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治理国家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两条：
第一，他采取了一系列的进步措施，“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这在前面已经讲述，此不再赘。
第二，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鞠躬尽瘁，笃志躬行，在所有封建政治家中，具有最崇高的品质和最完美的人格。这种品质和人格的魅力，对蜀汉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在以后我们还要详述。
不见高山不显平地，有比较才有鉴别。让我们把三国的政治比较一下。
先看曹魏。
曹操也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但由于他在立太子问题上处理得不好，致使当时政局出现了一次动荡。对于立曹丕为太子还是曹植为太子，曹操一度态度暧昧，犹豫不定。结果，曹丕、曹植各树其党，展开了对继承权的明争暗斗。杨修、丁仪、丁廙是曹植一党。丁廙甚至直接找到曹操，说曹植：“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于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实天所以钟福于大魏，而永授无穷之祚也。”由于丁廙等人的鼓吹，曹操狐疑，有好几次都差点立曹植为太子。
曹丕也不甘示弱，忙找自己的党羽吴质商量对策。吴质当时任朝歌（治今河南淇县）县长，按当时法令，与外臣交结要受到制裁。曹丕便让吴质躲在箱子里，用车拉进府中。不料被杨修知道，杨修便将此事报告给曹操。曹丕非常害怕，忙问吴质怎么办。吴质说：“不要紧，明天你仍用这只箱子装一箱绢拉进府来，杨修必定再报告。主上这次必当面验问，到时候箱内无人，杨修必吃欺上之罪。”曹丕照计行事，果然一切如吴质所说。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曹丕、曹植的太子之争多么激烈。
后来，曹丕取胜，登上太子之位。当他即帝位之后，立即诛杀了丁仪、丁廙及其全家，不久又指使人弹劾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将其贬爵为安乡侯。
曹丕继承了曹操之位，也继承了曹操的许多长处，如文才武略、政治经验及其手腕等，都颇有其父的风范。但作为一国君主，曹丕在政治上也暴露出严重的弱点。他游猎无度，大造台榭苑囿，行不急之务。最为严重的是，他喜欢奉迎，听不进直言，刚愎自用。侍中鲍勋常常劝诫他：“今之所急，唯在军、农，宽惠百姓。台榭苑囿，宜以为后。”从鲍勋的劝诫中，可见曹丕不是以军、农为先，不是对百姓宽惠为务，而是以个人享乐为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南中的历史（1）
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地区，古称南中，被认为是“夷、越之地”。
夷、越是古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称呼。细分起来，云、贵及川南的少数民族为“南夷”，四川西部的称“西夷”。就族属而言，“西南夷”主要包括两大系统：一是“夷”，即氐羌系，属藏缅语族；一是“越”，即百越系（包括濮或僚），属壮侗语族。
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各有自己生活的地域，各有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史记？西南夷列传》说：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从上述记载可知，南中地区夜郎、滇、邛都等地方的少数民族，以农耕为主，处于同师以东、楪榆以南的越嶲、昆明等地的少数民族以畜牧业为主。
关于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起源，有许多美丽的传说。
夜郎国的传说，说夜郎国无君长，有一个女子在遁水边上洗衣服，见一根有三个竹节的大竹从上流漂下来，瞬间漂到浣衣女脚下。河间漂竹，习空见惯，浣衣女并未理会。突然，竹子里传出婴孩的哭声，立刻引起浣衣女的注意，她把竹子捞上来，剖开一看，里面有个男孩。她把孩子抱回家抚养起来，后来，孩子长大了，有武略才干，遂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又号为竹王。竹王捐破竹于野，野地便成竹林。竹王曾带人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想喝羹汤，命下人做，下人说无水，竹王以剑击石，即有水从石上淌出。再比如哀牢人，据说起初也没有君长。有一个名叫沙壹的女子，在哀牢山居住。有一次她在水中捕鱼，忽然被水中的沉木撞了一下，从此便怀孕。十个月之后，生下十个男孩。有一天，沙壹带十个孩子在水边玩耍，忽然从水中钻出一条龙，对沙壹说：“我乃昔日撞汝之沉木。你给我生的儿子，现在他们在哪儿？”孩子们见状，全都吓跑了，只有小儿子没跑，他背龙而坐，龙爬上岸来，爱抚地舐其后背。沙壹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便把这个孩子叫九隆。十个孩子长大以后，诸弟兄都认为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他为王。哀牢山下有一夫一妇，正好生十个女儿，九隆兄弟便分别娶她们为妻。九隆死，其子孙代代相传，“往往邑居，散在溪谷”。
传说不是历史，神话亦非事实，但上述传说中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夜郎、哀牢的第一个首领，都是男性，极有权威，而他们却都有其母而不知其父。这反映了当时夜郎、哀牢等地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情形。
由于地处偏远，道路险恶，先秦时期南中地区少数民族很少同汉族交往，因此中原先进的汉族文化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据有关史籍记载，在楚顷襄王的时候，曾派将军庄从沅水溯流而上，从且兰（治今贵州黄平西南）出，伐夜郎。而当他们夺得夜郎之地后，秦国打败楚国，夺取楚国黔中之地。庄等人归路被断，只得进兵至滇池一带，见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便“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庄所率楚人，其文化要比南中地区先进，但他们远离自己的文化土壤，脱离了与故土的联系，只好入乡随俗，将自己夷越化了。征服者反而被征服了。
南中与内地中央王朝建立联系，是在秦以后。
秦统一六国，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王朝，这个中央王朝，不断地向周边拓展。约在秦始皇统一后不久，就开辟了通往南中的“五尺道”。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说：“五尺道在郎州。”唐代郎州即今云南曲靖，一条蜿蜒在山重水复险恶之境的五尺宽的小道，却把南中与秦王朝连在一起。
西汉初年，朝廷曾“弃此国而关蜀故徼”。什么意思呢？就是放弃与南中的联系，关闭通往南中的关隘。但是，民间的往来是关不住的，西汉王朝统治下的巴蜀之民，偷偷地溜出关隘，与南中作买卖，“取其莋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
南中的历史（2）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王恢奉命率军进击东越，王恢又派唐蒙出使南越，唐蒙到南越后，南越王用枸酱招待他。唐蒙感到非常奇怪，便问此酱从哪里来的。南越人告诉他，是从牂柯江运到番禺（治今广东广州）的。唐蒙回到首都长安后，又问巴蜀商人，南中怎么会有枸酱？商人说：“枸酱是蜀地特产。蜀人多将其偷运到夜郎出卖，夜郎紧挨着牂柯江，牂柯江宽百余步，足以行船，是联系南中与南越的交通纽带。”唐蒙听后，立即给汉武帝上了一封奏书，建议开通与夜郎国的联系，以利于控制南越。汉武帝认为唐蒙说得有道理，便任命他为郎中将，领千人，带着许多东西，从巴蜀重走五尺道进入南中，来到夜郎。唐蒙此次出使夜郎成效甚大，与夜郎侯多同达成协议，在夜郎国设置官吏。不但夜郎，夜郎周边的小邑因为接受了汉朝的缯帛，也愿意听从唐蒙的话。唐蒙出使南中有功，被任命为犍为郡守。
唐蒙来到犍为，意欲修通西南夷道，征发巴、蜀、广汉三地数万人，用了两年时间也没修成，反而造成修路士卒多死亡，“费以巨万计”。当时，汉武帝正全力对付匈奴，很多人又都说西南夷道不该修，所以，汉武帝下令放弃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不久，邛都、定笮等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听说南夷与汉朝通好得实惠很多，也表示愿意像南夷一样做汉朝的内臣。汉武帝征求司马相如的意见，司马相如说：“邛都、定笮西夷离蜀郡很近，道亦易通，秦时曾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天如果再与之通，在那里置郡县，其利大于与南夷通。”汉武帝以为有理，便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出使西夷。于是，司马相如便“略定西夷，邛、笮、井、駹、斯榆等地首领皆请为内臣”。四川西南部的少数民族也与西汉交往了。
汉武帝为了控制南中，先后在这个地方建了三个郡；元鼎六年（前111）开越嶲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牂柯郡（治今贵州黄平西南），元封二年（前109）开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东北）。在开此三郡之前，汉朝与南中互相交往很少，特别是滇、夜郎等国，竟不知道汉朝有多大，以至于他们的首领见到汉朝使者便问：“汉朝与我们相比哪个大？”、从而留下“夜郎自大”的千古笑谈。自从设立南中三郡之后，南中与中原汉朝的联系日益密切了。……
三路大军入南中（1）
历史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聪明人能从中总结出深刻的经验。
早在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就提出了“南抚夷越”的理论。
那时候，刘备既无荆州，也没益州；诸葛亮既不是军师将军，也不是丞相。除了那座草庐之外，一切都还是虚无飘缈。然而，诸葛亮在那座草庐中所订的全盘战略规划中，却放进了“南抚夷越”这颗重要的棋子。
诸葛亮的理论当然来自历史经验。他了解历史，了解南中的治乱兴衰，了解巴蜀与南中的密切关系。既然要“跨有荆益”，怎么能忽视南中呢？
十七年过去了，当年计划中的合理部分早已变成了现实，诸葛亮已经成为受刘备遗诏辅政的顾命大臣，他所当政的蜀汉政权，不仅统治着汉中、巴蜀，而且也管辖着南中。
历史的经验不但启示诸葛亮提出“南抚夷越”的理论，历史的发展又把实践这个理论的任务交给了他。如果说，当年的布衣诸葛亮对“南抚夷越”，只是从战略的角度予以阐述，那么，现在的丞相诸葛亮深深感到实践这个理论的迫切和重要。
“南抚夷越”，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平定南中，稳定南中，开发南中。
平定南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隆中对”的战略规划与现实发展有所出入。蜀汉政权只是实现了据有益州，并未保持住跨有荆益。如果说，南中对跨有荆益来说具有稳定后院的意义，那么南中对独据益州的蜀汉政权，不但有稳定后院的意义，还有增强蜀国国力，确保它与魏、吴三足鼎立的意义。
平定南中之所以迫切，是因为自从蜀汉建立以来，南中就没有过真正的稳定，而且形势越来越紧迫，越来越复杂。
刘备、诸葛亮在占领益州后，为稳定南中作了很大的努力。根据历史的经验。他们对派往南中官员的选择是非常谨慎的，生怕由于用人不当，激化了南中与蜀汉的矛盾。
第一任派往南中的长官是邓方。邓方字孔山，是南郡人，在荆州时便加入刘备集团，又随刘备入蜀。刘备入蜀第二年即建安二十年（215），改犍为属国为朱提郡（治今云南昭通），任邓方为郡太守。后来，又任他为安远将军、降都督，总管南中事务。当时人评价邓方，说他“安远强志，允休允烈，轻财果壮，当难不惑，以少御多，殊方保业”。可见邓方负责南中事务是很称职的。
蜀汉章武元年（221），降都督邓方逝世，南中负责人的人选又成了大问题。在诸葛亮看来，邓方论才干，论品德，无疑都是统管南中最合适的人选，但就是这样的人选，在管理南中的六年中，也没使那里风平浪静。他不由得想起六年来发生的几件事：
建安二十三年，越嶲郡夷帅高定在郡内发动叛乱，派军围攻新道县（治今四川屏山西）。多亏犍为太守李严率兵急救，将高定叛军打退。高定受此打击，气焰略有收敛。诸葛亮为了不使事态扩大，也没有对越嶲大举征讨。但谁能保证高定不会死灰复燃呢？
建安二十四年，正当刘备率军在汉中与曹军鏖战正急时，孙吴左将军、领交趾太守士燮引诱益州郡大姓雍辏У龋慷と伺牙胧窈海皇笨つ谛谛凇４送猓綆Q、牂柯也出现了动荡不安的迹象。诸葛亮此时本应该镇守成都，为刘备汉中前线输粮补给，但为了兼顾南北，却不得已曾一度屯驻于地处越嶲、益州、牂柯之间的江阳（治今四川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