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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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大传- 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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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斗争中,充分发挥指挥员的才干,在战略战术上处处高出敌人指挥员一筹,这也是转弱为强的努力。在北伐战争中,“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擒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这种结果,与诸葛亮的军事指挥才能高于司马懿有很大关系。
  在军事斗争中,严格训练士卒,提高士兵的军事素质,也是诸葛亮转弱为强的努力。他曾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而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精兵强将确为自强的有效途径。
  在军事斗争中,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也是使军队转弱为强的手段。诸葛亮对部队武器装备的重视,在古代尤其在三国军事指挥员中可以说是最突出的。
  三国时期的军事指挥家中,没有哪个人像诸葛亮那样对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花费那么大的心血,付出那么大的努力,取得那么大的成效。
  经诸葛亮改善的蜀军武器装备,有弩机、刀、斧、剑、铠甲、蒺藜等。
  弩这种兵器在诸葛亮以前很早就使用了。《太公兵法》说:“弩之神名远望。”《墨子》说:“二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墨子?备城门》。《汉书?李广传》记载李广与匈奴右北平之战说:李广命令将士弓弩上弦,引满勿发,自己则“以大黄射其禆将”。孟康注说:“以大黄参连弩也。”服虔和晋灼认为,黄即黄间弩,大黄,即大黄间弩。魏明帝诗说:
  长戟十万队,幽冀百石弩,
  发机若雷讯,一发连四五。
  诗中所说“百石弩”显系文学夸张,但从后两句看,三国曹魏时弩的发射机关,同时射出四五支箭,已比以前有了改进。
  在上述基础上,诸葛亮对弩机又做了改进。史书记载说:诸葛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1964年3月,在四川省郫县太平公社的一座晋墓中,出土的一件蜀汉铜弩机实物,证实了上述史书的记载不虚。这个铜弩机是蜀汉后主景耀四年(261)制造的,弩机的郭上刻有铭文:
  景耀四年二月卅日,中作部左兴业、刘纪业,吏陈深,工杨安作十石机,重三斤十二两。
  从铭文拓片上看,“中作部左兴业刘纪业”似应为“中作部左典业刘纯业”,为政府兵器制作部门中主管连弩制造的官员,“陈深”是这件或这批弩机的督造官,“杨安”是具体的制造者。
  弩机是弓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望山”(即瞄准器)、“牙”(起勾住弓弦作用)、“悬刀”(扳机)等部件组成。弩的发射程序是:先将弓弦拉开,扣在“牙”上,把箭放在弩臂的沟槽里,经过“望山”瞄准后,扳动“悬刀”,“牙”松开弓弦,将箭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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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武器装备(2)
从出土文物及文献记载看,诸葛亮改造过的弓弩已比以前有了很大改进。第一,以前的弩一次只能发射三至五支箭,而诸葛亮改造过的弩一次能发十支箭。第二,诸葛亮改造过的弓弩射击力量大,有“十石”之重。一石是一百二十斤,蜀汉一斤约合现在九市两,十石,就是约五百三十四斤,这么大的力量,射程要比墨子所说五十步远,穿透力也大大提高。
  十石弩的力量很大,杀伤力也很强,它在当时是一项重要的军器制作技术的革新,诸葛亮北伐,使曹魏名将王双、张郃死于伏弩,可见其在对魏作战中所发挥的威力。
  由于十石弩的力量很大,它在制作上的技术质量要求很高。古代的弩比一般的弓力量大,由于弩力的大小不同,拉开它的方法也不同,力小点的用手臂拉,力大些的用足踏都不易张开。颜师古注《汉书?申屠嘉传》中的“蹶张”一词说:“今之弩,以手张者曰劈张,以足踏者曰蹶张。”但十石弩这么大的力量,用手臂或用足踏都不易张开,恐怕得用专门的绞车。弩的使用有个特点,它不是像普通的弓一样临用时才拉开,而是事先把弦扣在扳机上,射击时才把机扳开,由弓把箭射出去。就像现在的枪一样,事先顶好子弹,临用时再扣动板机。由于弩张开的时间很长,这就要求弩的弓和弦在长时间张开后弹力不减,还要求弩机的“牙”具有良好的性能,否则就会发生不该射出而箭射出的现象,如同今天的手枪走火一样。
  正因为十石弩的质量要求很高,所以,每铸造一个弩机,都要在上面刻上主管制造、监督制造、亲手制造诸人的名字,以便对产品质量负责任。这说明诸葛亮对军器制作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诸葛亮在兵器制造的质量方面也是有过教训的。那是在攻打武都的战役中,先锋部队用刀斧砍斫敌人的防御工事鹿角时,一千多枚刀斧因质量不行,不但没有破坏敌人的鹿角,反而自损而不能用,几乎误了战机。后来,诸葛亮还专门下教令说:
  前后所作斧,都不可用。前伐鹿角,坏刀斧千余枚,赖贼已走。间自令作部刀斧数百枚,用之百余日,初无坏者。尔乃知彼主者无意,宜收治之。此非小事也,若临敌,败人军事也。……
  第十一章立身治家第一节修身养德
  诸葛亮重德,在他的言论中,有许多关于德的论述。
  他总结历史经验说:“汤、武修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
  他称赞刘备说:“刘公雄才盖世,据有荆土,莫不归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他称赞刘禅说:“天资仁敏,爱德下士。”
  他评价自己说:“德薄任重,惨惨忧虑。”
  他劝告杜微说:“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他教诫其子说:“俭以养德。”
  上述诸葛亮种种言论所述之德,其内容包括道德修养、德治教化、实施德政三个方面。
  诸葛亮的德治教化、实施德政在前面一些章节中已有论述,这里只说他的道德修养。
  道德修养即自身的品德修养。儒家是非常重视自身品德修养的,《礼记?大学》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诸葛亮大传第十一章立身治家
  这段话提出,每个人都要修身。修身是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之本,每个人都应通过格物、致知、意诚、正心四个步骤达到修身的目的。当然,人和人是有区别的,这里根据人社会地位的不同将人分成三个层次:庶民有家,修身是为了齐家;诸侯有家有国,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天子有家有国有天下,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
  

重视武器装备(3)
“富润屋,德润身。”这是《礼记?大学》中的又一句众人皆知的话,它表明了培养美好品德与修身的关系,表明了儒家对美好品德的重视与推崇。
  其实,崇尚德性的不仅仅是儒家。
  老子曾说过:“上德若谷”,“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管子?小问》说:“苗,始其少也,眗眗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壮也,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意思是说:禾苗,在它初长时,柔嫩和顺的样子多像幼小的孩子;等它长大的时候,严肃持重的样子多像成年的男子;当它成熟的时候,丰润、和悦地俯首向着根土,多么像一位君子。天下得到它就安定,得不到就危险,所以把它称为禾,这大概正可以比做君子的品德吧!
  《墨子?尚贤》说:“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
  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都讲德《管子》一书,虽思想庞杂,但法家倾向鲜明,故一般视为法家。,但诸家都只是说德像什么,没有明确说德是什么。
  德是一种十分抽象的东西,具体回答它是什么看来很难。
  “言也者,德之华也。”
  “人之涉世也,其犹舟之涉水欤。德,行者帆楫也。”
  上述两句话,虽然仍未回答德是什么,但它告诉我们,“德”与人之言行有密切关系,提示我们如何认识一个人的“德”。
  让我们从诸葛亮的言、行、功业等方面去认识他的美德。
  先看诸葛亮的言。
  诸葛亮给我们留下的主要著作,有《隆中对》、《前出师表》、《正议》、《劝将士勤攻己阙教》、《与群下教》、《戒子书》、《兵要》、《兵法》、《军令》,以及《便宜十六策》中的大部分。
  《隆中对》议论风发,剖析精微,有理有据,不仅反映出诸葛亮洞悉全国形势的睿智,预测天下三分的政治军事远见,为以后刘备建立蜀汉政权,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勾勒出一幅熠熠生辉的蓝图,而且也表现出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精神,充满了在政治上积极进取的自信心和非凡的勇气。
  《出师表》志达文畅,述明素志,严辅后主,恳谏重贤,受纳雅言,善谋国事,乃是一篇对蜀汉政策方针具有指导意义的政论文。全篇之言,发自肺腑,为国为民的一片忠贞之心跃然纸上,深切感人。南宋文天祥《怀孔明》诗称:“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一千多年来,这种为国为民的忠贞不知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献身。……
  

严俭持家(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主张的社会活动的四个层次。
  诸葛亮除了平天下没有实现外,其他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他的修身,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这些优秀美德,使得诸葛亮的形象历千年而不毁,至今仍熠熠生辉。
  他的治国,“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因之……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都是最有条理的一国”。
  本节专讲他的治家。
  治家严格,是诸葛亮治家的一大特点。
  前面讲过,诸葛亮同其弟诸葛均,一起流离,他对弟弟百般呵护。入蜀后,诸葛亮身为丞相,他绝不以权谋私,对弟弟要求甚严,致使弟弟官位不显。诸葛亮北伐,以将军向庞为中都督,掌宿卫禁军实权。而诸葛均为长水校尉,名义上为禁卫军长官之一,但为闲职,故终身默默无闻。
  诸葛亮日夜操劳国事,直到刘备白帝城托孤时,还没有自己的儿子。刘备要求孩子们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诸葛亮,恐怕也有平慰诸葛亮无子之憾的用意。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受儒家文化熏陶很深的诸葛亮在家庭伦理关系上要想办法解决后代传承问题,以不绝先人之祀。他与在孙吴的胞兄诸葛瑾商量,请求把他的次子诸葛乔过继过来,作为自己的儿子。诸葛瑾自然同意,在请示过吴主孙权之后,便把诸葛乔送到了蜀汉。诸葛乔是诸葛瑾的二儿子,所以本字仲慎,仲即第二之意。过继之后,诸葛亮为其改字伯松,伯即老大之意,从这一件事可看出,诸葛亮已把诸葛乔作为自己的嫡长子了。
  对于这个过继来的嫡长子,这个诸葛亮家族的惟一的传承者,诸葛亮是视为掌上明珠,爱得不得了。但诸葛亮对诸葛乔的父爱,决不是一味放纵的溺爱,而是通过严格的要求和教育表现出来。
  诸葛亮要求儿子做人要从修身养德做起,要有远大的志向,要刻苦学习,为将来干一番事业打好基础,不要虚度年华。他在《诫子书》中说: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这个《诫子书》,不但讲明修身养德的途径和方法,也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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