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牌子曲里可以容纳四字句，六字句等。可是，这种句子须按照牌子的格式去填，并不能自由运用。对我，这种强迫的“照计而行”，是很大的痛苦。曲牌子逼着我写六字句，我就得写六字句，于是在必不得已时只能敷衍成章；写作成了被动的，写出来的东西也就失去活泼清新。
句子如此，用字也如此。新诗可以自由用字，鼓词没有这么大的自由。原因是：第一，新诗可以运用语言的自然音节，而鼓词须按照人为的音节排列词汇字汇，以便歌唱。在新诗里，我可以写出：“蒋介石，你还不知道吗，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在鼓词里，“美国帝国主义的”这一长词便无法安插。我须费许多心思，说不定须用好几句话才能说明这点意思。而且，第二，鼓词的重要责任是须唱得出，听得懂。那么“帝国主义”是个较新的名词，我就既不能再用个更新的字去辅助它，以免大家听不懂；也不能用太旧的字，以免新旧夹杂，使人莫名其妙。于是，新诗可以完全自由的以崭新的语言写出崭新的事物，而鼓词无论怎么费心，也只能达到“半新不旧”而已。第三，新诗可以按照口语的语气，自由的用虚字：吗，呢，呀，啊，用得好就行。鼓词因求句子的整齐，便不能充分的利用虚字。譬如说，“去不去”三字可能的是含怒的质问，“去不去呀”便是和缓的商量，而“去不去哟”则是跺着脚的催促。虚字不同，口吻即异，在新诗里可以充分的运用它们，传达各种不同的感情；在鼓词里因求句子的整齐，因上下句末一字平仄不相同的关系，便须将很传神的虚字删去。这样，鼓词中的用字遣词便远不及新诗中的那么自由与灵活。
四、新诗可以有韵，可以没韵。鼓词则必须有“辙”。找辙是使人头皮疼的事。它曾经把老年间的许多民间文艺的写家们逼得眼冒金星，而造出“地流平”，“两分张”，“马走战”等等不通的词儿来；现在，它也还逼着许多新曲艺的写家们到时候非用“说端详”，“面前存”不可。没辙不成为鼓词，有辙又真困难，使人啼笑皆非。
五、细考究起来，鼓词中的文艺价值与音乐价值至少是平分秋色的。假若我们把京韵大鼓之王刘宝全所唱的段子细读一番，我们便发现了其中有许多不通的句子。可是，经他一唱，这些不通的句子也能博得满堂彩。听众只顾欣赏他的行腔与喉音，而忘了字句的不通。这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因而各处的艺人都能以并不精美的词句吸引住听众。因此，一段好听的鼓词并不见得准有好词句，而好的词句若无有妥适的音乐配合着，也未必能叫好。在我的经验里，我每每把一段鼓书只写得平顺，只合乎规矩，而毫无精彩之处。可是交给艺人一唱，艺人却能把它唱得相当的美好。这使我感到，纸上的鼓词与艺人口中的鼓词仿佛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了。我若作新诗便不能这么只求平易，然后去求救于音乐，而必须在文艺价值上使自己满意。我并非是说，新诗可以完全不管音乐价值，而是说新诗不能像鼓词那样去用音乐掩护文艺。“刘二摔倒在地流平”，在鼓词里可能因行腔用韵而博得彩声，或虽不叫好而仍站得住；在新诗里，它必不能存在。
总结起来，我觉得鼓词产生不了新诗，也不能代替新诗。可是，请注意，我没有一点轻看鼓词的心意，因为我是最热心写鼓词的一个。为向人民服务，它是一种有用的利器，谁也不该小看它。
同时，我也没有分别高低，把新诗看高，鼓词看低的意思。
我只是说，这两种文艺不好混为一谈，而当分头发展。鼓词应当也有新诗的勇气，去突破旧的形式，使文艺性提高，使音乐性更丰富。新诗也该看看鼓词的优点，把自己充实起来。它不必去摩仿鼓词的音节，而须注意音节；它不必学鼓词的油腔滑调，而须注意怎样去接近大众。我盼望鼓词有那么一天会变成词句好，音乐好的新歌曲；也盼望新诗因求接近人民，因注意音节韵律，而能负起写大歌剧，诗剧与史诗的责任；即使写小诗也能高读朗诵，为人民所喜。分头发展，不必是各自为政；彼此观摩，取长去短，必有好处。反之，鼓词若立定不动，且自比史诗；新诗若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自命不凡，可就一齐误了大事。
载一九五○年六月《人民文学》第二卷第二期
暑中写剧记
今夏，我放下了别的活儿，专心写话剧。原因是：
（一）全国普遍的闹剧本荒，戏剧界的朋友们见面总是说：写写剧本吧，写写剧本吧！其实，我并不会写剧本。可是，友人们紧劝，我就活了心；诚试看吧。反正写什么都是学习，何必把剧本除外？好，写剧本！
（二）剧本虽难写，可究竟在字数上有人限制，不像长篇小说那么长江大河的费功夫——在万忙之中，是不能不在字数与时间上打一打算盘的。
写什么呢？这可很难办！我理应写工农兵的生活，但是对他们的生活我毫无所知；闭着眼乱写是万不行的。假若我的腿能照以前那样支持我，我就早下了厂，或到农村与部队里去学习，去找材料；对这种事，我是不肯落后的。可是，我的腿疾有增无减，寸步难行，而我又不甘心四肢齐用，去爬。我只好就我所知道的事情去写了，别无良策。
不过，这可也有点好处。我看见友人们往往下厂两三个月，便想写工人问题的剧本或小说。我以为这不够。依我的经验来看，不是我极熟习的人与事，便很难描写得好；三五个月的外形观察，是不够帮助创作的。外形的观察不等于体贴入微，不能体贴入微便不易写得头头是道，而三五个月的功夫是得不到体贴入微的。
我决定写我所熟悉的人与事。
我决定写个以北京曲艺界艺人翻身为内容的剧本，因为我跟某些艺人交过十年以上的朋友，我知道些他们的生活。决定了内容以后，就和朋友商量怎样写。消极的，我们决定：（一）这出戏里尽可能的避免洒狗血。比如：剧中的虐待养女等场面就不在台上动手责打，因为描写内心的痛苦也许比受体罚还更深刻一些。（二）力避喊口号。（三）我虽知道艺人们惯用的行话和黑话，而在台词中并不多利用，以免台下不懂，添加了麻烦。（四）主要的角色不多，以免我掌握不好，反落个大而无当。（五）不多换景，好省些人力财力。（六）我知道从前的艺人们彼此摩擦多半是耍心眼，暗中斗法，而表面上还呼兄唤弟的怪亲热。为了舞台上的效果，我不敢多使他们斗心机，而取直接的行动。
积极的：（一）我要充分利用自己所惯用的语言，北京话，期望台上所说的是活的言语，而不是泛泛的台词。（二）在现阶段，北京的艺人们经过学习，的确在思想上与团结上都有了进步，值得佩服；可是在为民族服务这一点上，因为贫、忙、文化低和其他种种困难，他们还没有突飞猛进的表现。因此，我不单要描写他们的进步，也假想出一个不很远的远景，希望他们能再进一步。（三）在结构上，此剧未能脱俗，还是用解放前与解放后的情景作对照，从而解释何谓翻身。因为用了这俗套，我才特别注意人物的创造，希望以生动的人物掩护结构上的公式化。（四）本拟只写四幕，前三幕讲解放前，末一幕讲解放后。友人们说：应当写五幕，为是多写点解放后的光明。我采用了这个办法。
以上就是写《方珍珠》事前的准备。
用两个月的功夫写完。
写完，约了曲艺界和话剧界的友人们听我朗读，提供意见。曲艺界友人们说：（一）关于过去虐待养女的情形，像这剧中所描写的也就够了，不必再添什么。
（二）也应给方太太一点希望，不要教她始终是顽固堡垒——在剧本初稿中，她顽固到底。这样的妇人，现在还有，所以大家希望她们也能够因鼓励而改进。
（三）对于剧中艺人的利害冲突，太明显；事实上，大家闹意见往往是暗中斗智，而避免正面冲突。
我照建议，把方太太在末幕中改好。对于艺人们的明争应改为暗斗则原封未动，怕损失了舞台上的效果。戏剧界的友人们给了下列的意见：
（一）描写解放前的情形的三幕比最后两幕（描写解放后的）好得多，应设法加强后边，以免虎头蛇尾。
（二）向三元（特务）应在台上受到惩罚，以快人心。我照改。
（三）剧中的思想领导不明确，应补充。
我没法办。建议者的意思大概是剧中应添一个党员，或与曲艺界有关的行政人员。我不愿那么办。怎么描写一个党员？我没把握。添一位行政人员呢，或者反倒显出事由官办，不大民主。据我想，艺人们之能有今天的地位与表现，还不是共产党领导之功？何必再把这人所共知的事通过一个舞台上的人物来说明呢？有了这么一个人，我就得设法给他找戏，像：领导得不尽善尽美，或……。那么一来，全剧剧情，就要变个样子了——也许变好，可也许变坏。我没敢动。我只在对话中增加了点关于思想领导的，与艺人们感激领导的字句。
（四）虽然力避喊口号，却还有口号。
照删。
（五）剧中李将军只出来一场，应删去。
我没有把他删去。排演此剧时，导演愿意要他与否，请随便。
以上是说《方珍珠》剧本初稿写成，怎么修改的。
青年艺术剧院把稿子要去，开始排戏。（这剧本的写成，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和其他负责人给了我很多鼓励与帮助，应在此致谢！）在排演中，导演与演员又发现了剧中有许多小的漏洞，我随时补葺。到今天，全剧大致可以算作定稿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即此稿。
在排演中，演员们的最大困难是：（一）对艺人们的举止动作把握不好。他们可是已开始和艺人们交朋友，艺人们也热心的帮忙，有问必答。我想，这个办法是最妥当的。（二）台词，因为全是北京话，很难念好。这是因为大家念惯了用蓝青官话所写的剧本，南腔北调搀在一处，并无一定的念法；及至遇到活的北京话，音调节奏都须自然生动，大家倒念不上来了。不过，我想，大家既在北京，这点困难是一定可以由勤于学习而克服了的。
写完《方珍珠》就准备写《龙须沟》。
龙须沟是北京有名的一条臭沟。沟的两岸住满了勤苦安分的人民。多少年来，反动的官府视人民如草芥，不管沟水多么臭，多么脏，多么有害，向来没人过问。不单如此，贪官们还把人民修挖臭沟的捐款吞吃了。今春，人民政府决定替人民修沟。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项里，这是件特别值得称颂的。友人劝我把修沟的经过写为剧本，并且给我借来参考文件。
题材是好的。可是怎么写呢？阅读了文件，我亲自到龙须沟去领略滋味。那儿是真臭！
我没法把臭沟搬到舞台上去。即使可能，那也不是叫座儿的好办法。想了一个星期，毫无办法。
在什么还没想起来，我就决定了：这必须是个短剧，至多三幕，因为越长越难写。
我也想起来：这个戏不必是个戏，因为戏中必须有个好故事，而好故事未必能与臭沟相结合。以龙须沟为名，而以故事为实，是不能尽到反映首都建设的责任的。我必须写那条沟。那么，写一些印象也许是好的办法。由这个设想，我进一步的去思索：假若我能写出几个人来，他们都与沟有关系，像沟的一些小支流，不就由人物的口中与行动中把沟烘托出来了么？他们的言语与动作不必是一个完整故事的联系者，而是臭沟的说明者。
我开始想人物。戏既小，人物也得少。少，可是要包括到男女老少——我心中看到一个小杂院，紧挨着臭沟的一个小杂院。人住在这小院里，事情发生在这小院里，好，这个小院就是臭沟上的一块碑，说明臭沟的一切。
这样想好，写起来就很快了。龙须沟的居民必定在生活上有许多许多问题，我不去管。我的眼睛老看着那条沟。下雨，沟水涨到屋中来；下雨，车没法拉，小摊子没法摆，大家挨饿；有沟，就有苍蝇蚊子，传播疾病，增多死亡；沟臭，甚至可以使人发疯；……。这些就是剧中的穿插；它们不能构成一个完好的故事，可是每一情节都使人想到了臭沟。有了沟，我就有了我所要的戏。沟是危害及人民的健康与生计的，所以必须修浚。人民政府真去修沟了，我的末一幕便必然的是光明与歌颂；歌颂人民的好政府是我的责任。
我可是并没忽略了刻画人物。有几个人物创造得相当的好。这出戏一定很难排演。它有沟，有人，而没有故事。弄得好，它可能由不同的印象使人看见一点什么，或且得到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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