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日本和日本人在２０世纪就被推到最危险的局面。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我们还不是自甘处于我是无根之草，大发快活汉子那种慨叹的状态。社会状况、时代将我们席卷而去的危险统统向我们袭来，个人无力逃避，如此危机，难道不是今天的现实情况？
新进的年轻作家们，对于新鲜事物的感受以及语言感觉，与过去的作家相比，显示出卓越的水平。他们如果很好地抓住时代，创造出独自的文学，那就明显地超过我们旧时代的文学。同现在的恐怖对抗又怎样生存下去？同这种恐怖相比，能创造出多么大的、多么有保证的希望的根据？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年轻的作家就会自然主动地承担起今天最敏感的时代精神的责任。我相信，他们如此这般创作的文学，也就是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与希望而反映今天核状况下的时代精神的文学，同时代的日本青年肯定以读者心情而翘首期待。我并不要求青年作家们以今天的核状况和日本人的关系直接地作为主题写小说，在把贝尔塞关于节日祭祀的话移到文学上的定义的基础上，“以某种形式反映”这一部分确实是很重要的。我曾几次提到，我编辑了广岛、长崎受过原子弹轰炸的人写的以原子弹为主题的短篇名文选集《未知的将来》。即使类似这样预先限定主题而征集的短篇，作家们也是确确实实地各自构筑了自己的文学世界，并且斑斓多彩，可以这样说，我反倒从中看出受到鼓舞的文学特性。
我对于年轻的作家们的希望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今天的核状况之下，日本和日本人被逼进穷途末路，以及直接给我们带来的恐怖，千万不要仿佛它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不予理睬。隐歧岛的近海上，苏联的GⅡ级弹道导弹潜水舰正在冒白烟。这也许就是不仅使日本而是使整个世界的大雪崩之势走向毁灭而扣动扳机的事故。要敢于直面冒白烟的潜水舰照片上表现的恐怖吧！然后以人的自然本色，满怀与之对抗的希望，为此希望而活跃想象力吧！我想对你们说，在这一过程中你们锻炼的时代精神，即使写的小说是以漂浮于东京的消费生活表层的青春为主题的，也是以某种形式反映了时代精神，使你们的文学优于进退维谷中的同时代文学。
确实有可以示之于众的这类文学表现的例子。“冲绳·通过文学反核反战思考之会”出版的《从岛的空间——１９８４·冲绳·反核反战文学名作选集》中有一篇诗，标题为“回帐篷村——难民收容所时期”。作者牧港笃三是冲绳市的市民，冲绳之战他曾在该地，有此经历，战后在被占领下的冲绳立即把他记录出版的报界人士。他也是把美军政之下冲绳人的心态，以及冲绳人与本土的日本人、美国人之间微妙的阴暗关系，以批判的眼光如实写出来的人。
黎马嫩的巴勒斯坦难民帐篷／那照片是报纸上看到的／仿佛半是辛酸半是高兴／但是飘动的是悲哀气氛／／帐篷之形万国一致／正中竖一根棒，四方打上桩／用绳子固定在现实的砂子上／帐篷村里过日子的人又多又杂／每天纷纷攘攘／／夜间从帐篷里落下星星碎渣／人们的牢骚，仿佛蛴螬鸣叫／这就是民众单位的村庄／月夜使帐篷翻倒／住民弹向空中／／难民一无所有／可算赤贫／但是他们有歌声和哀叹声／不过前途依旧让人担心／／和坐在沙发上，打开取暖器／膝头盖上毛毯的时光大不相同／令人担心呵／帐篷村拥抱着我／传来一股味道／帐篷村露出一张脸向外张望，一张无妆无饰的脸／是个年轻女人的胜／进了帐篷，惟有寂寞的老人脊背／那似乎是人的脊背／早霞升起／帐篷里满是亮光／回去吧，回到帐篷村……
舒缓有致的散文调子——由于那切割式的韵律，表现了冲绳语的声调，和超现实主义心象一起成为诗人的个性——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冲绳在战争结束时的帐篷村，现在的冲绳基地的生活，这三层自然而然地重叠在一起，表现了现实的而且深刻的观照。在冲绳之战巨大的恐怖中活下来的人，既有对前途的担忧、叹息，也有明确的希望，在这里都有清楚的再现，谁都能够理解，这些总体，肯定就是战后立即出现的冲绳的时代精神。以此为主轴，向着现在的黎巴嫩和冲绳的时代精神，而且明确地发出“回去吧，回到帐篷村”的要求救济的呼声……我将要看到，渴望挫败新而巨大的恐怖的呼声呼唤冲绳的时代精神，必将提示给大家。与其说是对年轻的新作家说的，不如说这是对我自己说的更恰当，本土上的日本人的文学，仿佛已经完全离开了这位冲绳诗人的时代精神，而且必须把它看成对我们是致命的缺陷。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种核状况之下居然能够活了下去，那么，我就有个预感，后世史家可能作出这样的概括：２０世纪末也有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并没有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和希望而反映时代精神。而且这种预感一直威胁着我。因为到那时候，我们的文学将被判定，在渡过这核危机上它是无效的。
10 多方面的观察
酷暑的夏季已过，只是感到季节的循环如此，其实并没有觉怎么难熬，不过也确实庆幸一家平安。就在这样气氛之中的一天，晚刊报纸死亡报道栏的一则标题却立刻使我紧张起来。之所以如此，一是事情本身太出乎意料，给我们带来巨大悲痛；二是不知道该怎样告诉身有残疾的儿子。我和妻子仿佛额头碰到额头一般低声商量一番。那条报道是这样写的：“森安信雄先生，日本大学名誉教授，９月２８日下午３点１８分，因肺气肿于东京都板桥之日本大学板桥医院逝世，终年６７岁。／……专业为脑神经外科学。历任第三十届日本脑神经外科学会会长，第十届日本临床电子显微镜学会会长。”当天晚上，我和妻子在先生遗体前得以拜读先生于２１年前写的一页日记。日记上写的是给一个新生婴儿也就是我的儿子作头部手术获得成功的事。完全是科学家的文笔，记叙简明扼要。文章提到当时我这个年轻的毫无经验的父亲，满怀焦虑不安，听到终于度过这个难关时如何高兴的反应。的确如日记所说，由于森安先生出色的手术，儿子才开始明确地走上了生命的道路，我这父亲和儿子一起得救，这种想法至今铭记在心。我记忆之中，当时先生比现在的我还年轻，修养极佳，举止文雅，意志坚定，是一位理智型科学技术家，如此等等印象极深，一位救人的人，这形象特别鲜明。
近２１年之间，儿子的身体不断地出现障碍，我和妻子之所以没有过于胆怯，没有丧失勇气而甘于失败，完全由于先生在紧要关头一定采取适当措施救治和给我们以鼓励的结果。现在先生逝世，我们今后将无所依靠的哀思更深。我们之所以为先生的逝世感到仿佛心灵的支柱折断一般哀痛，是因为有一个智能发育较晚的儿子，但是毕竟随着年龄长大，再加上先生的关怀，他也渐渐适应社会了，现在能在区立福利作业所劳动。我们夫妻悄声说的就是这些话。
说话的次序可能颠倒，快到动身前往吊唁的时间了，我终于告诉儿子：现在从报纸上看到先生去世的消息，并且把那条消息读给他听。开头，儿子好像遭到沉重的一击，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对于报纸上的消息和我的解说，一概不能如实接受。然后也不知道他是发火了还是讨厌我的话，立刻把我的话打断，大喊大叫地说：“过６０岁死了，是可喜的事！”我一时沉默无话，他也不再说什么了。
从先生住宅出来，回家的路上我和妻子去了四喜饭馆①，这是我们家从来没有的习惯，去了这里，是因为妻子太郁闷难解的缘故。难怪她心里烦闷克、卡尔纳普、艾耶尔（AlfredJulesAyer，1910—）等人，因为先生去世对她来说的确是一个巨大冲击，其次便是儿子说的那句话——儿子不过是从过去的学校里或者现在的作业车间偶尔听来的带有厌世情绪的话，在家里像念台词一样重复一下而已——使她非常生气。
①原名“寿司”，与四喜二字恰好谐音。制法是把米饭抖上醋和盐，平摊在紫菜上，再摊上鱼、肉、菜等等，卷起来切成一指厚的片。既可当点心，又可当快餐——译注。
我和妻子之间的谈话当然不可能心情愉快。照顾我们儿子达２０年之久的先生突然去世，但是儿子却说过了６０死了是可喜的事，如此无情无义，妻子为之愤慨是理所当然的。我对妻子说，儿子的话根本不会拿这事当玩笑逗乐，但是，对于他受到此番打击的结果如果不注意费些时间观察下去，只对他这话的表面斤斤计较，是否有些肤浅？比如，我们本来担心儿子一听到这消息可能号啕大哭，弄得我们束手无措，但是还把这消息告诉给他，然而他却把感情深藏内心，保持着表面看起来平静的态度，现在我们都不在家，只留下弟弟妹妹看门守户，他那反应还不是最坏的呢。我这样说着也渐渐和妻子一样陷入忧郁之中。
第二天，因为星期天而不去上班的儿子，一整天什么话也不说，饭也是自己一个人草草了事，吃完在自己的房间一躺“社会生产关系”的连续性上，去论证人的本质是一个社会历，对着电视新闻栏目望着，但是不看节目，向来喜欢听的超短波广播节目也不听了，整个一个人退回到小时候那副模样。星期一凌晨３点左右，住在他隔壁房间的我，心里总是不安便醒了，因为好几次都有前兆——也许是妻子把我叫醒告诉过我，儿子犯病之前也曾敲过墙，反正我醒来去看他的时候，儿子连身也没翻仍在睡觉——随后便是儿子身体僵硬，脖子往后仰，呼吸急促，发作的程度从来没有这么厉害，我只是守在他的旁边，别的毫无办法，等他发作完之后再过一会儿，儿子照例充满感激之情地说：“又是爸爸来救我！”到这时候他的发作完全停止，我把他依旧沉默不语的情况以及他发作的情况告诉妻子之后就睡下了。午饭之前起来一看，儿子在昨天还毫无兴趣的录音机之前摆起架式戴着耳机呢。据妻子说，仔细听了一下耳机漏出的细小声音，好像是肖邦的“奏鸣曲第二号”。下午开始，我们叫他他也答应了，一到晚上，就开始了他那唯一的一项智慧型活动——作曲。五线谱纸上开头就是“M安魂曲，E小调”。
据儿子说，他生下来的时候的重大疾病经先生给他治好，这事他听过无数次，铭记在心，而且自己记事之后一个接一个的难关都是经先生之手才得以度过的。先生作为一位医生，而且对我们多年来始终如一地知己相待，一直受到我们的敬爱，然而我们却突然收到他逝世的消息。这对我们无异于突遭暴力一击。我儿子对于消息本身和告诉他这消息的我，乃至对于外界社会，一律排斥和拒绝，这就是儿子的第一阶段。紧接着便是第二阶段。这种排斥和拒绝持续下去，并且非常顽固从而进入第二天，便是发作。于是以自己最喜好的音乐，通过自作的送葬进行曲的奏鸣曲悼念他所敬爱的人之死，终于以其自作之曲达到他诚心诚意地表达了他内心的哀伤与追悼的情思。最后儿子复归于家庭，乃至复归于社会。关于精神医学，我连启蒙的书都没读过，儿子受到巨大的冲击之后，我观察他从痛苦中恢复过来的过程，我觉得他的发作——我以为类似癫痫——恐怕心理方面的作用未必不处于重要位置。
和残疾的儿子一起生活中，他常常几乎是没有任何预示就表现出幼时的举止，必须观察他的内心世界，而且是尽可能地想方设法地多方面观察他的内心世界，这成了我们家庭生活的基调。这种观察给我们一家带来的效果，是给我们打算从受束缚状态之下把儿子解放出来的设想增加了力量和勇气。这次，我们观察到儿子对森安教授之死是以全身心地接受的态度这一发展过程，才使我和妻子从悲哀的笼罩中回到平静。这样卓越的医生之死，对于许许多多的人来说，当然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日本笔会每年举行“狱中作家之日”，我在今年的集会上讲了话。我明明知道可能受到过分偏于个人经验的批评，但是我依旧从前面写的这件事开始讲起。讲演的题目，本来选定威廉·布莱克预言诗《阿美利加》的一节之中，“锁链拴着的灵魂”那句话。“让转动石磨磨面的奴隶跑到原野去吧。／让他们抬头仰望天空下六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在光辉灿烂的大气中纵声大笑吧。／他们被关闭在黑暗和哀叹之中，３０年的日日夜夜全是疲惫不堪。／他们的脸上连一瞬之间的笑容也没有，让锁链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