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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京桥川的桥旁搭了个小棚子，两人就住在里边。这期间金山说要回国，友田下定决心要求金山带他走。从８月底到９月初，金山带着少年友田从广岛动身去了开往釜山的船码头。金山嘱咐他，绝对别说日本话，只喊我“阿保机”（爸爸）。
开往釜山的船是条大货船。船底上全铺着木板，几百个人大声说话，大声欢笑，热闹极了。现在回想起来，那船底的朝鲜人一定是为了能回到他们祖国满怀解放感吧，可惜我听不懂话。那场面越热闹我心里越没底，总想，他们要干什么呢？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釜山港，我一觉也没有睡，站在甲板上往下一看码头，只见许多警察已经等候在那里。对下船的人每个都问一遍。我很害怕，扯着金山的衣服，不停地喊上船之前教给我的那句“阿保机”。
和金山抵达汉城的友田起了个朝鲜名：金炯进，上了小学，一开头就受到金山兄嫂的白眼，等４０已过的金山结了婚，就立刻受他妻子虐待了。友田到了１３岁，他从家里只拿了一条毯子便出走了。有个叫东大门市场的大自选商场，他从那里偷些萝卜和白薯吃，靠这个活下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韩国的市场很景气。不过汉城的冬天也很冷，他免不了因冻伤而失掉了脚趾。
接下来就是战争。我记得那是昭和２５年的夏天打起来的。北方的军队潮水般涌进汉城，朝鲜战争开始了。坦克在大街上跑，子弹扯着一条红线在夜空中交相飞舞。到处都是市街战的战场。机关枪的响声分不出来自何方。我在市场悄悄弄下的那个窝和市场全化为乌有。／……我也只好向汉城以南３００公里的大邱一步一步拚命地逃。为什么碰上这倒霉的事，真是冤透了。
战后他当上了面包房的伙计，吃住都在那里，算是摆脱了流浪儿的生活。长到２０岁的友田，有一天被征到海军里当兵。“因为原子弹我成了孤儿，来到韩国，成了流浪儿，还得东奔西跑地逃战争之难，好不容易找了个干活的地方想喘口气，又给征去当了兵。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倒霉？简直没法说！”他退伍之后，向广岛写了几封信，要求承认他是日本人，因此他有了回国的机会。可是当时他已经２４岁了，日本话他只记住“早晨好”、“再见”这么两句。广岛市长浜井信三给他当身份保证人，在广岛市找了工作，但一年之后去了大阪。在一家韩国人开的街道小厂干活，生活虽然苦一些，但是能用韩国话说话了，这对他来说就比什么都强。
从电视片上看，友田已是中年人，娶妻生子。一到夏天，因为原子病作祟，工作效率下降，一直被厂主评价为干活诚实的友田今年请了假，前往韩国，为的是找到金山的下落。金山如果健在，已经有８０岁了，友田打听到的消息只是朝鲜战争刚开始他全家就去了北方……
我听着纪实广播，听叙述者讲他颠沛流离的生活路程中，不由得想起伏尔泰的《老实人或乐观主义》。本来，这个大肆夸张苦难、颠沛的故事，是一部堪称实验伦理道德思想的小说。“被黑人海盗无数次殴打，甚至臀部的肉被割下来。被保加利亚士兵用竹板痛打。宗教裁判遭笞刑，判绞刑，挨解剖，干苦活划橡皮船……”（岩波文库版）
《书简》里也引用了同样的文章，老实人接受哲学大师乐观主义思想的教导，在三番五次的苦难之中也毫不动摇，如果有人问他乐观主义是什么，他总是理直气壮地回答他的看法。“‘啊！’天真汉回答说：‘即使遇到不幸，也把它看作全是善事而且像疯子一般这么说。’”
友田经历过原子弹轰炸和朝鲜战争这样的大灾大难，经历过各种困苦生活的磨炼，终于活了下来，但是他并没有想过一切全是善事。不过，从友田叙述的回忆之中，确实令人感到含有“某种乐趣”的气氛，虽然细微，然而却不乏光采。在化为一片废墟的广岛这片土地上，友田没有一个日本人可以投靠，是朝鲜人金山接受了他，和他一起先搭建窝棚：“好啊，好啊，干得不错！别的不说，得先给咱俩弄个住处！”以后是去日本人大举撤退中的韩国，告诉他，只能叫他“阿保机”，然后带他回去。尽管金山的家人理所当然地指责金山“为什么带个日本人回来？”然而金山却始终庇护着他。正是战争方酣的时候，战况发生了变化，他得以回到汉城，他回到东大门市场看他的旧窝。友田谈到那时的情况是这么说的：“可是到了夜里，几个不相识的孩子就来了。起初我还不知道这些孩子是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他们原来是朝鲜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孤儿。从此以后，我这原子弹孤儿就和他们开始了‘共同生活’。”
纪实电视片上也描写了友田在汉城的唱片商店找到２５年前的流行歌“梦中故乡”，放在电唱机上和大家一起唱，以及在他干活的那面包房附近的河滩上吹口琴的镜头，这些当然会唤起友田的哀戚情绪，但是另一方面也有“某种乐趣”。今天的友田生活于大阪市井之中，他的精神支柱就是老实人历经苦难之后反复说的话：“种我们园地要紧”。由此可见，《老实人或乐观主义》和一般激励人的文学作品具有共通的鼓舞人的意义，但同时也把人的生存之沉重摆在人们面前。从友田的回忆中清楚地看出，他和中野重治所写的文化水平低，孤独，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幸，干脆利落地全家自杀的人们根本不同，有真正的人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肯定也是人控告从原子弹直到朝鲜战争、社会罪恶、陷人以悲惨等等的巨大力量。如果用“某种乐趣”这句话提示，可能不怎么响亮。但是，如果通过中野重治的文学作品，再加上友田的经历而充实这句话时，我们是不是就发现，我们已经有了甚至可以说准确而严密的“某种乐趣”的定义？
我曾怀疑过，白天的电视节目常播放平常祭神节日抬的神舆的耍闹，并不怎么令人发笑，但是年轻的观众却像被人挠了胳肢窝似地发笑，如果让这些观众从显像管上每天都看这些，他们就不会感到“某种乐趣”，为了用挠胳肢窝使人发笑以补偿欠缺部分，才采用现场直播的办法。与世界的核体系。恢复“某种乐趣”，甚至应该说这才是最根本的生活目标。
09 恐怖与希望
法国的历史学家们，以及称之为《年报》杂志派的人们，他们的工作最近以来也集中力量向大众介绍。去年秋天和美国年富力强工作能力正旺的历史学家们生活在同一校园里，他们的工作是写经常教学用的书中一系列文章的第二稿，要求非专业的读者也能看得懂，所以就从卢罗阿·拉杜里的著作开始。前面业已提到，我当时正打算完成《谈日本现代的人道主义者渡边一夫》（岩波研究丛书）一书的定稿，关于法国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的民俗，尽管有渡边一夫以其明确的观点写的东西，但是为了使年轻的读者先掌握一些必要的知识，能够同渡边写的联系起来，所以，研究室和教室的工作一完我就在宿舍的房间里读那些书。我曾读过拉布雷叙述他们的学派创始者之一鲁西安·费贝尔事迹的书，所以读起来熟悉而且愉快。
前面也详细提到，到巴克莱分校前来讲演遍及世界的核状况之下迫在眉睫的核危机的英国历史学家E·P·托姆斯其人，对于问题意识的悲剧性实际情况并不执拗，而是理智性的豁达，性格明朗，讲话强劲有力。我对他印象很深，读过他作为一位历史家工作之一而写的书，总而言之，学问的性质本身创造人的品质，而且他还坚强地反对并抗议核武器，所以我对他怀有充满敬意的信赖。（《魔女与夏里巴里》，新评论社出版）
该论文曾提到的娜塔莉·戴维斯的工作，这篇文章里也有。最近翻译出版的《颠倒的世界》上，出席巴普库克主持的研讨会的文化人类学家以及跨专门领域的学者们之中，看看戴维斯的工作处于领先地位，就完全重新认识清楚托姆斯、戴维斯等等历史学家们的工作，对于使同时代的所有文化问题活性化是多么有效。（岩波书店出版）
他们和她们，以及早已逝世的林达夫在他一生的最后著作中，不是以对话的形式而是独自书写的形式完成的最后作品《精神史》上，无不对于历史家的定义作了如下的规定，而他们和她们是与此定义完全相符的人。“历史家“感觉集合”相同。，如果真的名实相符，除了是他人写的‘历史记述’的受用者之外，他必须是一个经常随机应变，或者使时代、时间逆行，或者横向滑行，有时还要把钟表的时针停下来，自由自在跳跃旋转的人。必须事前就要知道，精神史的入门，是强制进行最极端的操作的。如果向古代传统寻求‘精神史’的守护神，那么，既不是缪斯九神之中的库利奥，也不是阿波罗，确实应该是密教元祖的俄耳甫斯，特别是冥界、地上界、天上界的使者海尔梅斯神。”
我正在打算和敬爱的朋友中的学者、艺术家们创办冠以海尔梅斯之名的季刊杂志，希望历史学家们向这个杂志寄稿。我边读渡边一夫的著作，边整理连续讲演的记录，同时也看法国历史学家的工作，这里不妨列举一个颇感具体而且必要的例子如下。渡边一夫的《泰平日记》中，从佛朗索瓦一世时代的一个市民的日记中引用了如下一段：
１５２５年１０月，巴黎发生了令人吃惊的疯狂事件。即：五六个人骑着驴，戴着绿色呢绒头巾，在市内十字街，特别是法院大广场的大理石台前，拿着一张卷轴纸，大喊大叫，念上面各种荒唐话，和演滑稽戏一样，实际上是另有打算。这些人特别喊得凶的是‘国王要死，贤人们隐蔽之，呆子们全出来’，大肆嘲弄揶揄。原因是把监禁在西班牙的国王（佛朗索瓦一世）去世的消息封锁起来不让大家知道的事终于流传开来的结果。……摄政太后要求巴黎市副长官莫兰处罚他们……但是根本没有执行。据传说，这些人是最高法院书记会的书记员。
这件事渡边一夫理解为确如日记作者的结论，是政治意图的行动。也就是被禁止示威游行的巴黎市民，表面上是演滑稽戏，实际上是自我显示的政治行动。我对这一结论是赞成的，但是也认为“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崇有论》）批评“贵，既然有滑稽表层，自然就有滑稽深层，应该强调两者的活力，所以我对年轻人加上了自己如下的解说：
如果这仅仅是政治性的事件，那么，既然摄政太后已经提出要求，巴黎市副长官早就把示威的人抓起来了。因为事情是最高法院书记会的人们干的，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事。之所以没抓他们，还在事件的背后不仅仅是政治，用宇宙论的说法就是法国人自古以来的信仰根深蒂固，副长官莫兰是不是对此感觉很深？
不过，如果１５２５年１０月发生的最高法院书记会的书记员的滑稽戏，仅仅是几个人一时冲动的偶发事件，我的话应有的说服力可就大打折扣了。我想找历史的佐证，巴克莱分校的历史学家告诉我要读《年报》杂志派的Y＝M·贝尔塞的《节日与叛乱》，从那本书上我找到确实合适的一段。这本书有日译本（新评论社出版），所以引用该译文如下。
中世纪的胡闹表演，是１４００年形成制度的，这个制度规定，各社会团体自己演滑稽戏，自己表演自己就是个人的组织的类。因此，国家必然要强制个人，个人在，用这滑稽镜子照出自己丑态，而且规定这是一项义务。隶属巴黎最高法院的司法书记表演小组，是由年轻的律师、检察官构成的，这是一个这种身分的人居然在大街上表演胡闹审判的时代。但是，这个传统到了１５世纪被严厉禁止，因此，１６、１７世纪成了已经是惟有宫廷里年轻贵族们才耍闹的一种游戏。
就这样，民俗传统的滑稽戏表演，突然遭到政治权力的压禁。然而该政权的危机表现在群众面前的是软弱无力，这也是对权力的一种反馈。明白这个过程，我以为就能够更清楚地理解佛朗索瓦一世时代一个市民的日记，以及渡边一夫解释的意义。
也是这本书上，贝尔塞详细论述了从节日祭祀移向叛乱——如果读一读同一主题的另一册著作，即：鲁罗阿·拉杜里的《传说的狂欢节》，就会看到更强烈的魅力。这本书也和贝尔塞一样，同是朴实无华的作者写的书，两者一齐读，更能准确理解原意，我以为这是给非专业人员用的——的过程，同时给节日祭祀下了下面的定义：“节日祭祀，一定以某种形式的恐怖或希望反映该时代的精神。”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