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等着，看我是否想就此说点什么，但是，我却不知说什么为好。起初，我想说，我无法赶走任何东西。然而，那不符合事实，因为当一个人为另一个人营造一个小小生存环境时，他实际上就是赶他走。
“你结婚了吗？”
“我结过婚。葛特茹德和我已经离婚多年了。我们的女儿住在寄宿学校，我希望她在最后的这几年不要住在那儿了，最好搬到我这儿来往。”现在轮到我等着了，看她是否想就此说点什么，或问些什么。但是，她沉默不语。“我下周来接你，好吗？”
“好。
“是悄悄地，还是热闹一点地？”
“悄悄地。”
“好吧，我就悄悄地来接你，不放音乐，不喝香槟酒。”
我站了起来，她也站了起来。我们相互凝视着。已经响过两次铃了，其他女囚犯都已经进了屋。她的目光又在上下打量我的脸，我拥抱了她，但她换上去有些不对劲。
“小家伙，好自为之。”
“你也应如此。”
就这样，我们在不得不分手之前就告别了。
9
接下来的那一周特别忙碌，我已记不得了这是由于我要做一篇报告而时间压力特大．还是由于工作压力，或者成就压力的缘故。
写那份报告的最初想法一点没用上。在开始修改报告时我发现，那些我原以为有普遍意义和从中可能归纳出规律的地方全都一个接一个地变成了偶然的案例。我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结果，我忙乱地、顽固地、不安地继续寻找着答案，好像我的现实现本身就荒谬。我已做好把检查结果进行歪曲、夸张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准备。我陷入了一种特别的坐卧不安的状态，如果我很晚上床睡觉的话，尽管能入睡，但是过不了多久就又彻底地醒了，我只好再次起来继续阅读或者写作。
我也为汉娜的出狱做了一些准备。我为汉娜的房间里布置了宜家公司的家具，还配备了几件旧家具，把汉娜的情况告诉了那位希腊裁缝，带回了有关社会和教育活动方面的最新信息，买好了储备食品，在书架上摆好了图书，在墙上挂好了画。我还请了一位园艺工，清理了那个围抱客厅平台的小花园。我做这些时，也显得特别地忙乱和固执，这一切令我如负重负。
但是，这足以让我忙得没有时间去回想那次对汉娜的探望。只是有的时候，当我开车时，或疲惫地坐在写字台前时，或躺在床上睡不着时，或者在为汉娜准备的屋里时，记忆才会一泻千里，不可阻挡。我会看到她坐在长椅上，目光注视着我，看见她在游泳池里，脸向我这边张望着。那种背叛了她和愧对她的感觉就会再次涌上心头。但是，我又生气自己有这种感觉，并开始指责她，发现她悄悄地逃避了她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未免有点太便宜了。如果只有死人才有权要求她做出解释说明，如果可以把罪责用睡眠不好和做噩梦来搪塞了事的话，那么活人往哪儿摆？但是，我所指的活人不是指活下来的人，而是指我自己。我难道也没有权利要求她做说明解释吗？我算老几？
下午，在我去接她之前，我给监狱打了电话。我先和女监狱长讲了话。
“我有点紧张。您知道，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监禁之后，在没有尝试过在外界先呆上几个小时或几天以前，是不会让他出狱的。史密兰女士拒绝这样做。明天对她来说并非轻松。
我的电话被转到了汉娜那里。
“你考虑一下，我们明天都做什么，是想马上就回你的家，还是我们一起去森林或去河边？”
“我会考虑的。你仍旧是个伟大的计划家，对吗广
这令我生气。我感到生气，因为这与其他女友偶尔对我的态度没有两样，这等于说我不够灵活，不能随机应变，大脑起的作用过多，而肚子没派上用场。
她注意到了我沉默不语是生气了，于是笑着说：“小家伙，别生气，我没有什么恶意。”
我在长凳上又看到的汉娜已经是位老妇人了，她看上去、闻上去都像一位老妇人了，但是，我完全没有注意她的声音，她的声音听上去仍旧十分年轻。
10
第二天早上，汉娜死了。她在黎明时分自缢了。
当我赶到时，我被带到了女监狱长那儿。我是第一次见到她，她又瘦又小，头发是深黄色的，戴着一副眼镜。在她没有开始说话之前看上去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她说话却铿锵有力，热情洋溢，目光严厉，且精力充沛地挥舞着手臂。她问我昨天晚上的那次电话和一周前的那次会面。问我是否有预感和担忧，我做了否定的回答，我确实没有过预感和担忧，我没有隐瞒。
“你们是在哪认识的？”
“我们住得很近。”她审视地看着我，我意识到我必须多说些，“我们住得很近，后来就相互认识并成了朋友，作为一名年轻的学生我旁听了对她的法庭审判。”
“您为什么要给史密兰女士寄录音带？”
我沉默不语。
“您知道她是文盲，对吗？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耸耸肩，看不出汉娜和我的故事与她有什么关系。我眼里含着泪水，喉头哽咽着，我害怕自己因此无法说话，我不想在她面前哭泣。
她看出了我所处的状态。“跟我来，我给您看一下史密芝女士的单人间。”她走在前面，不时地转过身来向我报告或解释一些事情。她告诉我哪里曾遭受过恐怖分子的袭击，哪里是汉娜曾工作过的缝纫室，哪里是汉娜曾静坐过的地方——直到削减图书馆资金的决定得到纠正为止，哪里可通向图书馆。在一个单人间的门前，她停了下来说：“史密芝女士没有整理她的东西，您所看到的样子就是她在此生活时的样子。”
床、衣柜、桌子和椅子，桌子上面的墙上有一个书架，在门后的角落里是洗漱池和厕所，代替一扇窗户的是玻璃砖。桌子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书架上摆著书、一个闹钟、一个布熊、两个杯子、速溶咖啡、茶叶罐，还有录音机，在下面两层架子上摆放着我给她录制的录音带。
“这不是全部，”女监狱长追踪着我的目光说，“史密芝女士总是把一些录音带借给救援机构里的盲人刑事犯。”
我走近书架，普里莫·莱维、埃利·维厄琴尔、塔多西·波洛夫斯基、让·艾默里，除鲁道夫·赫斯的自传札记外，还有受害者文学、汉纳·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报道和关于集中营的科学文学。
“汉娜读过这些吗？”
“不管怎么样，她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订这些书的。好多年以前，我就不得不为她弄一本关于集中营的一般书目，一年或两年以前她又请求我给她提供关于集中营里的女人、女囚犯和女看守这方面书的书名。我给现代史所写过信，并收到了相应的特别书目。自从史密兰女士学会认字之后，她马上就开始读有关集中营的书籍。”
床头挂了许多小图片和纸条。我跪到了床上去读，它们或是一段文章的摘录，或是一首诗，或是一则短讯，或是汉娜抄录的食谱，或者从报纸杂志上剪裁下来的小图片。“春天让它蓝色的飘带在空中再次飘扬”，“云影在田野上掠过”。所有的诗歌都充满了对大自然的喜爱和向往，小图片上展现的是春意盎然的森林、万紫千红的草坪、秋天的落叶、一棵树。溪水旁的草地、一棵坠满了熟透果实的红樱桃树、一棵秋天的浅黄和桔黄的闪闪发光的栗子树。有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上面有一位老先生和一位穿着深色西装的年轻人在握手。我认出了那位给老先生鞠躬的年轻人就是我，那时我刚刚中学毕业，那是我在毕业典礼上接受校长授予的一个奖品，那是汉娜离开那座城市很久之后的事情了。她一个目不识丁的人当时就预订了那份登有那张照片的地方报纸了吗？无论如何为了进一步获悉并获得那张照片，她一定费了不少周折。在法庭审理期间，她就有那张照片了吗？她把它带在身边了吗？我的喉咙又哽咽了。
“她是跟您学会了认字。她从图书馆借来您为她在录音带上朗读的书，然后逐字逐句地与她所听到的进行对照。那台录音机因不能长久地承受一会儿往前转，一会儿往后倒带，一会儿暂停，一会儿放音，所以总是坏，总要修理。因为修理需要审批，所以，我最终明白了史密芝所做的事情。她最初不愿意说，但是，当她也开始写并向我申请笔和纸时，她再也不能掩饰了。她学会了读写，她简直为此而自豪，她要与人分享她的喜悦。”
当她讲这些时，我仍旧跪在那儿，目光始终注视着那些图片和小字条，尽力把眼泪咽了下去。当我转过身来坐在床上时，她说：“她是多么希望您给她写信。她从您那儿只是收到邮包，每当邮件被分完了的时候，她都问：‘没有我的信？’她是指信而不是指装有录音带的邮包。您为什么从不给她写信呢？”
我又沉默不语了。我已无法说话，只能结结巴巴，只想哭。
她走到书架前，拿下一个茶罐坐在我身边，从她的化妆包里掏出一张叠好的纸说：“她给我留下一封信，类似一份遗嘱。我把涉及到您的地方念给您听。”她打开了那张纸读到：“在那个紫色的菜罐里还有钱，把它交给米夏尔·白格；他应该把这些钱还有存在银行里的七千马克交给那位在教堂大火中和她母亲一起幸存下来的女儿。她该决定怎样使用这笔钱。还有，请您转告他，我向他问好。”
她没有给我留下任何信息。她想让我伤心吗？他要惩罚我吗？或者她的身心太疲惫不堪了，以至于她只能写下所有有必要做的事情？“她这些年来过得怎么样？”我需要等一会儿，直到我能继续说话，“她最后的日子怎样？”
“许多年来，她在这儿的生活与修道院里的生活相差无几，就好像她是心甘情愿地隐退到这里，就好像她是心甘情愿地服从这里的规章制度，就好像这相当单调无聊的工作对她来说是一种反思。她总与其他女囚保持一定距离，她在她们中间享有很高威望。此外，她还是个权威，别人有问题时都要去向她讨主意和办法，争吵的双方都愿意听她的裁决。可是，几年前，她放弃了一切。在这之前，她一直注意保持体型，相对她强壮的身体来说仍旧很苗条，而且她干净得有点过分。后来，她开始暴饮暴食，很少洗澡。她变得臃肿起来，闻上去有种味道，但是，她看上去并非不幸福或者不满足。事实上，好像隐退到修道院的生活对她来说已经不够了，好像修道院本身的生活还太成群结队，还太多嘴多舌，好像她必须进一步隐退到修道院中一间孤独的小房间里去。在那里，没有人再会看到她，在那里，外貌、服装和体味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不，说她自暴自弃是不妥的，她重新确定了她的地位，而且采取的是只作用于自己，不施及他人的方式。”
“那么她最后的日子呢？”
“她还是老样子。”
“我可以看看她吗？”
她点点头，却仍！日坐着，“在经历了多年孤独生活后，世界就变得如此让人难以忍受吗？一个人宁愿自杀也不愿意从修道院，从隐居处再一次回到现实世界中去吗？”她转过脸来对我说：“史密芝没有写她为什么要自杀。您又不说你俩之间的往事，不说是什么导致史密芝女士在您要来接她出狱的那天黎明时分自杀了。”她把那张纸叠在一起装好，站了起来，把裙子弄平整。‘“她的死对我是个打击，您知道，眼下我很生气，生史密芝女士的气，生您的气。但是，我们还是走吧。”
她还是走在前面，这一次，一言不发。汉娜躺在病房里的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刚好能在墙和担架之间站下脚。女监狱长把那块布揭开了。
汉娜的头上绑着一块布，为了使下额在进入僵硬状态后仍能被抬起来。她的面部表情既不特别宁静，也不特别痛苦。它看上去就是僵硬的死人。当我久久地望着她时，那张死亡的面孔变活了，变成了它年轻时的样子。我在想，这种感觉在老夫老妻之间才会产生。对她来说，老头子仍旧保持了年轻时的样子，而对他来说，美丽妩媚的年轻妻子变老了。为什么在一周之前我没有看出这些呢？
我一定不要哭出来。过了一会儿，当女监狱长审视地望着我时，我点点头，她又把那块布盖在了汉娜的脸上。
11
直到秋天，我才完成了汉娜的委托。那位女儿住在纽约，我参加了在波士顿举行的一个会议，利用这个机会把钱给她带去，一张银行存款的支票加上茶罐里的零钱。我给她写过信，自我介绍是法学史家并提到了那次法庭审判，说如果能和她谈谈我将木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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