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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极其繁荣——尽管从世界经济的构想和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这种繁荣正孕育着种种危险的胎芽——使得日本人在近、现代化进程中培育出的慢性病一般的暧昧急剧膨胀，并呈现出更加新异的形态。关于这一点，国际间的批评之眼所看到的，远比我们在国内所感觉到的更为清晰。如同在战后忍受着赤贫，没有失去走向复兴的希望那样，日本人现在正从异常的繁荣下竭力挺起身子，忍受着对前途的巨大担忧，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奇妙。我们可以认为，日本的繁荣，有赖于亚洲经济领域内的生产和消费这两股潜在势力的增加，这种繁荣正不断呈现出新的形态。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所希望创作的严肃文学，与反映东京泛滥的消费文化和世界性从属文化的小说大相径庭，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界定我们日本人自身呢？
奥登①为小说家下了这样的定义：他们“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在污浊中污浊，／如果可能，／须以羸弱之身，／在钝痛中承受，／人类所有的苦难。”我长年过着这种职业作家的生活，已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弗兰纳里·奥康纳①语）。
①威·休·奥登（１９０７—１９７３），出生于英国的美国诗人，著有《新年的信》（１９４１）和《不安的时代》（１９４８）等诗作。
为了界定理想的日本人形象，我想从乔治·奥威尔②时常使用的形容词中挑选“正派的”一词。奥威尔常用这词以及诸如“仁慈的”、“明智的”、“整洁的”等词来形容自己特别喜爱的人物形象。这些使人误以为十分简单的形容词，完全可以衬托我在“暖昧的日本的我”这一句子中所使用的“暖昧”一词，并与它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外部所看到的日本人形象，与日本人所希望呈现的形象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
①弗·奥康纳（１９２５—１９６４）美国女小说家。
②乔·奥威尔（１９０３—１９５０），英国小说家、社会评论家，著有《一九八四年》（１９４９）等讽刺性作品。
倘若我将“正派的”人这一日本人的形象，与法语中“人道主义者”的日本人这一表现重叠起来使用的话，我希望奥威尔不会提出异议，因为这两个词都含有宽容和人性之义。不过，我们确实有一位前辈不辞辛劳，为造就这样的日本人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他，就是研究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和思想的学者渡边一夫①。在大战爆发前夕和激烈进行中的那种爱国狂热里，渡边尽管独自苦恼，却仍梦想着要将人文主义者的人际观，融入到自己未曾舍弃的日本传统美意识和自然观中去，这是不同于川端的“美丽的日本”的另一种观念。
与其它国家为实现近、现代化而不顾一切的做法不同，日本的知识分子以一种相互影响的复杂方法，试图在很深的程度上把西欧同他们的岛国连接起来。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劳作，却也充满了喜悦。尤其是渡边一夫所进行的弗朗索瓦·拉伯雷②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①渡边一夫（１９０１—１９７５），日本的法国文学专家、评论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江健三郎的恩师。
②弗·拉伯雷（１４９４—１５５３），１６世纪法国文艺复兴文学的代表作家、医师、人文学者。
年轻的渡边在大战前曾在巴黎留学，当他对自己的导师表明了要将拉伯雷译介到日本去的决心时，那位老练的法国人给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青年下了这样的评价：“L′enCtrepriseinouiedelatraductiondel′intraduisibleRabelais”即“要把不可翻译的拉伯雷译为日语，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企图”。另一位惊讶的帮腔者则更为直率地说道：“BelleentreprisePantagrueline”，即“这是庞大固埃①式的、了不起的企图”。然而，在大战和被占领期间的贫困、窘迫之中，渡边一夫不仅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程，而且还竭尽所能，把拉伯雷之前的、与拉伯雷齐驾并驱的、还有继他之后的各种各样的人文学者的生平和思想，移植到了处于混乱时期的日本。
①拉伯雷的代表作《巨人传》中的巨人王。
我是渡边一夫在人生和文学方面的弟子。从渡边那里，我以两种形式接受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一是小说。在渡边有关拉伯雷的译著中，我具体学习和体验了米哈伊尔·巴赫金①所提出并理论化了的“荒诞现实主义或大众笑文化的形象系统”——物质性和肉体性原理的重要程度；宇宙性、社会性、肉体性等诸要素的紧密结合；死亡与再生情结的重合；还有公然推翻上下关系所引起的哄笑。
①米·巴赫金（１８９５—１９７５）前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
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我得以植根于我置身的边缘的日本乃至更为边缘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后，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亚洲这块土地上一直存续着的某种暗示——自古以来就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我所说的亚洲，并不是作为新兴经济势力受到宠爱的亚洲，而是蕴含着持久的贫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亚洲。在我看来，文学的世界性，首先应该建立在这种具体的联系之中。为争取一位韩国优秀诗人的政治自由，我曾参加过一次绝食斗争。现在，我则对中国那些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们的命运表示关注。渡边给予我的另一个影响，是人文主义思想。我把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精神”相重复的欧洲精神，作为一个有生气的整体接受了下来。像是要团团围住拉伯雷一般，渡边还写了易于读解的史料性评传。他的评传涵盖了伊拉斯谟①和塞巴斯齐昂·卡斯泰利勇②等人文学者，甚至还包括从围绕着亨利四世的玛尔戈王后③到伽布利埃尔·黛托莱的诸多女性。就这样，渡边向日本人介绍了最具人性的人文主义、尤其是宽容的宝贵、人类的信仰、以及人类易于成为自己制造的机械的奴隶等观念。
①德·伊拉斯谟（１４６６B６７—１５３６），荷兰文学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文主义者，著有《格言集》（１５００）、《痴愚神礼赞》（１５１１）和《对话集》（１５１８）等文学作品。
②塞·卡斯泰利勇（１５１５—１５６３），１６世纪法国人文主义者、新教神学家。
③玛尔戈王后（１５５３—１６１５），１５７２年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结婚。
他勤奋努力，传播了丹麦伟大语法学家克利斯托夫·尼罗普的名言“不抗议（战争）的人，则是同谋者”，使之成为时事性的警句。渡边一夫通过把人文主义这种包孕着诸多思想的西欧母胎移植到日本，而大胆尝试了“前所未闻的企图”，确实是一位“宠大固埃式的、了不起的企图”的人。作为渡边的人文主义的弟子，我希望通过自己这份小说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人及其接受者，从个人和时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我刚才说过被日本人的暖昧“撕裂开来”这句话，因而我在文学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图医治和恢复这些痛苦和创伤。这种工作也是对共同拥有日语的同胞和朋友们确定相同方向而作的祈祷。
让我们重新回到个人的话题上来吧。我那个在智力上存在着障碍、却存活下来的孩子，在小鸟的歌声中走向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世界，并在其中成长，终于开始创作自己的乐曲。我认为，他最初的小小作品，无异于小草叶片上闪烁着的耀眼的露珠，充满新鲜的亮光和喜悦。纯洁一词好像由in和nocea组合而成，即没有暇疵。光的音乐，的确是作曲家本人纯真的自然流露。
然而，当光进一步进行音乐创作时，作为父亲，我却从他的音乐中清晰地听到了“阴暗灵魂的哭喊声”。智力发育滞后的孩子尽了最大努力，以使自己“人生的习惯”——作曲，得以在技术上发展和构思上深化。这件事的本身，也使得他发现了自己心灵深处尚未用语言触摸过的、黑暗和悲哀的硬结。
而且，“阴暗灵魂的哭喊声”被作为音乐而美妙地加以表现这一行为本身，也在明显地医治和恢复他那黑暗和悲哀的硬结。作为使那些生活在同时代的听众得到医治和恢复的音乐，光的作品已经被广泛接受。从艺术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治愈力中，我找到了相信这一切的依据。
我无须仔细进行验证，只是遵循这一信条，希望能够探寻到一种方法——如果可能，将以自己的羸弱之身，在２０世纪，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们的苦难。我还在考虑，作为一个置身于世界边缘的人，如何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展望世界，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
（许金龙译）
颁奖辞
歇尔·耶思普玛基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大江健三郎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倾力描写光。讲述人蜜（蜜三郎）因为长子出生时就患有严重的先天性脑功能障碍，夫妻关系不和，就与渴望成为激进派活动家而壮烈捐躯的弟弟鹰（鹰四）一起回到故乡四国，来到祖祖辈辈居住过的、偏僻荒凉的山谷。
一天夜晚，蜜看见弟弟在性兴奋的刺激下赤身裸体地在新雪甫降的雪地上转圈奔跑，身子在雪堆上翻转滚动。此时此刻，鹰就是一个世纪前农民起义领袖叔祖父的兄弟，就是现代暴动的煽动者。几百年间的风云变幻都凝聚在这一瞬间。有人认为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应当感到同周围世界的和谐一致。人，从这个场景可以窥见大江叙述的精采，他把发生在两条不同的时间轴上的一系列事件准确地推向悲剧的顶峰。还有人认为，这种手法的运用是把过去交织进现在的一例。人物重新出场，情节展开变化。大江的作品中，这种为数众多的来自过去的挑战不断地呼唤着新的回答。我们真切地回想着逃避到祖祖辈辈居住的僻远的深山、一个世纪前的农民起义、龃龉不睦的兄弟间的紧张关系、孩子的残疾造成的精神打击。
核武器的悲惨后果是与脑功能障碍的儿子问题自然相关的另一个主题。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等这些大江从萨特中获得的哲学要素贯彻作品的始终，形成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但是，大江也提出了另外的主张，即应该认识难以捉摸的混沌不清的现实，这就需要“模特儿”。
这种连续不断的反复逐渐形成其作品的特征、特色，从而导致更加宏大的作品构思。读一读《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MBT森林的神奇故事》等长短篇小说以及去年译成法语的《致令人眷念的年代的信》，就可以明确这部作品的位置关系。为了创作幻想式的自传，大江采用了日本第一人称小说的写作技巧。
大江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部小说百分之八十的情节是虚构的。对于讲述人的人生绝对必需的人物吉哥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创作，他以与实现留在祖先的森林里耽读但丁这个梦想的讲述人截然相反的人物形象而出场。于是先前的作品重新映照着新颖的文脉的新光，获得公正的位置。例如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不仅改变了吉哥服刑十年的犯罪形式，而且也变更了祖先生活的有关资料。
我们处理大江作品中连续出场的作品主题以外的东西。作品群在一个伟大而精巧的构思中互相感应、变换。从这一点上可以说，这位作家不仅仅在写书，而是在“构筑”作品。如果再补充一句，就是大江在他的新著《熊熊燃烧的绿树》中，将焦点重新对准父亲与智力功能障碍的儿子之间的共生，从而把他先前的整个题材颠倒过来。他以反论语言“Rejoice！（高兴吧！）”结束全书。
也许大家会以为这是严谨缜密的构思，其实并非如此，莫如说这种固执的尝试似乎产生于富有诗意的迷恋。大江说他的创作是驱除自我内心中恶魔的一种方法。我祈愿他的驱邪不会成功……。然而从与恶魔的搏斗中产生的作品超越了作家的意图获得以外的成功。
大江说他的眼睛并不盯着世界的听众，只对日本的读者说话。但是，其中存在着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契机、崭新的见解、充满凝练形象的诗这种“变异的现实主义”。让他回归自我主题的强烈迷恋消除了（语言等）障碍。我们终于对作品中的人物感到亲切，惊讶其变化，理解作者关于真实与肉眼所见的一切均毫无价值的见解。但价值存在于另外的层次。往往从众多变相的人与事中最终产生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