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祸为顶点的败北，终于结束太平洋战争。而战败之后的再出发，我认为把这（a）（b）（c）等条件全都颠倒过来才是基本态度，实际上新宪法也是这样显示的。
但是，战后３９年之间，日本人朝着逐渐地消除太平洋战争败北经验的方向前进了。对亚洲实行经济推进并使之正当化的思想，并且向一直称为工业化社会的欧洲、美国等先进国家前进一事，使明治以来的现代化大大加速，从而更加西方化了。因此，它给国内、国外——特别是亚洲地区——带来了一方面是荒废，另一方面又是过剩的经济繁荣。
直到太平洋战争之前这一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人之中也曾有逆时代潮流认为不该如此西方化的反省。开头提到的渡边一夫的文章就是极好的例子。他身居德国同盟国的日本，还在法国被纳粹德国打败的时候，当他看出日本人追求的西方化样板不容置疑确属纳粹德国的时候，就站在战败国法国一边了。他引用瓦雷里在母校赛特高等学的讲演，期待着“精神自由和文化的精致产物”不衰退下去，表示出他对于日本日益扩大的纳粹德国式的“知性的强制”予以抗争的觉悟。渡边一夫对于法国的复兴乃至良好的欧洲传统是确信不疑的。他在法西斯主义的日本处于痛苦的孤立之中摸索另外一条西方化的道路。
但是，大势所趋的日本现代化即西方化，大踏步前进的结果，是把日本推到遭受原子弹轰炸，最后终于战败的位置。引起这场战争的势力，当然由日本法西斯主义负责，然而与之相对抗而制造出原子弹的却是西欧的科学。投原子弹和遭原子弹袭击的两个营垒，在一律归结为西方化的紧张关系上，１９４５年夏曾经隔海对峙。日本为了实现西方化，和帝国主义膨胀期的西欧展开比赛似地侵略亚洲，结果成了民主主义国家的敌人，终于落到受原子弹轰炸的地步。这个责任不应该追究西方化，始终应该归结为日本的现代化，这样的反论就是不是可能更多起来？我在这里要记下一笔，现在的欧洲并没有摆脱核战力的论理而获得自由。如果欧洲主动地放弃核战力的论理，出现提示新道路的大国，那么，我以为对于日本来说，可称得上最受欢迎的西方化的典范。现在欧洲各国消灭核武器的民众运动，就是为创造这样的典范，以民众运动的规模向日本人号召的。
然而今天的欧洲人某些阶层希望日本化成为现实。成为这种日本化典范的日本人，一定是我前面提到的，把１９４５年战败痕迹一点一点地消除干净，自我与事业具有成就，完全符合工业技术先进大国称号，足以代表此种倾向的典型式日本人。但是我倒觉得这种人倒是特殊的，并非普遍。尽管这样，这种特殊的日本人，面对再生产时，因为我国教育失衡，也不能不考虑到前面提到的瓦雷里说过的话。谁也不能否定，日本经济成长的结构是培育这种类型人物的基础，比如驻在欧洲的商业精英们，以及同他们息息相关的汽车制造厂、电视机制造厂的经营者们无不都是特殊的日本人，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实际情况是欧洲人把这样的日本人作为素材，创造出经过加工夸大的典型人物，通过他们构想实验性的日本化。
总而言之，欧洲人在工业技术社会的先进国之间的国际竞争上，不过是为了强化战线检验自己而已。实际上是他们在应付核战略的脆弱性而自己找出了种种缺陷，把这些缺陷一一投影，把它的负面综合在一起，设想出把这些减号变成加号的典范，也就是说，把自己的不足之处——我以为这是沿着以往欧洲文化的规范而来的，这种不足之处反而值得引以为自豪——的诸般因素反过来变成一切具备的存在，为了学习这种架空的典范而喊的日本化。我倒觉得，作为工业技术社会处于零丁飘摇的领域，人称位于衰退状态的“纯文学”的作家，特别应该这样考虑才是：对上述日本人形象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热心地使日本比西欧眼中的日本更日本化的类型人物，才是使现在我国工业技术社会更加繁荣的支柱。因此，我以为西欧提出的日本化这种现象展示给我们时，同西欧人设想的基本典范式的特殊日本人形象大相径庭，然而实际上日本化已经在欧洲看到，应该认真地听一听对方就这种现象的说明。特别是从目前非常活跃的经济交流现场，从和日本人有接触的西欧人那里，他们不停地制造日本人形象展示给我们，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不可重逢的进行自我批评的契机。而且，如果西欧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形象，对于未来同西欧的良好关系有害，那就必须考虑到这形象会立刻开始固定化，所以必须马上努力把它打碎。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回答可能会有这样的提问：那么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希望将来向欧洲提示的，与西欧人能够共同理解的日本、日本人的典型是怎样构想的。我认为，那应该是对于未来的日本人有效的典型，同时对亚洲、对欧洲也是有效的典型日本人。如果把日本化一词扩大使用，那就必须构想这样的日本人典型：以这种新的日本人典型为基础的日本化，不论对于亚洲也不论对于西欧，包括经济在内，都能当作使诸多领域活性化的方法采用。假如这样的构想能实现，那么，这新的日本人典型不论亚洲圈内西欧圈内都认为确实是真正国际人的日本人，而且与此同时，从日本的大城市发展到地方城市，乃至在农村、渔村，共同努力培育出众多的这类日本人典型。
这种梦想中的日本人典型会有么？欧洲人亚洲人可能半是嘲弄地提出这样的反向。但是我认为，至少不妨在日本人相互之间提出试问和试答，必须摸索培育这确属高层次日本人典型的构想，不然，倒不如一开始就停止有关新日本人典型的构想更好。我要重复地说，渡边一夫还在日、德、意三国同盟以及大政翼赞会刚刚起步那一年，当时国际、国内正是控制极严的时候，而他却对于战败的法国坚守“精神的自由与文化的最精致的产物”的人们精诚所在确信不疑，而且坚信他们的国家一定扭转败局获得最后的胜利。
我还希望对于我开头谈的井伏鳟二等等日本作家们——其中有自己在广岛被炸，定出遭受原子弹灾难证言式作品之后，一个是自杀的原民喜，一个是堪称刀折矢尽哀哀病死的大田洋子，还有和在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同学们生活在一起，以一个亲身遭灾的妇女自述形式不断地写出作品的林京子——想想他们作为核时代的日本人的想象力。也许这个话题很简单。如果西欧人说我了解这么多的日本商界人士，那么，我想与比同时，索性回答他希望了解这些日本作家的工作，从这种情绪出发我才协助英译了前边提到的短篇名文选集的工作。
课题不仅限于原子弹灾害，日本各种各样乃至出于地方自己构想——比如具有独自历史的冲绳当地民众各种运动所显示的政治、文化运动中反对天皇中心，同日本的现代化＝西方化正面冲突——的反公害、环保课题等等，都和提示新日本人典型的具体例子有联系，范围极广。我想，对于如此关心日本和日本人的西欧人这般盛情应予回报，才把这些展示出来。
实际上围绕着“西方化和日本化”这一主题，我在编造自己的提案，同时也常常参加这类国际研讨会，但是常怀忧惧的是，同西欧乃至国内多种领域的人们在关心的方向上也许存在分歧。不过，如果真是这样倒不坏，我从他们的批评中会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高兴地出席国际研讨会。
而且，如果可能，我想提出既不同于西方化也不同于日本化，可以说超越这两化的第三条道路的××化这一构想，希望通过研讨会看看反应如何。因为我经常想到，如果不实现这条道路，对于将来的日本和日本人来说，（a）在国内没有活路，（b）在亚洲也没有活路，（c）从现在设想的欧洲接受日本的情况来看，向未来发展的活路也没有。
大部分有能力的日本人，把太平洋战争失败这个分节点不当作开始转换方向的始点，而是把它当作一时的保留期间搁置起来，然后是重新加速进行西方化。然而这加速西方化使日本获得工业技术最先进国的位置，经济繁荣达到顶点，难道这不是第二次走上无法再次前进的奇怪路程即将摆在眼前了么？这种怀疑又有谁能够轻而易举地否定得了呢？而且，核时代最近的将来，日本第二次的“战败”，与亚洲的崩溃乃至世界的崩溃难道没有联锁作用的性格么？
去年秋天，我在巴克莱和斯坦福两校作了基本精神大致如上的讲演。当时，一位看来很聪明的日本留学生提出反问：为什么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必须从以前的太平洋战争的败北中吸取教训？现在日本新的繁荣不是把战败的痕迹一扫而光了么？于是我作了如下的回答：你还年轻，你的历史中还没有失败的经验吧？但是我已经不年轻了，我知道，除了失败的经验之外不想学别的了。我附带说一句，日本乃至整个世界，不是已经并不年轻了么？
04 百年之《迷路》和《新时代》
年轻时候读过某一文学家、思想家的作品，而且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后来因为对他不再关心，就把他的书放在书库的最深处了。现在想找出来读，与其费时间去找，莫如再买一本来得快，因为那书不少，不难买。上星期我在神田的西文书店二楼旧书部找到一本这类的书；T．S．艾略特①的《关于诗与诗人》，使我感到亲切的是，和我初读的版本绝对一样。（Fdber）
我因为打算在一个集会上讲话的时候引用收在这本书最后部分的“叶芝论”②末尾一段，所以才到神田来的。“有的诗人们的诗，或多或少地同其他的关系脱离，可以认为，读了它能给人以经验和喜悦。有的诗人们和这些诗人不同，他的诗同样能给读者以相同的经验与喜悦，但是他们的诗却有巨大的历史重要性。叶芝便是后者之中的一位。他的历史是他们本来面目的历史，一个时代的意识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就不能理解那个时代，而叶芝便是这少数诗人中的一位。”
①艾略特（Eliot，ThomasStearns，１８８８——１９６５），英国诗人、评论家，１９４８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注。
②叶芝（Yeats，WilliamButlerm，１８６５——１９３９），爱尔兰诗人、剧作家，１９２３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注。
我是想在５月举行的“祝贺野上弥生子①先生百岁寿辰”的会上，作为迟生５０年的后进者致祝词时引用这一段。我最近重读了先生的巨作《迷路》——我之所以把这岩汲文库版四册书放在任何时候想拿便可信手取出的地方，总而言之表明了我对这位大作家的关心总是常生常新——就足以说明，人们对叶芝的赞誉之词，恰好和我称颂野上弥生子先生的感情一样，而且这感情一直持续到今。
①野上弥生子（１８８５——？）英国文学家野上丰一郎之妻。与其夫同为夏目漱石门下弟子。作品多种。其代表作为社会题材从战前写到战后的长篇巨制《迷路》——译注。
野上弥生子表明的一个时代的意识，实际上就是日本一脉相承长达百年之久的现代化意识。我以为通过她的作品和她的全部生涯，才能实实在在地理解百年现代化的时代和意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她的作品的历史重要性是无可动摇的。实际上，读《迷路》直接感受的经验与喜悦是丰富多采的，我怀着一腔敬意读它，而且我还从小说看到它富有极其罕见的通俗性。具备堪称一种才能的通俗性，这样的作家往往与时代的权力结合开始起步的，但是野上弥生子却有比权力更大的视野，这才是百年现代化进程之中独具明察的思想家。现实告诉我们，在这百年现代化之间，和野上弥生子比赛持久竞走而未落伍的强权还不曾有过。
唯一的一个象征性权力天皇制，一直保持下来——战前也统帅军部而有绝对权力的天皇既然是神，就更只有象征性的权力，我说新宪法的象征一词的多义性是有所考虑的——这一点，应该提到。唯其如此，野上弥生子的作品《迷路》上明示了野上独自明确的天皇观，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构成《迷路》中心的青年男女们，各有时代的刻痕，每个人都是时代意识多样表现的一个侧面，生与死的痛苦接连不断。政界和金融界干将里的中年男士们和他们的妻子，也不可能在时代浪潮之中有自由。但是，有一位专心致志于能乐①研究，除此之外心不旁鹜，超然于时代，而且对于未来独具透彻的现实主义眼力的老人江岛宗通。他对于在樱田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