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肃王、宁夏庆王、平凉韩王、汉中瑞王四位地位尊隆的封藩国主都在主位上就座，而平虏侯雷瑾则在下首设席相陪，这按照国朝礼制来说，并无丝毫僭越违礼之处。
但从实际的情形来看，地位尊荣的四位皇族亲王各踞一席，在主位上正襟危坐，显得颇为拘谨，甚至是惶恐，完全不象平虏侯那样随意放松——这倒是怪不得他们，虽然皇族亲王地位尊隆，其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皆伏西拜谒，不得钧礼，然而人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何况他们这几位本就没有实权地‘皇族囚徒’，又被西北幕府完全剥夺了护卫甲仗，成为完完全全的笼中鸟，西北幕府留着他们不动，已经算是非常非常的高抬贵手了。 这个时候，手绾西北大权，掌握着西北各家封藩王府生死存亡的平虏侯却在他们的下首陪坐，平虏侯自己不在乎，但是他们在乎啊。 现在平虏侯还是让他们安富尊荣，这说得是好听，但帝国形势已然明显，朝廷威仪尽都衰落，皇族荣光已然消泯，地方强豪心怀异志，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意图逐鹿，皇甫一族的家天下虽然名义上还是金瓯未缺江山一统，实际上已然四分五裂。 他们这些末路王孙，荣华富贵，金帛子女，乃至生死存亡，都操诸于人手，又岂能不在意？焉能不惶恐？自然都是小心翼翼，生怕触怒这雄霸西北的土皇帝——平虏侯宴请他们的用心昭然若揭，几位亲王其实也都明白，平虏侯就是隐约在警告他们这些封藩亲王不要找麻烦，纯粹就是例行的敲打敲打，再当泥菩萨一般把他们供在神龛上摆个样子，只要各家王府老老实实不耍花样，平虏侯府自然也是好颜相向。 否则就不会对他们这么客气啦！
凉殿之上，平虏侯府的教坊司女乐搬演地乃是在江南地面流传颇广地‘十六天魔舞’，只是平虏侯府的歌舞班头又重新作了编排而已。
话说这“十六天魔”，乃是蒙元帝国末代皇帝妥欢帖木儿极为喜好地歌舞。 妥欢帖木儿怠于政事，荒于游宴，惟阴戏是乐，以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一十六名宫女日夕舞于御前。 名为十六天魔，头上垂髪数辫。 戴象牙佛冠，身被缨络，着大红绡金长短裙、金杂袄、云肩、合袖天衣、绶带鞋韈，执‘加巴剌般’及铃杵等奏乐而舞。 又有宫女以龙笛、头管、小鼓、筝、琵琶、笙、胡琴、响板、拍板等按舞合奏。 这等清歌妙舞，自蒙元覆灭，已而归入“荒政”之列，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皆视之为亡国女祸。 然有元一代，毕竟窃据天下将近百年之久，江南繁华之地，渊源于蒙元宫廷的十六天魔舞传习不绝，至今却已成泛滥之势，本朝士绅宴饮宾客，咸乐为之，不以为怪。 更不会因为这十六天魔渊源于蒙元‘胡舞’而厌弃之。
十六天魔舞固然曼妙绝伦，然而在座诸人却是都有点儿心不在焉。
四位皇族亲王心有忧惧，因而不能全情投入于乐舞，无可厚非；其实，看似随意放松的雷瑾，也很难全情投入到眼前当下地清歌曼舞当中。
为政治国。 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随着西北幕府实际控制下地疆土日益扩张，人口不断增长，治域之中，包纳百族，汉蛮胡夷各族人等在信仰、习俗、文化、语言、文字，乃至日常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上的差异迥然，彼此间的歧视、傲慢、疏离、自负、偏见等等，无时无之，无地不有，互相之间的矛盾冲突难以避免。 想要各族之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和包容彼此的存在。 除了时间这一必要的条件之外，亦与当权者如何施政治理有相当的关系。
西北幕府治下疆土版图正在不断向西域向北疆延伸。 而向南疆藩国渗透地趋势也日益明显，在莫卧儿帝国统治下濒临南方大海的印度之地也已经在西北幕府的视野当中；西北幕府的战争触角已经伸向了中土黎庶难以想象的异域他乡，移民屯垦的脚步越来越远，铁骑侵掠的步伐越迈越大，各级军政衙门呈报上来的军国大事、民生俗事每天每日如潮水般涌向西北幕府地中枢，雷瑾为政治民虽然敢于放权，敢于放手，敢于用人，在很多军政事务上担任着甩手掌柜的角色，但即便是如此，实际上需要他亲自过目的机要枢密，需要他亲自决断的军国大事，仍然是多得让一般人觉得头疼，公务繁冗，说是日理万机也绝对不算过分。
而自从今夏岭南事变以来，帝国境内波澜顿起，四方割据诸侯都各有一番动作，西北虽然现下倾全力于经营西域，对于帝国东方的风起云涌目前只想坐山观虎斗，暂时还不想东出潼关、夔门等关隘，急着搀和四方诸侯那点中土逐鹿的破事儿，但是——西北方面不急着搀和，并不等于说西北方面不关注中土诸侯地逐鹿争霸。 岭南事变，已然首着先鞭，吹响了群雄逐鹿的号角，天下都要从此动起来了，新的动荡不可避免，战火必将蔓延帝国。 在这个时候，潼关、夔门以东的诸侯争霸形势，东方诸侯们的动向，雷瑾亦不能不予以密切关注。
东有诸侯逐鹿，西有西域战事，北有鞑靼人中间那些不甘臣服归附的叛逆残余反抗之心未死，南有渐趋腐朽的莫卧儿帝国如同鲜美的肥肉一样诱惑着雷瑾的目光，诸般种种，有太多的军国大事，有太多地长策大略需要雷瑾拿定主意，拍板决策了。
事实上，就是在西北幕府治下地各府各县，随着时间的推移，林林总总地行政积弊也渐渐显露，并大有增多之势；官场上诸般种种的陋规‘顽石’，长久以来雷瑾其实也都有一点点记在心里，不断思考着怎么撬动那些陋规‘顽石’，推动西北政治的大力发展——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作为西北当权者。 如何防微杜渐；如何从根子上抑制‘硕鼠’、‘白蚁’在内部滋生蔓延，以及如何防止自身的统治根基被内部形形色色地‘硕鼠’、‘白蚁’腐蚀侵蚀；如何保持长治久安，诸如此类，一直以来始终都是雷瑾关注的大问题，而且也相继酝酿并颁布推行了许多新政，譬如‘致仕养廉银’，譬如‘军人终身荣耀津贴’。 譬如经过多年酝酿而设立的‘审计院’衙门以及另成体系的审查使、审查官，等等等等。 但是雷瑾以及西北幕府的高级幕僚们并未满足于此，仍然在不断酝酿和探索有助于长治久安的路子——他们都曾熟读历代国史，自然很清楚西北开府至今不足十年，又是远离帝国腹地的边陲之地，正是大力推行新政地较好时期，如果等到一代两代三代人之后，那时再想大刀阔斧的变法维新。 就会触犯太多人地利益，遭遇朝野之间的莫大阻力，斯时主政变法之人往往无功有过，变法也往往会半途而废。 要知道两千年来，也就是法家国士‘商君’卫鞅在穷途末路的秦国推行的变法，未曾遭遇人亡政息的噩运，虽然卫鞅本人最终惨遭车裂之刑，但卫鞅之法却得以薪火相传。这实在是秦国之幸，商君之幸，法家之幸，亦是中土之幸。
通常，一个地方的官僚风气形成，既有历史传统。 也有乡土地缘上的差异。 地方政治和官僚风气，其差异更多地体现为乡土文化地差异。 一个地方的官僚吏治，开明或保守，激进或守旧，庸碌无为或奋发有为，在底蕴上取决于当地人在整体上共通的认知、情感、信念等诸多无形的东西。 这也是一个地方其所有官民士绅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质，它是无形的，又是很稳定或者说很顽固的，很难被完全彻底的取代消亡，同时它还很隐蔽。 久在当地之人往往视而不见。 感而不知，正所谓是久在芝兰之室不闻其香。 长在鲍鱼之肆不觉其臭。
地方政治和官僚风气中地反面要素日积月累，行政积弊和陋规顽石若是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清除和匡正，一个地方的官僚政治就会失衡、失序，从而导致当地吏治的畸变，官吏往往碌碌无为，疲塌平庸，怠于政事，以无过为荣，不思进取，甚至于滋生种种腐败昏聩暴戾之举，以致民怨沸腾，这就要求上位当权者审时度势，以超常举措对之加以匡正和重塑。
盘根错节的行政积弊和陋规顽石，即便几乎是在废墟上重建的西北幕府，都有相当程度地存在。 而在雷瑾看来，西北开府以来，经过多年的治民理政，从西北幕府直辖的军政衙署到地方上的各个府县衙门，形形色色的‘积弊’和‘顽石’日积月累，滋生蔓延，已经成为西北继续前行，迈向更宽更广天地的拦路虎、拌脚石，是得选择一个合适机会对这些积弊、顽石做一次大的清理不可了。
内外军政从无小事。 如何做，怎么做，才能长治久安？这是任何一个当权柄政者都会面临的根本问题，而每一位当权者都有不同的解决思路，因此施政的楔入点也因人而异，各有不同，但在吏治上着力做些文章，却是古往今来当权者们不约而同地选择。 相对于在施政上大刀阔斧地维新变法可能带来的朝野动荡甚至地震，在某些官僚风气上着力整肃吏治可能相对更容易一些，当权柄政者在这两者之间如何抉择，又或者两者兼顾，这是一个权衡利弊得失地计较盘算，雷瑾自也不能有所例外。
雷瑾以及长史府的许多幕僚，就是已经敏锐地洞察到在当前形势下，西北内部所存在的行政积弊和陋规顽石已经积累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步，他们都意识到，现在是到了痛下决心，解决一些问题的关键时期，虽然在此之前已经做了许多努力，酝酿推行了不少新政，但这还远远不够！
但是，下一步将施行什么举措？这却是需要雷瑾的决断了！
为政唯难，西北幕府早已经不是当年草创时节的状况，如今家大业大，西北幕府的一举一动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免就有许多顾忌，每项施政都必须慎重权衡。 考虑方方面面的反应，把握好其中地分寸小心施行。 投鼠忌器，这无疑都是很耗费心血和心智的事情。
在这样的时候，如果不是出于镇慑西北的诸位皇族藩王，同时又要适度安抚皇族藩王那且惊且惧的可怜小心肝，雷瑾又哪里有偌多的心思和空闲时间来静静欣赏美妙的歌舞呢？他眼近确实很难全情投入地欣赏眼前清歌曼舞的美妙，因为他暂时没有那个闲情逸致了。
银烛秋光冷画屏。
送走了几位封藩亲王。 宴罢而归地雷瑾接过侍妾冰縠奉上的银制波斯茶壶，仰脖大饮一口。 只觉茶汤甘腴香甜，这是在浓茶中搀了牛乳和糖霜沸煮的吃法，香冽不减，却少了浓茶的苦涩，乃是域外传来中土的煮茶法。 若只是苦涩的浓茶，就不宜这么大口大口的牛饮狂喝，而需要细细品味。
此时夜色已深。 雷瑾浑无倦意，打算在今天地晚课（武道修行）之前，继续细看臣下幕僚呈上的若干重要条陈。
能够被雷瑾留下细看深思的条陈，当然不是普通的重要事项，而必然是牵连甚广，影响深远的事项。
与雷瑾始终在思考的吏治问题若合符节，臣下幕僚呈上的这些个条陈都是围绕着两件事在阐述各自的意见和看法。
其中之一，就是‘审计院’第一任‘都审计官’向平虏侯提呈地建言条陈。 他建议。 西北幕府治下所有军政官吏，其名下拥有的全部私人财产及其妻子儿女名下的私人财产都必需在其上任入职或履任新职之前，一一在有司报备稽核，记入档案；而在其离任他就或者致仕养老之时，则必须‘给由交代’，即由相关衙署（审计院各级办事衙门、各曹司署的审查使＇官＇衙门、税课提举司税务巡检衙门等等）对其私人财产也同样进行审计勾考。 并与其公务上的‘给由交代’结果一并记入官吏的考成、考察档案或者直接移送相关地法司审断当事官吏的罪行，‘都审计官’的建言大意就是如此，其主旨便是以此法尽可能遏止官吏的贪贿渎职。 而雷瑾此前曾命人将‘都审计官’的条陈抄送幕府直属的高级幕僚、长史府所属高级官僚、军府所辖高级将领、审理院的高级司法判、监察院的监察使、议政会议的大咨政、咨政等文武官员，并指示这一部分官员就此各抒己见，言者无罪。 现在就已经有若干高级文武官僚就此呈上了他们的陈事手札，表达各自地态度，阐述各自地意见，这亦是雷瑾在酝酿重大决策之前，察纳谏言集思广益的一个必经环节。
其二，则是与西北幕府早年所颁布地《告发举报则例》等律法条例紧密相关的一则提议。 这条提议是长史府长史刘卫辰的提议。 主旨是尽最大可能。 动用官方力量以保护‘告发人’、‘举报人’乃至‘证人’的身家性命，防止他们被牵涉到相关案件当中的官吏、土豪、劣绅、强梁等挟私报复。 刘卫辰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