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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吉田在缓和占领军某些走极端的国内措施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还是其明智的外交政策。这包括两个部分：反对大规模地重整军备。这是一个与错综复杂的国际情况联系在一起的国内问题；决心寻求与美国订立和平条约，并缔结安全联盟。这些政策加在一起，意味着日本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就可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并且可以把它的全部注意力和资源用于建设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经济大国。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并不支持吉田外交政策的全部内容。
但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和领导能力方面的观察员，我从他的见地和他大幅度地推动了经济的恢复方面，欣赏他的外交政策的稳键。在冷战的现实向日本和美国压来之前，麦克阿瑟就认识到，日本应该成为一个新型的国家，一个永远放弃通过战争解决与别国争端的企图的经济大国。他使用了“东方的瑞士”这个词，并将这种想法写进了麦克阿瑟宪法第九条关于“不要战争”的条款中。
弗农·沃尔特斯曾经告诉我，“大部分将军们只注意到了结束战争。麦克阿瑟的视野却超越了战争的界限。”日本宪法的第九条就是最具体的证明。麦克阿瑟耳闻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梦想着出现一个不再需要战争的世界。不幸的是，他的这种乐观态度为时过早。在四十年代未，许多美国人认为第九条的规定是一个错误。由于苏联和1949年出现的共产党中国就在日本西边的侧翼，日本需要具备某种自卫的手段。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带领他的大部分军队去朝鲜，并在日本组成了一支七万五千人的保安部队——后来称作自卫队。吉田认为，日本虽然已经放弃了进攻性的战争，但在受到别国侵略时，不应该放弃正当的自卫权利。他不顾社会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的反对，立即着手建立一支尽可能有效的武装力量。
显然，不管七万五千人的军队如何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卫一个面积相当于一个半英国的岛国。但是，在1951年独立之前和之后，吉田都顶住了要他进一步扩军的压力，其原因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他说：“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那怕建造一艘战列舰，也会打乱政府的财政。”
杜鲁门指定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详细拟订日本和盟国之间的和平条约。杜勒斯利用他的地位，试图对吉田施加影响，要他重新武装日本。但是，当他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时，这位首相就回答：“别说废话。”不过，这个问题到了艾森豪威尔任内还是继续存在。杜勒斯当了国务卿之后，仍然关心这件事。
1953年，在我出访日本前夕，杜勒斯建议我在东京公开谈论一下这个敏感的问题。以试探美国和日本双方的反应。我在11月19日的日美协会午餐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自从美国把这部宪法的第九条加在日本头上以来，形势变得严峻和危险起来了。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不受武装征服的威胁的世界，但这种希望已经被苏联的侵略行径粉碎了。
我说，因此，第九条是好心办了错事。“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错误地判断了苏联领导人的意图……我们现在才认识到，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自由国家的裁军将会导致战争；原因之二，是因为我们想要和平，也相信我们已处于和平之中。从1946年起，我们已经加强了军备，相信日本和其他自由国家也一定会分担重整军备方面的责任。”日本新闻界以通栏大标题报道了这个讲话。毫不奇怪，他们强调的主要之点，不是放在我呼吁重整军备上面，而是强调我承认一美国犯了错误。
吉田的反应是有礼貌的，但又是不明朗的。他直到1954年退休以前，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常从那时起，日本的国防支出缓慢地增长了。但比较起来，仍不到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美国则占百分之六。苏联的国防开支却高达百分之十八。虽然自卫队已经逐渐成熟起来，在规模上也增加了三倍，但它仍旧弱小得近乎荒谬。举例说，日本穿军服的人比北朝鲜、我相信，日本为自身的防务付出更多的力量是绝对必要的。不过，我不能因为在这方面和吉田意见不一而对他吹毛求疵。一位优秀的外交政策制定人的标志之一，是他能以尽可能少的代价，为他的国家获得尽可能多的好处。根据这一标准来判断，吉田制定的政策是很出色的。
象他的许多其他政策一样，从政治上来看，上述政策对他也是危险的。他既要反对大规模地加强军备，又要支持和鼓励自卫队，这在政治上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当和平主义在日本蔓延开来时，随时都会把绥靖政策塞给他。由于把日本的安全置于美国的羽翼之下，他又会同时招致主张重整军备的右翼分子和反美的左翼分子的愤怒。
公开接受某种形式的泛亚中立主义，这在政治上对吉田会更好办一些。然而，他知道，对于一个弱小的国家来说，中立是毫无意义的。他提醒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回想一下日本古老的格言：“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
吉田是现实主义的，完全知道日本必须防御来自外敌的侵略。事实上他也很清楚，日本人民缺乏足够的力量承担抗击外敌的所有代价。但他很聪明，知道美国会付出这些代价。
吉田的与美国结成安全联盟的政策，是日本意见最不一致的一项外交政策。批评者们说，它会把日本变成一个事实上的美国的殖民地。在1960年重新修订这项政策时爆发的骚乱，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取消了对日本的访问。它还成为二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根源。这一条约尽管受到批评，但对日本发展成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还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
如果他简单地屈服于他的对手要“美国佬滚回去”的沙文主义的压力，接受被委婉地称为“全面的和平”的方案，即一个包括中国、苏联和被剥夺了必要的自卫权利的日本在内的协议，那么麦克阿瑟所说的“东方的瑞士”就可能变成东方的芬兰，即一个事实上的共产主义卫星国——可能名字不是这样。
相反，日本能够一心一意地进行经济建设，并创造出世界各国所羡慕的生活水准。
1954年吉田下野后，又活了十三年。看到自己的政策结出了果实，他感到极大的满足。他的对手曾经说过，他会使日本成为“亚洲的孤儿。”相反，他帮助日本成为一位巨人。
吉田的政策能够结出果实的另一个原因是，从1957年到1972年，他的继承者岸信介和后来的池田勇人及佐藤荣作——他们都是“吉田学校”毕业的——继续执行了他的政策。我有幸认识这三位人物，发现他们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很多伟大的领导人难得推荐年青人继位，因为他们被自己的成就迷住了，以致于认为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们。这是人之常情，但吉田是一个难得的例外。
我经常被吉田和西德的康拉德·阿登纳之间的极其相似之处所打动。他们都是在七十高龄还继续当政的。三十年代，两人都勇敢地反对极权主义者控制他们的国家。战后，他们又都主持了战败国的恢复工作，并使它们成为经济上的超级大国。
在1954年吉田的世界性访问中，他们在波恩相会了。吉田对阿登纳说，由于他们的环境和背景是如此地相似，他总觉得自己是在与德国进行一场友好的竞争。
然而，他们两人也有着显著的差别。吉田精心地为他的大藏相池田准备了接班的台阶。阿登纳对待他那位能力与池田相当的财政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的做法却是十分蹩脚，以致于艾哈德1959年与我议论到这个问题时，竟控制不住他的悲伤的感情。
比起阿登纳来，吉田没有必要那么自傲。一个领导人在离开政治舞台以后，看到自己的政策还在长期起作用，事实上就是最大的自我满足。他的诀窍是，不要认为自己是能够扮演某一角色的唯一演员。阿登纳落人了陷井，吉田却从容地避开了它。
我在担任总统之前就已经认识佐藤。我在总统任期内，又和他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会谈。我们的会谈最有意义的成果，是冲绳岛的控制权于1972年归还日本。甚至到了那个时候，吉田似乎还是我们会谈中的一员。佐藤经常提起他的这位良师。这次会谈之前，佐藤派一位密使来华盛顿与亨利·基辛格进行预备性的会谈。为了安全起见，他用了一个假姓名，这就是“吉田先生”。
吉田和麦克阿瑟一直保持联系，直到这位将军1964年去世为止。1951年9月，当麦克阿瑟尽力促成的美日和平条约签字时，吉田很想见到这位将军。但是，杜鲁门和艾奇逊由于怀恨而拒绝邀请麦克阿瑟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签字仪式。国务院还告诉吉田：他返回日本之前，在纽约拜访麦克阿瑟将是“不合适的”。吉田很失望。
1954年，吉田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成为大战以来第一个访问美国参议院的日本领导人。作为副总统，我有幸主持了参议院对他的欢迎。我能够把他作为“美国和自由事业的一位伟大朋友”介绍给大家，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他和麦克阿瑟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参议员们起立欢呼，向他表示敬意。
一个月以后，日本议会对他的第五届政府投了不信任票，他下野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许多他已无法控制的因素，他的声望低落了。他的政府里的某些成员与一起造船业丑闻有牵连。很典型的是，有些人批评他已经成为一个美国人，另一些人又批评他在访问华盛顿时未能得到美国更多的援助。后来，许多被麦克阿瑟清洗掉的保守主义者卷土重来，进行各种活动，力图攫取权力。在结束占领状况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仍然担任首相职务，并完成了尽可能多的业绩。政治上的清洗，也检验了他的工作水平和适应能力。
吉田快然下野了。他离去时的局势也是混乱的。对于那些反对他或不喜欢他的人，他总是不讲外交礼节和不客气的。甚至当他还是一位外交家时，也是如此。三十年代，他曾经劝告一位可厌的上司说，你要么老实点儿，要么把自己送进精神病院去。他作为首相参观日本动物园时，会用著名的政界人士的名字来叫猴子和企鹅。他不拘小节的做法，有助于减轻日本人民被打败和占领的痛苦，但也触到了他的敌人的痛处。
最后，他们终于为自己报了仇。1954年末，日本议会对不信任案的辩论是蛮横的。吉田有时停止作笔记，慌乱地“碍…碍…”着：他的对手们也祖鲁地大声叫嚷：“碍…碍…”。
十二月中旬，吉田政府的左派和保守派的对手们联合起来反对他，通过了不信任案。原来以为他会在投票中再次获胜，结果却是相反，已七十六岁高龄的吉田终于被打败了。
除了佐藤以外，其他日本首相没有一位任期象吉田在任的七年零两个月那么长，也没有一位能够象他那样经受住任期内那种经常发生遽变、政治上动荡不安的境遇。吉田掌权的岁月，恰逢日本被军事占领时期；后来接踵而来的，又是短暂的民族主义浪潮、朝鲜战争、四十年代后期使人茫然的通货膨胀、五十年代初期同样令人茫然的经济复苏，以及动摇了日本根基的社会和政体方面的改革。
吉田下野后不久，就象失势的政治家通常所做的一样，隐居起来了。但他的门徒佐藤和池田还定期地到大矶去向他求教。他写回忆录和文章，偶而也接受他的继承者请他办的外交任务。凡年后，他对日本的稳定和经济上的活跃所作出的贡献，又开始得到广泛的赞扬。他去世时，依然是一位受到尊敬的老政治家。
吉田结束政治生涯大约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他又受到了新一代的尊敬。日本的政治家每当来拜访我时，经常对我说他们是如何钦佩他。不仅羡慕他的业绩，而且敬佩他的人品…他的勇气，他绝对的坦率，他在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维护自己的信念和日本利益的智慧。正如戴高乐和邱吉尔仍然活在他们的人民的记忆里、特别是成为世世代代的青年人的榜样一样，吉田在日本又呈现出新的生命力。
1960年，在我竞选总统处于高潮之际，退休在大矶的八十二岁的吉田再次被请出来为他的国家效劳。日本政府请他率领代表团到华盛顿参加庆祝日本第一个外交使团到美国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我们邀请他和阿曾夫人到我家作客。饭后，吉田送给我一件雕塑品。他说，这是请一位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