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了我一眼，随即又看了看我的四轮坐骑，我猜他一定把我当成印第安那·琼斯之类的人了，因为他紧接着问我：“你要去探宝？”
“不，不，不。我不过是想去那儿同那些树合张影。”
“奇德上校把宝藏埋在了其中的一棵树下了。”
看来，除了我还没有人拿他当回事过。这种事在生活中又太平凡了。我问他：“树在哪儿？”
“有一次，在警察把我们赶跑之前，我们曾挖过一个很大的洞。可惜现在那儿搞了一个公园，你不能在那儿随便挖洞。”
“但我只是想拍几张照片而已。”
“如果你真想挖洞，我会帮你看住警察的。”
“好吧，你来带路。”
他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引路，我开着车跟在后面。那是一条婉蜒曲折伸向南方的路。我们最终在一个海滨公园停了下来，在那儿年轻的母亲们用小报车推着她们正在蹒跚学步的孩子们在散步。我的左边是马蒂塔克湾，更远处是一座小艇船坞。我把车停在路边，下了车我才发现这儿根本没有什么大橡树，有的只是一地灌木丛。这片地北至海滨，东止马蒂塔克湾，西边是一座深人海里的陡崖。我来的那条路的南边是一片高地，那就是所谓的奇德上校的地产。
那小男孩问我：“你的铁锹在哪儿？”
“我不是同你讲过了我只是来这儿拍照而已了吗？”
“那你的相机在哪儿？”
“你叫什么名字？”
“比利。你呢？”
“强尼。这地方没错吧？”
“错不了。”
“奇德树林在哪儿？”
“就在公园里。”
他指向那片广阔的大土地，那显然是一片未经开发的公园用地，也是整个海滨公园的一部分。用我那曼哈顿的眼光来说，这应该叫做自然保护园，而不应称之为公园。不过我还是没有看到那高耸人云的大橡树，于是我说：“橡树在哪儿？”
“在那儿。”他指给我看一片冬青叶栋，野樱桃，还有一些其它种类的草木，但其中没有一种是高于二十英尺的。比利对我说：“你看到那边那棵大树了吗？上回我和杰里就是在它底下挖的。说不定哪个晚上我们还会回来接着干的。”
“这主意不赖，不过现在还是让我们来好好瞧一瞧吧。”
比利把他的自行车往草地上一摔，于是我和我的新搭档就一起行动起来了。虽然草很高，但是灌木丛很是稀疏，所以走过去倒也不费事。比利的地理课显然是学得很糟糕，否则他就会知道这儿仅有的几棵树木根本没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不过，事实上我也没指望能在这儿发现上面刻着骷髅和股骨图形的百米高的大树。
比利问我：“你车上有铁锹吗？”
“没有，现在我只是来探查一下情况而已，明天我们将带个大挖土机来。”
“真的？如果你真找到了宝藏，你可要和我分享的！”
我尽量学着海盗的口吻说：“年轻人啊，一旦我找到了宝藏，我定要割断所有向我索宝的人的喉咙。”
比利用双手摩挲着自己的脖子，同时又发出“咯咯”的惨叫声。
我踢着脚下多沙的泥土，一直走到我要找的东西为止，那是一个已有一半烂掉的大树桩，而且上面覆满了泥土和植被。我问比利：“你还看到过这种树桩吗？”
“噢，当然了，这儿到处都是。”
我环顾四周，回想着殖民时代曾屹立于桑德海湾之畔的这片平地上的那些原始的大橡树。这地方对于船只和人来说都是一个天然的庇护所。我甚至都能想见那艘三桅杆的船只驶进桑德海湾，几个人乘着橡皮小艇进了水湾并到达了我泊车的大致位置。他们把橡皮小艇系在一棵树上，涉水来到岸上。他们上岸时手上还拿着东西，就像汤姆和朱迪端着那只小冰箱一样。水手奇德和其他几个人走进这片橡树林，他们选定了一棵树，在底下挖了个洞，把宝贝埋了，并在离开前，在树上做了个记号，希望下次回来能找得到。当然，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关于宝藏的传奇流传在世的原因。
比利问道：“你想不想看看我和杰里挖宝的那棵树？”
“当然。”
我们朝一棵约摸有五英尺高的错综交错而又久经风霜的野樱桃树走去。比利指着一个已被泥土填满一半的浅坑说：“就是这儿。”
“你们为什么不在树的另一侧挖呢？或者你们为什么不在离树几英尺的地方挖呢？”
“我也不知道，我们只是猜猜而已。哦，对了，你有藏宝图吗？”
“当然有了，不过要是我给你看那个的话，你肯定会一脚把我踢开的。”
“啊！”他做了一个世界末日来临的动作。
我朝车子走去，比利老兄紧紧的跟着我。我问他：“你今天怎么不去上学？”
“因为今天是岁首节。”
“噢，你是犹太人？”
“不，我不是，但我的朋友丹尼是。”
“丹尼在哪儿？”
“他去上学了。”
看来比利还真有点当律师的天分。
我回到车子上，并在钱包里找了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我把钱递给比利，说：“比利，谢谢你的帮助。”
他接过钞票，问我：“嗨！谢谢！你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帮助吗？”
“不，谢了，现在我得赶回去向白宫汇报了。”
“白宫？”
我把他的车子扶起来递绘他，然后坐进我的吉普车，把车子发动起来。我对比利说：“你们挖的那棵树太年轻了，它肯定不是奇德上校那个年代的。”
“是吗？”
“奇德上校是三百年前的人了。”
“哇塞！”
“你看到地上那些又老又霉的大树桩了吗？那些才是奇德上校时期就有的大树。你还是在那些树桩底下挖洞吧。”
“你真是太好了。谢谢你的建议。”
“不过等你找到了宝藏，我一定要回来取我的那一份的！”
“好吧，可是我的朋友杰里一定会把你的脖子给拧下来的。不过我可不会那么做，因为毕竟是你告诉了我们宝藏的位置。”
“你可要当心杰里把你的脖子拧断啊！”
“啊——！”然后我就走了。
我的下一步行动是为爱玛买些礼物。一路上，我慢慢想着事情的前后始末。
事实上，宝藏很可能被分埋在几处，而戈登夫妇要找的或他们已找到的那份宝藏一定是被埋在普拉姆岛上，我对此几乎都敢下断论了。
但是普拉姆岛是属于政府的土地，从那片土地上发现的任何东西都属于国家，尤其是内政部。
所以，把国有财产悄悄转变成个人财产的捷径就是将它偷偷地转移到自己的土地上来。但如果这片土地是租来的，那么对财宝的归属问题又会起争执。于是，我明白了戈登夫妇为什么要花大价钱从玛格丽特·威利那儿买下一英亩临海的土地。
但是，我心中尚存几处疑点。其中之一就是戈登夫妇如何得知普拉姆岛上埋有宝藏？答案可能是他们对历史和考古有着浓厚的兴趣，并通过他们在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的会员关系知道的；但也有可能是，另有别人很早就知道普拉姆岛上埋有宝藏，只是苦于无法上岛，所以就与戈登夫妇结识，因为夫妇俩是岛上的高级雇员，随便上岛根本不成问题。最后他们将宝藏的秘密透露给戈登夫妇，并制定好了取宝的计划，最后一切都成交了。但没想到此事是在如蜡烛般摇曳的血光之中结束的。
汤姆和朱迪是好人，但他们也不是圣人。我又想起贝思说过的那句话了，“金子能让圣徒堕落。”我现在终于明白这句话有多真了。
戈登夫妇显然曾想把宝藏重新埋到他们买下的那块地上，然后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发现奇德上校的宝藏了。这样他们只需向政府和纽约州交付一笔税金就可以了，但他们的同伙显然有着不同的打算。于是矛盾产生了。事情一定是这样的。他们的同伙不满足于得到的那百分之五十的份额，因为还可能要支付一大笔税金。
这倒让我开始考虑这批宝藏的价值。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足以诱使一个人去犯双重谋杀罪。
我现在正在教我的学生明白一个道理，即理论要与所有的事实都挂上钩，如果两者对不上号，那你要去查查事实是否有误，如果事实确凿，而理论还不行，那你就要考虑换一套理论了。
在此案中，我们初期获得的大部分事实材料都将我们导向一种错误的理论。但是不管怎样，我已经最终发现了一种前后一致的理论，它能将所有的事实都合理地串起来：所谓的普拉姆岛上的考古挖掘，戈登夫妇那艘昂贵的汽艇，昂贵的水上房屋，停在普拉姆岛边“螺旋体”号，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的会员证，在桑德海湾的那一英亩多余的地，甚至那一次去英国的短期旅行，还有戈登夫妇的海盗旗，丢失的小冰箱，海上图志上的那个八位数，现在把所有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情串在一起，我就得到一个一致的理论了。
但是我转念一想，我的判断会不会全错呢？我的大脑曾失血过多，现在拿出这么一套毫无事实依据的理论来，是否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我已经不再适合干侦探这一行了？我只是幸运的被留在斯塔膝岛上做巡逻。
那也是有可能的。就拿纳什和福斯特来说吧，他们也算得上是聪明人了，而且还有整个世界在为他们作后盾，但他们现在却南辕北辙，追踪着错误的线索。虽然他们智力超群，但他们反被自身狭隘的世界观所限制：国际阴谋，生物战争，恐怖分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甚至还有可能从未听说过有奇德上校这回事呢！者天！
但尽管我有了这个上下连贯的理论，对一些事情我仍不明白，也尚存疑虑。比如说凶手是谁？有的时候，在你掌握所有证据或领会所有细节问题之前你就已经抓获凶手了。在这种情况下，案犯甚至可能有极为出色的表现，他会告知你错过了什么，误解了什么，他的犯罪动机是什么，诸如此类的等等。当罪犯对罪行供认不讳时，我希望他们不仅仅承认自己有罪，我还希望能了解他们的犯罪心理，这对下一次破案有好处，反正案子总是破不完的。
在该案中，我先获得的是我所认定的犯罪动机，而不是凶手。对于凶手，我只知道一点，那就是他（她）必是绝顶聪明。因为我实在无法想像戈登夫妇会与一个白痴同谋。
我的脑海中有着一幅关于此案的分析图，其中有一点就是托宾的葡萄园。但即使是现在，我虽说对奇德之事已有一个连贯的理论，我还是无法将托宾与戈登夫妇的关系很好地落实到我的分析图中去。
好吧，或许我可以……我驱车往托宾的葡萄园驶去。
第20节
属于庄园主的那辆白色“保时捷”此刻正静静的呆在停车场里。我把我的吉普车停好，下了车，往葡萄酒厂走去。
中央塔楼的底层两翼有着许多厢房。我从参观者的接待处走进去，只见在楼梯和电梯口各有一块写着“雇员专用”的牌子。事实上，当初我看到托宾先生下来时就注意到了电梯有锁，所以我还是从楼梯上去。为了以防万一，我总是这么做。这个楼梯实际上是这座用雪松木做顶的塔楼中的一个钢筋水泥的防火出口。每一层楼上都有一扇铁门，二楼门上写着：“会计部，人事部，宣传部。”三楼的门上写着：“销售部，市场部，船运部。”以及诸如此类的部门，等等。
而四楼的门上却贴着“行政办公室”的宇样。我直上五楼，那儿也有一扇铁门，不过门上什么标志也没有。我转了转把手，门锁着。我还注意到那儿有个监视仪和对讲机。
我下到四楼，一进门便是接待处。房间中央有一个圆形的接待台，但里面空无一人。房里有四个敞开的门分别通向四个椭圆形的办公室。这是圆形楼房的显著特色。每个办公室有一扇又大又美的窗户。但是第五个办公室的门却紧闭着。
我在开着门的办公室里没有看到一个人，现在是下午1点30分，人们大概都去吃午饭了。
我走进接待室，环顾了一下四周。紫色的真皮家具，墙上接着德库宁和波洛克的赝品画，还有一些雇员的孩子或孙子们淌着鼻涕的照片。还有一个监视仪正在工作，我对它挥挥手。
突然，那扇一直关着的门开了，一个三十来岁看上去非常精干的妇女从里面出来。她问我：“先生，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麻烦您通知一下托宾先生，就说柯里先生正等着见他。”
“请问事先有约吗？”
“我和托宾先生之间用不着什么事先约定。”
“可是，托宾先生正要去吃中饭，老实说吧，现在他就是跑着去也嫌迟了。”
“那我就开车送他去。请告诉他我在这儿等着呢。”我素日最讨厌在办公室里亮出我的警徽了，但有两种情况除外，即我来保护当事人，或是来逮捕他。可有时候，事情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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