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弯腰仔细看着书里的那张褪色的稿纸，读道：“亲爱的玛莉，不要相信关于我和法恩斯华斯太太的传言，我对你诚信忠贞，你呢？爱你的丈夫乔治。”
她大笑起来：“上面可没这么说。”
“看上去像这样。”
“来，我读给你听。”她把夹子拉了过去，说，“这是一封一个叫菲利普·雪莱的人写给钦命总督贝拉蒙特公爵的，时间是一六九八年八月三日。”她把那封我无法破译的信读给我听，里面尽是“老爷”、古语的动词“有”和“您卑下的仆人”这类话。那家伙在抱怨处理一块土地纷争时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我是说，这些人横渡大洋来到新大陆以后仍然有在萨斯沃德时一样的苦恼。
我对怀特斯通女士说：“很感人。”
“这有什么，你可以在几个月内学会，我用两个月教会了弗雷德里克，现在他连注意力间距都没有了。”
“真的。”
“语言并没有手稿和拼写那样难。”
“对，”我又问她，“你能给我一份会员名单吗？”
“当然。”我们走进办公室，她给我一本乎装的会员通讯录，然后穿上便避。
我问她：“你怎么得到这份工作？”
她耸耸肩，“我不知道……这种工作令人厌烦。也是弗雷德里克出的一个往上爬的馊主意。我本是这儿的档案保管员，我很乐意这份工作，后来他提议我当主席。弗雷德里克想什么就能做成什么，而且我还是个档案员、卖花女兼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的主席和档案保管员。”
“你饿不饿？”
“当然，我给花店打个电话。”她打电话的时候我在四周转了转，听见她轻声说，“下午我可能回不去。”
不，怀特斯通女士，要我说你是可能回不去的。
她挂上电话，我们下了楼。她又说：“我们这儿有小型招待会和晚会，圣诞节聚会很不错的。”
“这使我想起——你打算周六参加托宾先生的晚会吗？”
“也许，你呢？”
“我想我会去的，作为一项职责。”
她建议道：“你为什么不在众人面前逮捕他，用手锗将他带走？”
“听起来有意思，只是我认为他没有做错什么事。”
“我确信他做错了事。”她将我带到前门，外面天气暖和多了。
她锁上门，摘掉那张留言条。我说：“我来开车。”
我用遥控装置启动车子，她说：“这倒不错。”
我说：“远距离引爆汽车炸弹才不错。”
她笑了起来，我可没有开玩笑。
我们钻进我的车。我开始倒车，有意让车门半开，那个女性声音又响了：“驾驶员的边门处于半开状态。”
爱玛说：“这可不怎么样。”
“我知道，听起来像我的前妻。我真想杀死它，我指这个声音，不是前奏。”
爱玛一边摆弄着计算机按钮一边问我：“你离婚有多久？”
“其实十月一日才正式生效，我同时在努力避免通奸和重婚。”
“应该不难。”
我可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这时我将车开出停车场，我对她说：“想去哪儿？你选个地方。”
“我们干吗不保持这份情调找家历史名馆？韦恩将军酒店怎么样？你知道它吗？”
“知道，不就是约翰·韦恩的家吗？”
“别傻了，是疯子安东尼·韦恩，他葬在那儿。”
“怎么疯的？凹凸不平的床垫？”
“不……你不懂历史吗？”
“毫无道理。”
“疯子安东尼·韦恩是一位革命战争时期的将军，领导过格林山的童子军。”
“对，他们的口号是‘我的心在燃烧，你正坐在我的水管之上。’”
爱玛·怀特斯通沉默片刻，我知道她在考虑自己是不是选择对了。未了，她说：“在野猪岭上，我会给你指路的。”
“那好。”看来我们要去一个坐落在野猪岭地方的韦恩将军酒店。我是说，自己能有这个心思吗？不挂念曼哈顿吗？很难说。我要有钱就可以两者兼顾，可我没有许多钱。这使我想起托宾事实上也没多少钱。过去我一直忌妒他，以为他幸福到极点——葡萄、女人和金钱——原来他什么也没有。更糟的是他还欠了债，对于像托宾这种人来说，失去这一切等于失去生命。他也许就要死了，可还没有，而汤姆和朱迪却死了。有联系？也许，这显得有趣得很。
但是时间对我来说已不多，也许还能冒充四十八小时的警察，然后将被关进南侯德警局、纽约或者萨福克县警局。
怀特斯通女士在我沉思的当儿指引起路来，最后她问我：“关于病菌的事他们对我们说的是实话吗？”
“我想是的，不错。”
“和细菌战有关吗？”
“不会。”
“还是毒品？”
“我不能确定。”
“偷窃？”
“看上去像，但我认为和被盗的疫苗有关。”谁说我不是个团队合作者？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摆出这些官方的废话。我间她，“你有其它想法？”
“没有，只是感觉戈登夫妇被杀有某种我们不能理解的原因。”
正是我所想到的，一个聪明的女人。
我又问她，“你结过婚吗？”
“结过，当时上大学二年级，年纪轻轻，一块过了七年。”她又说，“加加看，离婚也有七年了。”
“你二十五岁。”
“你怎么得出二十五岁？”
“难道是四十二岁？”她说：“向右转，我这边。”
“谢谢。”
这是个令人愉快的驾车经历，很快我们就到达野猪岭——却是伸进海湾的一个半岛。有些位于拿骚角的东北部，有时也叫小猪岭。
我注意过这一带地名主要有三个来源——取自当地美国人、英国定居者和房地产经纪人的名字，后者的地图上常有他们自己造的好听的地名，用来代替像野猪岭这样令人发笑的称呼。
我们又路过一个叫卡斯特研究所的小型天文台，威利夫人曾跟我提过。我还了解过这家天文台和它对面的美国印第安博物馆的大致情况。
我问爱玛：“戈登夫妇对天文学感兴趣吗？”
“我不清楚。”
“你知道他们从威利夫人处买过一亩地吗？”
“知道，”她犹豫了一下接着说，“不是个好交易。”
“为什么他们要那块地？”
“我不知道……我一直没搞懂。”
“弗雷德里克了解这个情况吗？”
“知道。”她把话题转到周围环境说，“那边是怀特斯通家族最早的房屋，建于一六八五年。”
“还是你家的？”
“不是，但我打算把它买回来。”她又说，“弗雷德里克本可以帮我忙，可是……后来我意识到他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富裕。”
我没做评论。
拿骚角、野猪岭等类似的地方大多是村舍，还有一些较新的周末度假屋，其中许多用灰瓦盖得古色古香。爱玛说有些田野从殖民地时代起是公共草地，而且到处是树林。我问道：“印第安人友好吗？”
“现在没有印第安人。”
“全走了？”
“全走了。”
“除了康涅狄格州的一部分人在这儿和拉斯维加斯开办了最大的赌场。”
她说：“我有一点土著美国人的血缘。”
“真的？”
“真的。许多旧家族都这样，但他们并不张扬。有些人来找我实际上想从档案里勾掉那些亲戚。”
“不可思议，”我知道有个政治正确的评论方法，可每次我尝试它时，结果都告吹。我是说，这东西每周都在变化，只有一条我用起来没有问题，“种族主义者。”
“由种族引起的，没有必要说成种族主义者。不管怎样，我不介意谁知道我有印第安血缘，我外曾祖母曾是科翘哥族人。”
“嗯，你肤色很好。”
“谢谢。”
这时我们朝那间有着白色护墙板的高大建筑开去，周围是几亩林地。事实上记得我孩提时曾见过这地方一两次。至今脑海里还存有这些童年记忆，如同夏季的静物画，又有点像从取景器中看雪崩一样。我对怀特斯通说：“我想还是个小孩时曾和家里人来这吃过饭。”
“很可能，有二百年了，你多大？”
我没理会她接着问道：“食物怎么样？”
“因人而异。”她答道，“环境不错，偏离大路，没人会看见我们，不会招来非议。”
“想得周到。”我把车开进砂砾车道，停下来，又啪地一下打开车门，发动机还没有熄。这时一阵小铃声响起，车的图式系统又显示出车门的半开状态。我说：“嗨，你关掉了那个声音。”
“我们不想要你前妻的声音厌烦你。”
我们下了车走向酒店。她挽起我的手臂，这令我感到惊讶。
她问我：“你什么时候下班？”
“现在。”
第18节
午餐真是令人愉快至极。餐馆里几乎没什么人，再加上它新近才装修过，所以你可以让想像力尽情驰骋，让时光倒流到1784年，疯狂的安东尼·韦思重重地跺着脚，要人给他上格洛格烈酒，或诸如此类的事。
食物基本上都是美国风昧的，很实惠，一点也不花哨，很适合我的大胃口。而爱玛·怀特斯通也是个实在的美国姑娘，一点也不滑头，这也很合我的口味。
我们不谈论这起谋杀案，也不谈托宾，或是任何令人不快的话题。她的确精通史学，而且她的言谈都让我着迷了。或者换句话说，是从爱玛的嘴里吐出来的历史才能令人愉快地接受。
她谈到了一六四0年带着一群信徒来到此地的令人尊敬的杨斯，此时我想，他们是否搭了新伦敦的轮渡，当我这么说出来的时候，爱玛给了我一个大白眼。后来她继续提到三百年以前曾航行到这片水域的奇德上校和其他不那么为人细的海盗，她还提及因灯塔著名的霍顿家族，并告诉我这家饭店就是一个霍顿家族的人开的。然后，她告诉我关于独立战争将领弗兰西斯·马里安，即沼地狐的故事，她还说东马里安就是由此命名的。我却争辩说，在英国可能也有个镇叫做马里安。但我可没她那么懂行。她又说了一些安德黑尔斯、塔特黑尔斯的家族铁事，甚至还谈了一点关于怀特斯通家族的事，她说她的家族是“五月花”号移民的后代。而且她还告诉我一些如阿比加、乔里、伊察彼德、巴拿巴斯的姓氏，更别提如乔史瓦、塞缪尔、伊萨克之类的姓了，而后者居然不是犹太姓。
保罗·史蒂文斯那像是用计算机程序设定的声音曾使我感到乏味之极，而眼前爱玛那高昂的声音简直要让我沉醉了，更别提她那迷人的灰绿色的眼睛了。不管怎样，他们导致的后果是相同的：都使我的大脑有些反映迟钝。我集中精神去听她讲，并努力去回想那些重要的话，而且还在想为什么当时我会心里一动。但是这也没用。不过，我现在就快要记起来了。
我说：“我觉得安东尼·韦思就在这儿。”
“是吗？说说看。”
“嗯，他就坐在靠窗的那张桌子上，而且他在时不时的偷眼看你。而且他也不怀好意地朝我看，他自言自语道：‘为什么他得到了我没有得到的东西？’”
她微笑了：“你疯了。”
“有吗？会吗？”
“如果你不再犯傻的话，我会教你古英语的。”
“谢谢你。”我尽量学着英语的语调讲话。不知不觉，已经是下午三点三十分了。一旁的侍者都有些不耐烦了。我不喜欢在办案途中分散精力去追逐女人。事实上，案发后的七十二个小时内是破案的关键。但是一个男人总会有些生理需求，再说我又正处在发情期。
我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乘船去兜兜风。”
“你有船？”
我其实没有船，这个谎我可能扯大了。但是我有地产，还有个船坞，我可以说船沉了。我告诉她：“我现在住在我叔叔那儿，一处农场海湾产业。”
“是海边农场。”
“对，我们走吧。”
我们离开了韦恩将军酒馆并开车往我的住所而去，那离霍格湾有二十分钟的行程。
当我们向西行驶在主干道上的时候，她告诉我：“这儿过去叫做皇家大道。独立战争以后改的名字。”
“改得好。”
“更好笑的是，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原先也叫皇家学院，也是在独立战争后改的名字。”
“如果再来一次革命，我还想改掉很多名字。”
“比如说？”
“首当其冲的是我那分套购置的公寓所在的西72街，我想把它叫做樱桃路。这听起来更悦耳。还有，我前妻的那只叫雪球的猫，我想把它更名为‘死猫’。”再来次革命吧，我还想改几个名字呢。”
她似乎要来打断我了：“你喜欢这儿吗？”
“我想是吧。我的意思是，这儿很美，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这种生活。”
她告诉我：“当地有很多怪人。”
“我不是怪人，我是个疯子。”
“这儿也有很多疯子。这儿不是与世隔绝的乡下地方。我认识几个拥有常青藤大学学位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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