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这种令“非网民”无法理解的“网语”将堂而皇之、越来越多地进入主流媒体。
同一个社会内将相当程度地存在“两种”语言，在很多时候，彼此说话正应了“鸡同鸭讲”这句俗话，不是听不明白就是误解，甚至引起激烈冲突，对社会和谐而言决非幸事，这次“骨灰级”事件，即是明证。蒋兴权教练与年轻的媒体记者间的误解、冲突，更多地是表明代际间差异和冲突；代际间的隔阂摩擦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或许还不是太大，如果同代人出现这种“鸡同鸭讲”的局面，后果就格外值得忧虑。
现在城市中有孩子上学的家庭大都有电脑；家里没电脑的，可到处处都有的网吧接触电脑；无钱经常光顾网吧的，中小学现在都有条件不等的电教室。一句话，生活在城市的孩子，从小就有条件摆弄电脑，已然进入“数字时代”。
不过，农村的孩子，尤其是贫困、偏远地区的孩子则远没有这样幸运。多数家庭没有电脑，更谈不上上网；相当多的学校连校舍都破烂不堪，当然更没有电脑。一句话，农村的孩子整体而言还无条件接触电脑，被挡在“数字时代”的大门之外。
大学的新生入学时，城市、农村开始“共处”，这种“数字时代”门里门外的反差便格外强烈。大学自然已经进入“数字时代”，从新生一入学就对学生进行“数字化”管理。许多学校的管理措施如注册登记、办借书证、办IC饭卡、到图书馆查阅书目等等，现在都是电子化操作。对来自城市的学生来说，这些都是电脑操作的ABC，根本不成问题。而相当多的农村学生则怯生生面有难色，在电脑面前手足无措，所以不少学校都指派高年级学生或青年老师在旁指点他们办理各种手续。在艰苦条件下能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在当地个个都可说是“天之骄子”，然而一入大学之门首先就受此当头一棒，感到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歧视，多数人的自尊心难免会受到严重挫伤，确令人同情。
如果说这只是来自生活中的感性认识，不足为凭的话，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发布的《2003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资源数量调查报告》则以权威数字支持了这种感性认识。这份报告显示，我国互联网络的发展很不平衡，华东、华北、华南三地区的网站数量就占全国总量的近90％。而网站数量排在前四位的省市依次是北京、广东、浙江和上海，这四个省市的网站数量竟占全国网站总数的56。8％，域名数量占全国域名总数的50。6％！差距之大，令人瞠目。
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或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流通渠道是否畅通，对信息占有的多少，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快慢和某一阶层社会地位的高低。在这触目惊心的“数字鸿沟”背后，是城乡的巨大差别，是社会结构“城乡二元化”的必然结果。在信息社会，这种城乡分裂的结构已然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事实说明，如果没有体制性变革削除这种由来已久的人为鸿沟，新技术带来的很可能是城市的片面发展反而加深这道鸿沟，强化阶层区隔，因为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阶层区分久而久之会形成不同的“文化”，而这种文化不同又会反过来强化阶层区分。如猎狐向为英国贵族喜爱，轻裘肥马，在随从和成群的猎狗簇拥下追猎狐狸，几百年来一直是贵族引以为豪的休闲运动。而平民百姓则没有骏马和成群的猎狗，只能以猎兔为乐。于是“猎狐”“猎兔”渐成为区分贵族和平民的文化符号。纵有“猎兔者”偶然进入“猎狐者”之列，也因谈不出一套套的“猎狐经”而如水与油虽共处一瓶而层次分明，无法交融。现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玩“超级玛丽”“魂斗罗”的城市小子已经长大成人，一路下来玩的是“红警”“英雄无敌”“星际大战”“新石器时代”“传奇”“魔力”等电子游戏网络游戏，这些“数字时代”的游戏已然成为他们重要的“文化”，是平日闲话的重要内容，说起话来不是“骨灰级”就是“PK”。《长春日报》曾经报道，长春市一个十一岁小学生交给老师的一篇日记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