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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统领的“卫士排”的弟兄，都是大陆人，各省籍都有，年岁较大，独担任我传令兵的那位哲学家，爱非斯学派创始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他认为，只十六岁年纪，还像个小孩，但长得身体高而结实，所以他们一起去逛洗澡池附近的私娼，有位姿容较好姐儿独中意于他。而他尚是首次嫖妓，毫无经验。因为其同事告他玩一次是价钱二元。他那时每月的收入是上等兵薪水不到十元，我每月津贴他十元，共二十元而已。他初次与妓女性交，以为人一下便算一次，事完之后，他很老实，自己以每一下二元计算，付了妓女快一个月的薪水了。春风得意之后，再去洗澡，同去玩的弟兄和他在澡池内问他玩的经过，他则埋怨带他来玩的同事骗了他，说“你们说玩一次两元，为何我要花去十大几块”呢？同事了解状况下，除笑他做了冤大头，并要他去找那妓女退钱。他气愤不已，浴罢便再去土窑子，但那妓女不在了，他便在那里砸窑子了，于是他被彰化宪兵抓走（那时宪八团团部在彰化），查明是我的传令兵。当时，我们部队军司令部是彰化市的最高单位（县长是南投人的陈锡卿，国民党头儿是位江西老俵，姓张，大名记不起了），我是部队长的侍从军官兼卫士排长，宪兵单位买我的面子，便把人送交我处理了。我亲去将传令兵领回，责他自己没有嫖妓玩姑娘的经验，自己愿多送钱给婊子，还闹人家窑子做甚，自己做错吃了亏，还砸窑子，徒落人笑。我说了就算了。他以后再去找那妓女，那妓女转去了花坛一家私娼，他找去那儿也未找到。我后来知道了，便严词问他，“你还找那姑娘做什么？你还要她还钱给你吗、我并请排附和另两侍从军官（两位副军长的个人参谋）为我好好开导他（更严禁他乱动我的手枪。回他常代我擦拭佩枪也），为的是怕这横小子出事也。又我的卫士弟兄，每说起传令兵当了婊子冤大头事，就要笑他。惟此时，我的传令兵也是“花街柳巷”的识途老马了。那时我们部队长公馆住台中市，我常派他送东西去台中，后来他便玩上台中市的土窑子了。……（略——编者）又那时“私娼”都在民间，和住家一般，非识途老马，莫得其门而入也。老兄久住台中，特写来博兄一粲。未知可做老兄“军中乐园”的外一章否？一笑。
二、送上弟在荣总所拍照片两张，或可作弟前送拙稿“挽歌四首”的附件。拙稿序言中曾说及老荣民赴荣总看病之诸感慨。此两张照片，或可为此感慨提供一点证明也。匆匆，敬祝大安！周未愉快！
虚一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九日晨七时写毕
二、李敖答胡虚一
虚一老兄：
四月十九日来信承示种种，极为感谢。
老兄谈及“美国大学读博士学位者，有以中国诗《孔雀东南飞》为研究，而其重点在研究探讨‘孔雀为何东南飞，而不西北飞’的缘故何在”等事，使我想起一个笑话。笑话是：为什么“孔雀东南飞”而不西北飞呢？答案是：因为“西北有高楼”的缘故！以古诗一句回应古诗一句，正是妙答。其实如此笑话，美国的支那通所在多有。胡适就透露过一个，说某支那通考据出“诸葛亮乃音乐家”，经人询其所本，此支那通曰：诸葛亮自比于管乐，所本在此！查《三国志》诸葛亮传：“亮躬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原来支那通是这样读中国书的！管仲、乐毅竟变成了乐器上的管乐，支那通之不通，可见一斑。至于靠支那通混学位、分饭吃的中国假洋鬼子学人，亦复如此。总之，研究中国问题，固非中国学究们所能胜任，亦非外国支那通们所能优为，还得有赖于中国高人们自己的困学纪闻，方足以得真相、存信史。我写《“军中乐园”的血与泪》，就是高人成绩的一次展示，试问这种研究成果，岂中国学究们与外国支那通们所能想象者乎？
我写《“军中乐园”的血与泪》，也有不足之外。不足之处是我离军中日久，较新的资料增补得使自己不够满意，但我仍下停地找机会增补。便如今天，我就从一位音响专家薛起文口里，得知一九八三年金门地区“军中乐园”的一些抽样：金门小径地区“军中乐园”，已经在墙上不挂妓女照片，每位妓女，只有号码，阿兵哥进场以后，随便找哪一号，不在票上预做限制。但买票时，要强迫买一卫生套。妓女中红牌者，房间有冷气设备，并加收五至十元冷气费，以兹贴补。但这种情况，同在金门的金城“军中乐园”，就大异其趣。金城地区“军中乐园”属“军民同乐”型，老百姓也可以去，只是稍贵一点（每次军一百元；民一百二十元）。
从另一角度看，《“军中乐园”的血与泪》的写作，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知识分子关心民瘼前所未有的新方向。中国有史以来，知识分子只会跟妓女调情，他非所问。从李贺的《屏风曲》、《美人梳头歌》，到杜牧的《咏袜》、《不饮赠官妓》，都是如此，他们从不关切民间疾苦。比较之下，一看就知道我们这一代的高人是多么超迈前人了。
当然，相对的，在国民党今日的统治下，妓女的凄惨也是超迈前人的。当年《北平娼妓调查》书中，己有妓女“三四等的，每天留一个客住宿，是必定的。其余白天来三四个客……在三四等是极平常的事”的记录，可见当年的接客次数，远非我在《“军中乐园”的血与泪》中所述接客五六十次者可比。国民党今日在台湾的黑暗统治，光此一端，即可空前绝后矣！
敖之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夜
写在《雏妓哲学家》的后面
一、刘峰松的《雏妓哲学家》
某一天报纸上登出一则轰动一时的消息，说：
“某分局临检，在某旅社抓到一少女‘表演’，在场观看者有三名日本人和一位中国人；这位中国人赫然是某地的民政局长，他当晚以东主的身份招待日本人，因为他还兼营艺品店学家勒卢阿（HendrikVanRoy，1598—1679）。法国哲学家，看‘表演’是业务上的需要”。
这位少女因涉嫌妨害风化罪移送法院，后来裁定交笔者辅导。
笔者辅导不少这样的少女，但从来没有辅导成功的案例可资窃喜或表功，说来真是惭愧。是笔者担任观护人不认真、不热心、无爱心、无耐心吗？应说——是，否则便找不到责任的归属了。除了观护人有责任外，还有没有可追究的责任呢？如她自己、她父母、我们的社会等等？从责任的根源来追究度。始见于《老子·二十八章》：“朴（道）散则为器。”认为，应都逃不了，我们并且可以归纳出一些因素、列出一个表来；可是，纵然知道谁有责任，仍然没有搔着痒处，没有把握要点，仍然无济于事，不能解决问题。
好多无照妓女，都被强制送到斗南“妇女习艺所”，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据说，她们不怕送法院，不怕送拘留，最怕送斗南；既然是“怕”去，可见那种场所标榜的“技艺训练”，是不受欢迎的。她们不想去，拒绝去，而违背教育基本原理，强迫她们去，自然不会有好效果可言。送她们到习艺所原是要救她们脱离火坑，可是她们主观上把习艺所看成更大的火坑，常集体脱逃，岂不是大笑话吗？
为什么这种事难办？症结在哪里呢？直到笔者承办她的案件，听她说——“钟鼎山林，人各有志”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问题也涉及到个人意志自由的问题。
倩倩的脸蛋儿很漂亮，是“胡茵梦型”的（请李敖先生不要笑，这是真的），而且，有过之无而不及；一个是天然美格斯指出：“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一个是人工美。但发育未臻完全，扁平的，瘦弱的，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够不上说有征服男人的“本钱”。这种不健康、稚嫩的少女从事色情生涯，给人产生强烈的罪恶感——男人是罪恶的，而社会也是罪恶的。
这一天由她妈妈带来“报到”，由她的叙述里，知道她有一个凄凉身世和一个负担颇重的家庭，谈话的内容如下：“我小时候，当矿工的父亲死了，母亲为了养育我和两个弟妹，改嫁另一个矿工——就是现在的继父，母亲又与继父生下三个弟妹；我一共有五个年纪小的弟妹。继父年纪大，身体不好，无法在矿场里挣到什么钱，母亲在四脚亭一家鱼罐头厂工作，收入也有限。我们还要付房租，生活是很苦的，从我懂事起到现在，没过过好日子。”
“你和继父处得好吗？”笔者问。
“继父是好好先生，沉默寡言，在家里弄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他不管我的事，没有虐待我或逼迫我。”
“如果你有一份正当的工作，那么，一家三个工作，生活不成问题才对，不是吗？”
“是勉强可以生活下去，但工作难找嘛！”
“你长得漂亮可爱，当店员最合适，找不到这样的工作吗？”她露出了微笑，显出更可爱的模样。
“我只有小学二年级的程度，连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有，现在招收店员都要中学以上毕业才行啊！”
“也可以跟你母亲到鱼工厂工作呀！”
“是去过了，工资太低，没有什么前途。”
“你太小了，到都市里来干这种事，实在不好。”
她低下头、沉默不语。
笔者问她母亲：
“你女儿做的事，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她是挺孝顺的，很乖的，经常拿钱回家，很爱护弟妹，每次回家都带了一大堆东西送他们，我以为她有一份好工作，哪里知道……”
她母亲的眼眶都湿了。
“送过多少钱回家？”
“上个月给我二万多块。”
“你不问她做什么事吗？”
“她说在餐厅工作，有薪水、奖金、小费，待遇很好。”
“哪有这回事！”
其实倩倩这样的身世和家庭并没有突出，这种身世、这种家庭，在她住的九份一带，是太普遍了。
追溯历史，我们知道在荷兰、明郑时期，就发现基隆金瓜石、九份一带产金矿，曾传说这样一个故事：
自古以来，原住民族——现在的山胞——就守护春金山、金河（基隆河上流），他们不敢随意捡拾、开采，怕惊动山神、河伯。后来日本人、荷兰人、郑氏手下都先后去开采，他们阻止不了，只有任由他去了，结果，日本人被荷兰人赶出台湾，荷兰人被郑成功赶出台湾，而郑成功最后也覆亡了。一个阅历深的“老番”慨叹他说：这些人的“逃”和“亡”，都是因为滥采金矿，触怒神明的报应（事载《诸罗县志》）。这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神话。
“人为金亡”，这是事实。台湾在五十年代初期，在金爪石、九份一带也发生“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