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停下来不走了，而我也停下来。他看着我。
我说：“约翰·柯里。”
“哦，……是的。我记不起这名字了。”
“柯里。约翰。”
“是的……我现在记起来了。你是那个受伤的警察。”
“对，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你不是一个纽约市的侦探吗？”
“是的，先生。被麦克斯威尔警长聘出来帮忙。”
“我明白了。”
“那么，戈登夫妇提到过我。”
“是的。”
“他们说了我什么好话吗？”
“当然他们说了，但我不怎么记得清了。”
“我们实际上见过一次。七月份。你在你那大房间里开了一次大的尝酒会。”
“哦，是的……”
“你穿一件紫色西服和一条饰有葡萄藤图案的领带。”
他瞟着我。“是的，我想我们确实见过面。”
“这是无疑的。”我向四周卵石地看去，评论道，“如今每个人都有四轮传动装置了。那边是我的。它说法语。”我解释说，当我遥控发动时。我问托宾先生，“你的白色‘保时捷’在那边吗？”
“是的，它在那边。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只是想它有可能是。你是一个‘保时捷’型的家伙。”我伸出手，我们握手。我说：“我可能会在你的晚会上看到你。”
“我希望你发现是谁干的。”
“哦，当然我会。我总是这样。Ciao①。Bonjour。②”
“Bonjour就是你好。”
“好的。Aurevoir。③”我们分手了。我们的脚步嘎吱嘎吱踩在硬石路上。朝相反的方向去。蜜蜂追我到车边。但我迅速钻进车里，开走了。
我想着弗雷德里克·托宾的事。这个业主，“保时捷”，所有美的事物的鉴赏者，当地的大腕，死者的熟人。
我的职业敏感告诉我他很滑溜。我不应该再花一分钟考虑他。关于戈登夫妇为什么被谋杀和谁是凶手，我已推出的理论没有一条符合托宾先生。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要继续跟踪这位绅士。
①意大利语，再见。
②法语，你好。
③法语，再见。
第17节
我沿着主干道向西开，一边试图读懂汽车驾驶手册。按了几下挡泥板的按钮，那边的“指示”框上便显示所有数据，百分之百的美国性能。这应该是坐在车子前座上能做到的最有趣的事。
当下我感觉技术上长进不少，于是拿自己的蜂窝式电话打通我的电话留言机。“我告诉你，要是那些人现在看到我们正驾车经过这些旧农庄和村落——”
这时留言机答道：“您有三条留言。”
有一条一定是贝思留的，但事实上是麦克斯。他重申我不要再管这案子，叫我回个电话，我可不愿意。第二条来自法纳利：“晴！约翰·柯里，听我说，如果你需要从那儿脱身出来，只管叫我。同时，我有一些关于开枪者的线索，所以我不想到处张扬，除非你需要帮助。为什么这么多人想杀死我的搭档？嗨，我和沃尔夫私下谈过了，他不相信电视上的人不是你，而且说有消息证实是你，要你接受他的质询。我建议他监听你的电话，现在就是了，可要少惹麻烦。”
“谢谢。”
最后一条也不是贝思的，正是我的顶头上司安德鲁·沃尔夫中尉。他只讲了句，“望你尽早回个电话给我。”事情不妙。
我怀疑纳什和沃尔夫是否真认识，但无疑纳什的确已告诉沃尔夫电视上的人就是约翰·柯里，而且正在疗养期间破一起凶杀案。所说的都是事实，我猜测沃尔夫正想从我这得到解释。我想自己能解释是怎么卷进这起案件的，但很难解释为什么沃尔夫中尉在约翰口中却成了个傻瓜。
前后思量了一番，看来最好是不回电话，也许应该找律师。没有做好事不受惩罚的，我是说，我在竭力做个好公民，丽说服我卷入案件的那家伙，我的伙伴麦克斯，窃取我的脑力劳动的成果，又让我同联邦特工搞可恶的竞争，甚至还把我的徽章取走了，事实上他从未给过我徽章。贝思还是没有电话。
我一直提醒自己做个英雄，但我确信遭到枪击不会是英雄行为。还是孩子的时候，只有向坏家伙开枪才是英雄，可眼下每个生病的，遭劫持或枪击的都成了英雄。可我如果能利用这次英雄事迹摆脱可恶的麻烦，我当然会做。问题是媒体创造的英雄只有大约九十天的短命，我在四月中旬遭枪击，也许该通知我的律师了。
现在我正从卡桥格村开往城区，如果你不注意我的车一下子就会开过去。这个村庄历史悠久，古雅干净，与大多数村庄一样繁荣，我猜部分原因在于葡萄酒生意。大街上拉着各式广告的横幅，比如每年一度的东区港海洋节，还有在霍顿角灯塔举行的伊索托普爵士舞专场音乐会。多的就不用说。
嗯，夏天正式结束了，对于当地居民和一小部分的游客来说秋季也有许多事可做。我总怀疑这儿每年十一月都要举行一场只对本地人开放的大型聚会，名字就叫“北福克居民庆祝游客滚蛋的狂欢节。”
就这样我一边慢速开车一边留心那幢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的房屋，我记得在主干道附近。大路的南面是有村庄的绿化带，宣称坐落有纽约最古老的房子，标志上写着大约在一六四九年。这儿看上去不错，我驾车沿着一条窄道穿过绿化带，上面坐落着一些由老式隔板和木瓦砌成的建筑物，幸亏没有颈手枷、木桩、浸水凳或者其它早期美国人为受虐和施虐者准备的公共陈列物。
终于我看见离村庄绿地不远处有一间白色大房子，隔板制的，很像一间大楼，前面有几根高高的白梭子。草坪上竖着一块木制齐乎达尔风格的标志牌，写着“匹克尼克历史协会”几个字，下面写着“博物馆”和“礼品店”，“店”字拼成了两个“p”和一个“e”。我曾经赢过一次拼宇游戏，里面就有这个词。
由两条短链子悬着的另一张标志牌上则写着这家博物馆兼礼品店开放的日期和时间。劳动节之后，只限于周末和假期开放。
牌子上有个电话号码，我便拨了这个电话，是录音信息。一个女人用仿佛录于一六四0年的声音重复着时间、事件等情况。
我可是从不让别人的日程耽误自己事的人，于是下了车拾级走上大门厅，敲敲古旧的黄铜门环。我使劲撞击了一下，但似乎周围都没有人，那边的小型停车场也没有车子。
我又回到车里，拨通新朋友玛格丽特·威利的电话。她接了电话，我说：“威利夫人，早上好，我是柯里侦探。”
“你好。”
“您提到可能去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的博物馆看看，我整天都在想这个事。您认为今天去可以找到负责人谈话吗？主席叫什么？威瑟斯布恩？”
“叫怀特斯通，爱玛·怀特斯通。”
“对，今天能见到她吗？”
“不知道……”
“我为什么不打电话给爱玛·坏特斯通——”
“我来打，她可能会同意在博物馆里见你。”
“太棒了。非常感激——”
“我怎么找您？”
“听我说，过十到十五分钟我给您回电话，我现在在车里，但得停下来给母亲买件礼品，今天是她生日。嗨，我打赌你们博物馆里一定有个礼品店。”
“的确有。”
“太好了，顺便说一声，我和哈里叔叔谈过并转告了您的问候。”
“谢谢。”
“他说向您问好，并说离开此地时会打电话给您。”我没提哈里叔叔已经失去性能力了。
“太好了。”
“对，那好，如果怀特斯通夫人或者历史协会的其他负责人上午能见我的话我将深表感谢。”
“我尽力而为，也许得亲自去。”
“麻烦您了，也谢谢您昨天的帮助。”
“不用谢。”
我险些忘了谢她：“那十五分钟后我再打过来。”
“今天你朋友在你身边吗？”
“我的搭档？”
“对，那位年轻女士。”
“她过会儿就来。”
“她令人愉快，我喜欢和她交谈。”
“我们打算结婚。”
“多么不幸。”她挂了电话。
噢，就这样吧。我又把车子挂上挡，那个女性声音又回来了，叫我“取消紧急刹车装置”，我依言照办。我又玩了一会儿计算机，想把这套选择系统删掉，希望那个声音说，“你为什么要杀死我？不喜欢我吗？我只是想帮你。”
要是车门被锁、油踏板又掉到地板上该怎么办呢？我边想边把驾驶指南扔进皮套箱里。
我将车往南开上“臭鼬路”，名字很有趣，接着又穿过通向拿骚角的堤道。
开到戈登家所在的街道时我注意到麦克斯那辆白色吉普停在犯罪现场外。于是我转进墨菲家的车道，开出了戈登房屋的视野。
我把车径直开到墨菲家的后院，看到他们都在看电视，那间屋又被称做佛罗里达式，相对于原先房子是一种遮窗式的沿伸。电视正放着，我敲敲纱门。
埃德加·墨菲站起来，看见是我，便打开门说：“又回来啦？”
“是的，先生，我只需占用您一会儿时间。”
他挥手让我进去，墨菲夫人站起来随便打了个招呼，电视还在放着。那一瞬间我仿佛置身于佛罗里达父母的家里——同样的房间，同样也开着电视，甚至人也相似。不管怎样，我得问问他们：“请描述一下你们在六月份看到停在隔壁的双座轻型汽车。”
他们俩都讲了一番，但描述能力有限。最后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随手拿张报纸让他们把汽车的轮廓画下来，但他们说设法画。我便给他们画了辆“保时捷”的外形。本来是不可以像这样引导证人的，可这又算什么。他俩点点头，墨菲先生说：“是的，就是这样，又大又宽，像个翻过来的洗衣盆。”墨菲夫人也表示同意。
我又从口袋里取出托宾酒厂的宣传册子，折起来只显出厂主托宾的一张黑白小照片。我不让他们看到整个册子，防止他们告诉每个熟人警察正怀疑托宾谋杀了戈登夫妇。
墨菲夫妇仔细看了看照片。同样，这种不把其它照片和这张混合在一起的做法也是误导证人的行为，可我早巳没有时间和耐心去照章办事。但也没有说：“这就是你们看到的在车里的男人？”
可这时墨菲夫人却说：“我看见的就是这个男的坐在车里。”
墨菲先生也赞同，并且问我：“他是嫌疑犯？”
“不，先生。那好，对不起又打扰你们了。”我又问道，“有人试图向你打听过这个案子吗？”
“没有。”
“记住，除了麦克斯威尔局长，我和彭罗斯侦探外，不要和任何人谈这件事。”
墨菲先生又问道：“她在哪儿？”
“彭罗斯警探？她得了孕妇晨吐症，在家休息。”
“怀孕了？”艾格尼丝问道。
“大约一个月了，”我答道，“好——”
“可我没见她戴结婚戒指，”她又说。
“您知道现在的年轻女性是如何处世的。”我伤心地摇摇头，接着说，“那好，再一次感谢你们。”我很快退出来，回到吉普里驾车离去。
显然托宾先生到过戈登家不止一次，可是他似乎并没有回忆起六月来过。但也许并不是他，也许是另一个长着黑胡子的男人，开的也是一辆白色“保时捷”车。
也许我应该查查为什么托宾先生要撒谎。
我又打通留言机，又有两条新信息。第一个是麦克斯打来的：“约翰，我是麦克斯威尔警长，也许我还没有使你清楚地明白目前你的处境。你不再替市镇工作了，好吗？我接到托宾律师的电话。他们很不满意，懂吗？我并不确知你和托宾的谈话内容，但我认为那应是你和他之间的最后一次官方会谈。给我回个电话。”
有意思。我所做的一切正是在帮忙，而且也是被本地的老伙伴们叫回家乡的。
另一个则是我前妻打的。她叫罗宾·潘恩，名字对她很恰当，碰巧也是个律师。她说：“约翰，你好，我是罗宾。我想提醒你我们一年的分居在十月一日结束，到时我们将依法离婚。你会收到邮寄去的判决书复本，不需要你签名或者做什么即自动生效。”她又用柔和的音调说，“嗯，十月之后我们是不会构成通奸的，除非你又结婚。可是在你收到判决书之前不要结婚，否则是重婚罪。在新闻上看见你了，听起来案件挺吸引人，保重。”
对，顺便说一声，罗宾曾是曼哈顿地区的助理检察官，由此我结识了她，我们在同一阵营的。可她变换立场，在一个大名鼎鼎的辩护律师那儿要了一份高薪工作，那个律师欣赏她在法庭上的风格。也许不只喜欢她的风格。可从那开始，我们的婚姻变成一种利益冲突，我是说当我努力把那些渣滓们关进监狱去时，和我共枕的女人却在试图使他们道遥法外。终于有一次我再也不能忍受，她替一个重要毒贩子辩护。那家伙除了在美国犯法外，哥伦比亚警方也因贿赂一名法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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