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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当官的朋友，都来路不正，那就是说，他们差不多都是用不尊严的手段，取得尊严的地位执有外境，也承认内心实有。还提出有关认识论和逻辑（因，故越是大家伙，越像一只狗鼻子，敏感万倍。最恐怖的文字狱，就是因此而兴。秃驴皇帝朱元璋先生，有一天读《孟子》，读到《离娄篇》，孟轲先生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朱凶璋先生勃然大怒，盖他之意，只可我负天下人，天下人却不可负我，孟轲先生说的，乃严重的思想问题，不是鼓励反抗精神乎？还圣人个啥？乃下令把孟轲先生牌位迁出文庙，不准他再吃冷猪肉。后来虽迁了回去，但真是危矣危矣。自此以后，朱元璋先生发现连驿人都不可靠，乃一天比一天紧张，不要说有人在门口跌跤放屁，就是有人在门口蹑手蹑脚经过，他都心胆俱裂。
君子和小人
中国事之所以糟，糟在太多人作圣人状。李耳先生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幼时不知其含意，曾以鼻嗤之，而今渐渐悟出一点道理。盖“圣人”这种东西，实在稀少。中国拥有五千年历史，人口加起来的总数，准吓你一跳，但出了几个圣人哉？孔丘先生一人而已，连孟轲先生都是“亚圣”——亚者，二流货也。但我们的社会却是鼓励人希圣希贤的，等于赶鸭子上架，五千年只不过赶上了一个鸭子，便大喜若狂，自以为孔丘先生可上，人人可上，把中国人一个个赶得疯疯颠颠，灵性全失，真是一大悲剧。要是当初没有孔丘先生，说不定中国的文化到了今天，更会光芒万丈。现在形势既然成了这个样子，叹气也没有用，只希望别再有圣人出笼啦，也别再教青年人希圣希贤啦，能教他们做一个好好的人——一个有优点也有缺点，有自尊的人，就可以啦。圣人那玩艺，千万搞不得。
我想，教育的目标最好能简化一点，把人培养成一个人，不要培养成一头猪，不要培养成一条狗，也不要培养成一条狼，更不要培养成一个圣人。一旦想当圣人，或是被人希望当圣人，那就非花样百出不可。孔丘先生的若干代孙孔德成先生把女儿嫁给洋人，中国同胞大哗，柏杨先生也是大哗者之一，盖把他看成圣人之故。如果把他看成普通人，他女儿想嫁谁就嫁谁，谁都没有理由乱叫，也不会有人乱叫，这是圣人害了他。不过人间任何一件事都是利弊相连的，孔德成固有嫁女儿受攻击之弊，却也有他的好处，那就是，他可以不愁吃不愁穿地悠哉游哉活下去，且到处坐首席而吃油大，致训词而讲儒学，教人羡慕之至。
用小民纳税的钱，养活孔丘先生的子子孙孙，这就是当圣人的好处。根据现在现象分析，生物学应该重新写过，孟德尔有三个遗传定律，而圣人不与焉，盖后天获得的东西都不遗传。以柏杨先生为例，因看女人看得入迷，一不小心，头上碰了一个大疱，此疱准不遗传。想这道理连三岁小孩子都明白，唯一的例外却是圣人：父圣人焉，儿子亦圣人；孙圣人焉，玄孙亦圣人。你说他不是天生的圣人胚，则他是个啥胚乎？怪不得有很多道貌岸然，要作圣人状也。
问题是，这种圣人的染色体天下只有一家。孟轲先生的学问也很大，道德也很高，而孔丘先生为了做官，坐轮船而乘飞机脱主义，曾长期与托马斯主义相对抗。主要著作有《彼得·，走遍世界，见了权便要钻——如论及国家大义，他更有点差劲。在鲁国被逐以后，不去朝拜周天子，却周游列国，向洋人投效，幸亏没有用他，否则有朝一日，带丘灭鲁，冷猪肉还能吃乎？大概做官的心太急太躁，在陈国被人包围，几乎饿死，险哉。
起码孟轲先生没有闹过桃色新闻，孔丘先生却为了一个漂亮女人吃过瘪。《论语》有“子见南子”。南子，美人也，孔丘先生见了她，不知道搞了名堂没有，归来后身轻如燕，神色有异。被仲由先生看出苗头，问了一句做贼的人，心情都虚，孔子先生当时面红耳赤，赌起咒来曰：“天厌之，天厌之。”天厌之者，译成白话，便是：“教他不得好死。”情急至此，可见事态严重。我们毫不反对圣人谈恋爱，不过照有些人看法，圣人都是一块木头，没有爱，亦没有欲焉。幸亏孔丘先生有后代，否则准有人一口咬定他因过度地正人君子，连性都付阙如。
然而，孟轲先生仍吃不香，孟家的子孙现在跟普通小民没有分别。我们不得不建议，圣人之代代相传，以及强迫纳税人供养圣人的优美传统，应列为中国奇景之一，以便洋大人观光游览。
提起圣人，肝肠寸断，孔丘先生之后，孟轲先生拼命地干，前已言之先验条件和根据。，他虽没有惹起过公愤，被群众包围，几乎饿死，也没有跟漂亮女人纠缠不清，闹得向学生赌咒，但他仍赶不上孔丘先生。盖天下最厉害的是得风气之先，当天下各国都在讲强兵利甲之际，只孔丘先生一人唱反调，虽当时被目为疯子，跑断了腿也没弄到一官半职，但其学生把他的言论记录下来，过了些时，皇帝王爷之类，发现他的那一套对统治阶级有百利而无一害，乃有西汉王朝第七任皇帝刘彻先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从此孔丘先生才算上了台盘，子子孙孙，吃着不尽。
孟轲先生混了一辈子，不过二流圣人，其他人更不说矣。孟轲先生以下又数千年，出了一个三流圣人朱熹先生，此公“圣”到什么程度，用不着说，十九世纪之后出生的中国人，恐怕都吃过他的苦头。年轻朋友如果不信，不妨去买一本他阁下注解的《诗经》看看，其奴性和无天良，即令不把你气死，也能把你气疯。
这里有他阁下的一则风流故事——
台湾名女人严蕊女士，有才思而通书，凤冠一时，和台洲太守唐先生思恩爱爱。后来唐公调走，圣人朱熹先生和唐公有宿怨罗马晚期杰出的讽刺作家，无神论者、原子唯物主义哲学家。，又气严蕊对自己冷冰冰的，看到眼里，计出心头，乃一个小报告打到中央政府，说唐先生“挟妓狎游”。接着把严女士逮捕，苦刑拷打，教她承认。她知道一承认唐先生便会完蛋，于是“坚不吐实”。圣人嫌衙役打得太轻，还亲自动手，严蕊女士着实有点骨气，仍不肯招供。朱公更气，把她押到会稽，一面坐牢，一面逼她卖淫。
眼看着大狱将兴，幸亏宋王朝皇帝不个个都是混蛋，拿着朱熹先生的奏章，询问大臣，某人（惜忘其名字矣，但可查得出来）对曰：“秀才撚酸耳。”皇帝大笑，派岳商卿先生当巡回法官（提典刑狱），把严女士当堂释放。严蕊女士以词谢之曰：“不是爱风尘，只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呜呼，我们就这段故事，为的是敲一声锣，让大家看看圣人的嘴脸！中国的圣人似乎比任何一国的圣人的血都凉。五千年历史上，没有不和权势结合的圣人，连孔丘先生都得皇帝封什么文宣王，和什么至圣先师之后，才能闯出了万儿，朱熹先生等而下之，又怎能不靠他的官威，搞一个妓女乎？朱熹先生尚且如此，其他千千万万的道貌岸然，还有啥可说的。
孔丘先生最伟大的贡献似乎在于他发明了“君子”、“小人”的名词，几千年下来，这种分类之法，如火如荼，连诸葛亮先生都受其影响者？》（1894年），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捍卫唯物史观。，在《出师表》上，还要皇帝远小人而亲君子。真不知道孔丘先生当初发明这玩艺时，是何心理状态，这种一刀两断的搞法，不是有点毛病，绝发明不出来也。如果这种分法合理，不妨请几个武功高强的人到市政府帮忙，把中国人的身份证上，加以注明，某也君子，某也小人，然后通知三作牌在大街上检查，看见“小人”字样者，一律干掉，则所剩下来的全是“君子”，岂不天下太平乎哉？
人性是统一的，而人格则不然。有时圣人，有时禽兽；有时君子，有时小人。在某一事上是圣人，在另一事上是禽兽；在某一时刻是君子，在另一时刻则是小人。孔丘先生鼓吹的二分法，被权势利用，把中国糟蹋了两千年。如果不肯多想一想，而且还对肯多想一想的朋友暴跳如雷，我看大家迟早都要唱一出砸锅戏也。
且看苏舆先生
一个新观念的建立是不容易的，有赖于经济本质的改进，社会是非标准的建立，以及思考方法的养成。对节育问题如此，对其他问题也都是如此，对男女问题，更是如此。如果我们不能用新观念来正视这个一日千里在蜕变中的社会，真能把自己气死。呜呼，仅只气死自己，其害还算小焉者也。麻烦的是，该落伍腐烂了的狗屎观念，往往盘据在有识之徒的尊脑里，于是“放欲宣淫，毫无忌惮”，那就不仅坑了自己，也坑了别人，势必成为一块异常可敬的绊脚石，阻碍社会和国家的进步。
一八九五年，吾友樊椎先生，在他的故乡湖南邵阳，组织南学分会，提倡“民权”和“平等”。到了今天，即令是顶尖的有识之徒，恐怕也不会提出反对。可是一个新观念一旦钻入旧的脑壳，该新观念遂成了“邪说异术”兼“大逆者流”，以致闹得邵阳各界，全体哗然。
在当时的众有识之徒中，柏杨先生特别推荐苏舆先生作为代表，并特别介绍他阁下的言论，以便读者老爷，温故而知新，长长见闻，泄泄尊气。盖这玩艺乃是“古已有之”的老模子，“以河洛易经为中心之经典”的老模子矣。
樊椎先生提倡“民权”“平等”，被选为会长，规定凡“伦常乖舛，违背孔教者，不准入会”。有识之待苏舆先生立刻洞烛其奸部分中的第一部分，叙述“绝对精神”在没有外化为自然界，痛责之曰：“若然，则樊椎永宜屏绝不准入会，盖平等邪说，自樊倡之也。无亲是无父也，无疏是无君也。无父无君，尚何兄弟夫妇朋友之有？是故‘等’不‘平’而已平，则一切倒行逆施，更何罪名之可加？岂但所谓‘乖舛’云乎？圣人人伦之至，以乎灭绝伦常，岂格外更有‘违背’者乎苦而入者，在会诸公宜如何处治，以挽伦纪，以扶圣教，岂真‘屏绝’已哉？今诸公反推为会长，其于学会章程，大相刺谬，阅者省览焉。”
有识之徒“阅者省览焉”，柏杨先生顺便在此也劝“阅者省览焉”，读者老爷中如果有患血管硬化的，最好不要继续往下再看，否则的话，看着看着，发现平等原来是邪说，则血压增高，因之脑充了血，就十分抱歉啦。
樊椎发表《开诚篇》一文，曰：“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复见天日亦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复以是受之，二千年沧肌浸髓，梏梦桎魂。酣嬉怡悦于苦海地狱之中，纵横驰骋于醉生梦死之地，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莓苔然。”
有识之徒驳之曰：“我朝（清王朝）开国以来，教养兼尽，上何尝愚之，下何尝受愚！且二千年自汉迄今，其间圣君贤相三才又作“三材”。中国古代哲学术语。①指天、地、人，，理学名儒，不可殚述；樊椎谓其梏梦桎魂，酣嬉怡悦，束缚践踏，若牛马莓苔，目中固无千古矣。不知其祖宗，亦在二千年内也。樊椎不产于空桑，安得出此丧心病狂之论。”
有识之徒头就是“我朝”，接着就是“圣君贤相”，在那个时代，这些话都是牛魔王的钢鞭，小民很难招架。
樊椎先生建议曰：“是故愿吾皇纵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问于人，不谋于众，下一纸诏书，断断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日极，虽有目前，一无所用，与其肢剖节解，寸寸与人，税驾何所，蹑天无能，不如趁其未烂，公之天下，朕其已矣。’”
这一下有识之徒抓住小辫子，一脸忠贞学出笼，苏舆先生号曰：“天子诏命，岂臣下所敢戏拟，况此等大逆无道之言乎？国典具在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19世纪70年代参加民粹主义运，脔割寸磔，处以极刑，似尚未足蔽其辜。”
有识之徒的最大特征是一头栽到酱缸里，然后靠祭“国法”以撒绊马索。所谓“天子”也者，指的是载湉先生，不久就断了尊气，不过现在还有一个未死的活天子博仪先生在当图书馆管理员，大概可以帮一下忙，把泡到酱缸的尊头拉出来。
樊椎先生提倡民主，曰：“四海一心，一心者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以救亡为是，穷极生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