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已碎。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没有给予她的不仅仅是她的一种愿望，而是她拥有这种愿望的权利。当我们离婚时，我们就骗取了她的权利，我们共同做了这件事，但我们的罪责并没有因此减半。
我试图再建立一个较好的婚姻关系。我承认，我要找的女人必须要有点像汉娜，像她那样接触和抚摸，其气味和滋味都必须有点像汉娜的，只有这样，我们的共同生活才不会有不对劲的感觉。而且，我跟她们讲我和汉娜的事。我也在其他女人面前比在葛特茹德面前更多地讲述了我自己。她们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解释我在举止言谈中表现出来的令她们感到惊异的东西。但是，那些女人不想听得太多。我记得海伦，一位研究美国文学的学者，当我讲述时，她默默无声抚摸我的后背，安慰我；我停止讲述时，她同样默默无声地继续抚摸我，安慰我。葛西娜是位精神分析学家，她认为，我必须清理我与母亲的关系。她问过我是否注意到我的母亲在我的故事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希尔克是位牙医，她翻来覆去地问我以前的事情，但是，随后就忘了我给她讲的一切。这样一来，我就又什么都不讲了，因为人们所讲的，不过是人们自己所做的，既然是事实，那就不一定非讲木可。
3
当我参加第二次国家考试时，那位组织集中营问题研讨班的教授去世了。葛特茹德是在报纸的死亡讣告版上偶然看到这个消息的。葬礼在山地陵园举行。她问我是否想去参加。
我不想去。葬礼在星期四的下午举行，而我星期四和星期五上午都有考试。再者，那位教授和我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特别近。我不喜欢参加葬礼。我不想再忆起那次审判。
但是，这已为时过晚，记忆已经被唤醒了。当我星期四考试归来时，就好像我必须去赴一个不允许错过的约会，一个与过去的约会。
我是乘坐有轨电车去的，平时我是不坐有轨电车的。这已经是与过去的一种接触了，就好像又回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一个改变了面貌的地方。当汉娜在有轨电车公司上班时，有两节或三节车厢的有轨电车，车厢的两端有平台，平台旁边有踏板，如果电车已经启动，人们仍旧可以跳到踏板上，还有一条环绕整个车厢的绳子，售票员拉这根绳可以发出开车的信号。夏天的时候，有轨电车敞着平台开，售票员买票，给票打眼，查票，报站，发开车信号，照顾拥挤在平台上的孩子，训斥那些跳上跳下的乘客，当车满员时阻止再上人。有的售票员滑稽有趣，有的严肃，总绷着脸，有的粗鲁。他们的性格和心情如何往往左右着车厢里的气氛。我多么愚蠢，在那次乘车去施魏青根给汉娜一个惊喜的愿望落空之后，我就害怕把她当做售票员来等候，来经历。
我登上了一辆没有售票员的有轨电车去了山地陵园。那是一个较冷的秋日，天高云淡，太阳也不再温暖了，用眼睛望着它也不会被刺痛了。我用了好一会儿时间才找到了将在那里举行葬礼的墓地。我穿梭在高大无叶的树木与已有年头的墓碑之间，偶尔会遇见一位陵园的园工或一位手持浇花壶和修技剪刀的上了年纪的妇女。陵园非常安静，我从远处就听到了在那位教授的墓碑旁所唱的赞美诗。
我站在一边仔细地观察这小小的参加葬礼的人群。其中的一些人看上去明显地孤僻怪异。从介绍教授生平事迹和著作的悼词中可以听得出来，他自己逃避了社会的约束，从而脱离了与社会的联系，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变得孤僻起来。
我认出了当年参加研讨班的一位同学，他参加国家考试比我早，先当上了律师，后来又成了一家小酒店的老板。他是穿着一件红色的长大衣来的。葬礼结束后，当我往回向陵园的大门走去时，他走过来与我打招呼：“我们一起参加了研讨班，你不记得了吗？”
“记得。”我们握了手。
“我总是在周三去法庭，有时我开车带你去，”他笑着说，“你每天都在场，每天，每周都在。现在你说说为什么？”他同情地、期待地望着我。这使我想起，他的这种目光在研讨班时我就注意到了。
“我对法庭审理特别感兴趣。”
“你对法庭审理特别感兴趣？”他又笑了，“是对法庭还是对那位你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的被告人？就是看上去还蛮不错的那位？我们大家心里都在嘀咕，你与她是什么关系，但是没人敢问你。我们当时非常富有同情心，善解人意。你还记得……”他提起了另外一位参加研讨班的同学，这位同学口吃，说话咬舌头，话很多且不着边际，我们还得洗耳恭听，好像他的话句句是金石之言。他开始谈起其他参加研讨班的同学，讲他们当时如何，现在又做什么。他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但是，我知道他最终还会再问我：“怎么样，你现在和那位被告的情况如何？”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回答，如何否认，如何承认和如何回避。
这时候我们到了陵园的大门口，他真的问了我这个问题。车站刚好有一辆有轨电车在徐徐开动。我说了声“再见”，撒腿就跑，好像我能跳到踏板上一样，我挨着车身边跑边用手拍打着车门。我根本不敢相信，也没抱任何希望的事发生了：那辆车又停了下来，门开了，我上了车。
4
做完候补官员之后，我必须要选择一门职业，但我没有马上做出选择。葛特茹德马上就当上了法官。她手头上要做的事堆积如山，而我能呆在家里照看朱丽雅，这令我们感到高兴。当葛特茹德克服了最初的困难、朱丽雅又入了幼儿园后，我的决定就迫在眉睫了。
我很难做出决定。在对汉娜的法庭审判中我所看到的种种法律角色，看不出有适合我的。对我来说，诉讼与辩护同样都被滑稽地简单化了，而判决又是所有简单化中最滑稽的。我认为，我也不适合在管理部门做政府官员。我作为候补官员在州政府工作过，我发现它的办公室、走廊、气味和公务员都很苍白、无味、单调。
这样一来可供选择的法律职业也就所剩无几了。我真不知道我会做什么，如果不是一位法学史教授给我提供了在他手下工作的机会的话。葛特茹德说，我的选择是一种逃避，是对生活的挑战和责任的逃避。她说得有道理，我是逃避了，逃避使我感到轻松。我的这个选择不是永久性的，我对她，也对自己这样说。我还年轻，教几年法学史之后，仍旧能找到各种实惠的法律职业，但是，这却成了我的永久性的选择。随着第一次逃避而来的是第二次逃避，也就是说，我从大学换到一家研究机构，我在那儿寻找并发现了一个我可以从事我喜欢的法学史研究的避风港。在那儿，我不需要任何人，也不打搅任何人。
结果我不但没有逃避掉，反而与过去更接近了。作为法学史家，我所接触的过去，其生动性并不逊色于现实生活。局外人可能会认为，人们对过去只能观察，而对现实才能参与，但事实并非如此。从事历史研究意味着在过去与现实之间架起桥梁，在历史与现实两方面进行观察，活跃于二者之间。我所研究的领域之一是第三帝国法，在这里，过去与现实如何在现实生活中难解难分，特别显而易见。在这里，人们逃避的不是过去，而正是现实和将来，人们没有把注意力坚定地集中在现实和将来上。人们对历史遗产茫然无知，不知我们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我们生活在历史中。
我沉浸在历史中时能够得到一种满足感。虽然它对现实并没有什么意义，我还是不想隐瞒它。我第一次产生这种满足感是在我研究启蒙教育法和启蒙教育法律草案的时候。之所以要制定这些法律是因为人们相信，从此以后世界有了好秩序，从此世界会变得更好。看到从这种信念中制定出维护良好秩序的条文，看到这些条文又变成了美好的法律，而它们又将以自身的美来证明它们的真，我感到幸福。很久以来我就坚信，尽管出现了可怕的倒退和挫折，但法律会越来越进步，会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真，越来越理智，越来越人道。自从我发现我的这种信念不过是幻想而已后，我的法律演进现变得完全另一样。这个演进虽有目的地，但它经过种种震动、困惑和失去理智后到达的这个目的地，正是通向另一个目的地的起点，但在尚未到达这个新目的地时，又不得不重新开始。
我当时又重读了《奥德赛》。我在中学时就读过这本书，在我的记忆中，它讲的是一个返乡者的故事。但是，它讲的并不是一个返乡者的故事。相信一个人不可能再次过同一条河的希腊人怎么能相信返乡之事呢？奥德修斯回来不是为了留下，而是为了重新出发。《奥德赛》是一部运动史，这个运动是有目的的，同时又无目的，是成功的，同时又是徒劳的。法律的历史与此有什么区别呢？
5
我是从《奥德赛》开始的。我和葛特茹德分手后，我重读了它。许多夜里我只能睡上几小时，我躺在那儿睡不着。当我打开灯拿起一本书看时，眼睛就睁不开了；而当我把书放到一边、关上灯时，我却又睡不着。这样我就大声朗读，大声朗读时，我就不再打盹。当我的大脑处于杂乱无章的回忆和梦幻中时，当痛苦在我脑中盘旋时，当我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对我的婚姻，对我的女儿和我的生活进行反思时，汉娜总是在左右着我，我干脆就为汉娜朗读，为汉娜在录音机上朗读。
当我把我录制的录音带寄出去时，几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起初，我不想寄片段，我在等着把全部的《奥德赛》录完。之后，我又怀疑汉娜是否对《奥德赛》有足够的兴趣。于是，在录完《奥德赛》之后，我又给她录了施尼茨勒和契河夫的短篇小说。然后，我硬着头皮给审判汉娜的法庭打了电话，打听出了汉娜在什么地方服刑。最后，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汉娜服刑监狱的地址——它离审判和判处汉娜的城市不远，一台录音机和按照契河天——施尼茨勒——荷马这个顺序录制的录音带。最后，我把录音机和录音带一同打进邮包，寄给了汉娜了
最近，我找到了一个本子，上面记有那些年我为汉娜录过的东西。最早的十二个篇目很显然是同时做的记录。起初，我大概只是往下读，后来才注意到没有记录就记不住已经读过什么了。在后来的篇目中，有时注明了日期，有时没有注明，但是，即使是没有日期，我也知道第一次给汉娜寄录音带是她服刑的第八年，最后一次是第十八年。在第十八年的时候，她的赦免申请被批准。
我继续为汉娜朗读，读我自己也正想看的书。在录制《奥德赛》时我注意到，大声朗读不像自己轻声阅读那样容易让我集中精力，后来有所好转。朗读的缺点是它持续的时间较长，但是，正因为如此它才使朗读者把内容深深地铭刻在脑子里。至今我对一些内容仍记忆犹新。
我也朗读我已经熟悉和喜爱的作品。这样汉娜能听到很多凯勒、冯塔纳、海涅和默里克的作品。很长时间里，我不敢朗读诗歌，但是后来，我却乐此不疲。我可以背诵一系列我所朗读过的诗歌，时至今日仍能朗朗上口。
那个记录本所记载的书目，证明了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的原始信赖。我也不记得了，是否我曾经想过不必局限于卡夫卡、弗里施、约翰逊、巴克曼和伦茨而读一些实验文学作品，也就是我既弄不清故事讲的是什么也不喜欢其中的任何人物的文学作品。我认为，实验文学自然是要拿读者做实验，汉娜和我都不需要这个。
当我自己开始写作时，我也把我写的东西拿来为她朗读。我要等我的手稿口授之后，打字稿也修改过以后，而且有了一种完全做好了的感觉之后才朗读。在朗读时，我能发现我的感觉正确与否。如果不正确，我可以重新再来，把！目的去掉，重新录制。但是．我不喜欢这样做，我想用朗读来划个圆满句号。我把我的一切力量。一切创造力和富于批判的想象力再次为汉娜调动起来。这之后，我才把手稿寄给出版社。
在录音中，我没做个人的评论，没有问起过汉娜的情况，没有讲述过我自己的情况。我只朗读书名、作者名和书的内容。当内容结束对，我稍等一会儿，合上书，按下录音机的停止键。
6
当我们的这种时而喋喋不休，时而无话可说的交流进行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她寄来了一份问候：“小家伙，上一个故事特别好。谢谢。汉娜。”
纸是带横线的，是从写字本上撕下来并剪得整齐的一页。问候写在最上边，占了三行，是用蓝色的圆珠笔写的。汉娜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