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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站住了，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冬妮亚。
“我也没想到你会变得这么……酸臭。”保尔想了想，才找到了这个比较温和的字眼。
冬妮亚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你还是这么粗鲁！”
保尔把木锨往肩上一扛，迈开大步向前走去。走了几步，他才回答说：“说句不客气的话，图曼诺娃同志，我的粗鲁比起您的彬彬有礼来，要好得多。我的生活用不着担心，一切都正常。但是您的生活，却比我原来想象的还要糟。两年前你还好一些，还敢跟一个工人握手。可现在呢，你浑身都是臭樟脑丸味。说实在的，我跟你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
保尔收到了阿尔焦姆的来信。哥哥说最近就要结婚，要他无论如何回去一趟。
风吹走了保尔手中的白信纸，它像鸽子一样飞向天空。他不能去参加婚礼。现在哪能离开工地呢？昨天，潘克拉托夫这头大熊已经赶过了他们小队，正在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速度前进。这个码头工人正在拼命争夺第一。他已经失去了惯有的沉静，不断鼓动他那些从码头上来的伙伴以疯狂的速度进行工作。
帕托什金观察着这些筑路工人怎样一言不发地闷头苦干。他惊奇地搔着头皮，问自己：“这是些什么人哪？哪儿来的这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呢？要是再这么晴上七八天，我们就可以铺到伐木场了。真是应了那句俗话：活到老，学到老，到老还是懂得少。这些人的工作打破了一切常规和定额。”
克拉维切克带着他亲手烤的最后一批面包从城里来了。
见过托卡列夫之后，他在工地上找到了保尔。他俩亲热地互相问过好。接着，克拉维切克笑嘻嘻地从麻袋里拿出一件瑞典精制的黄面毛皮短大衣，拍了一下那富有弹性的皮面，说：“这是给你的。不知道是谁送的吧？……嗬！小伙子，你可真傻呀！这是丽达同志让带来的，怕把你这个傻瓜冻死。这件衣服是奥利申斯基同志送给她的，她刚从他手里接过来就交给我，说给保尔捎去吧。她听阿基姆说过，你穿着单衣在冰天雪地里干活。奥利申斯基皱了皱鼻子说：‘我可以给那位同志另送一件军大衣去。’但是，丽达笑着说，不用了，穿短的干活更方便，拿去吧！”
保尔惊异地拿起这件珍贵的礼物，过了一会儿，才犹犹豫豫地穿在冻得冰凉的身上。柔软的毛皮很快就使他的后背和前胸感到了温暖。
丽达在日记里写道：
１２月２０日
连日暴风雪。今天仍然又是风，又是雪。博亚尔卡的筑路大军眼看就可以把路铺到目的地，但是他们被严寒和暴风雪阻住了。他们常常陷在没人深的积雪里。挖掘冻土是很困难的。只剩下四分之三公里了，但这是最困难的一段。
托卡列夫报告说，工地上发现了伤寒，已经有三个人病倒了。
１２月２２日
共青团省委召开全体会议，博亚尔卡没有人来参加。匪徒在离博亚尔卡十七公里的地方把一列运粮火车弄出轨了。
按照粮食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命令，工程队全体人员都调到出事地点去了。
１２月２３日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博亚尔卡送回城里。其中有奥库涅夫。我到车站去了。哈尔科夫开来一列火车，从车厢连接板上抬下来几具冻僵的尸体。医院里也很冷。该死的暴风雪！什么时候才能停呢？
１２月２４日
刚从朱赫来那里回来。消息证实了：奥尔利克匪帮昨天夜里倾巢出动，袭击了博亚尔卡。我们的人跟他们打了两个小时。他们切断了电话线，所以直到今天早上，朱赫来才得到确实消息。匪徒被打退了。托卡列夫受了伤，胸部被打穿了。今天就能把他送回来。弗兰茨·克拉维切克被砍死了。他昨天夜里正好担任警卫队长。是他发现匪徒，发出了警报；他一边往回跑，一边阻击进攻的敌人，但是没有来得及跑到学校，就被砍死了。工程队有十一个人受伤。现在那里派去了一列装甲车和两中队骑兵。
潘克拉托夫继任工程队长。今天，普济列夫斯基团在格卢博基村追上了一部分匪徒，把他们一个不留地全都砍死了。
一部分非党非团干部，没有等火车，就沿着铁路离开了工地。
１２月２５日
托卡列夫和其他伤员都已经送回，被安置在医院里。医生们保证把托卡列夫救活。他仍然昏迷不醒。其他人没有生命危险。
省党委和我们都收到了博亚尔卡的来电：为了回答匪徒的袭击，我们，所有参加今天群众大会的轻便铁路建设者，同“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和骑兵团的全体指战员一起，向你们保证，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在一月一日以前把木柴运到城里。我们决心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柯察金。书记员别尔津。
我们以军礼在索洛缅卡安葬了克拉维切克。
日夜盼望的木柴已经近在眼前。但是筑路进度十分缓慢。
伤寒每天都要夺去几十只有用的手。
有一天，保尔两腿发软，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已经发烧好几天了，今天热度比哪天都高。
吮吸工程队血液的肠伤寒也悄悄地向保尔进攻了。但是他那健壮的身体在抵抗着，接连五天，他都打起精神，奋力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和大家一起去上工。他身上穿着暖和的皮大衣，冻坏的双脚穿上了朱赫来送给他的毡靴，可是这些东西对他也无济于事了。
他每走一步，都像有什么东西猛刺他的胸部，浑身发冷，上下牙直打架，两眼昏黑，树木像走马灯一样围着他打转。
他好容易才走到车站。异常的喧哗声使他吃了一惊。仔细一看，站台旁边停着一列同车站一样长的平板车。上面载的是小火车头、铁轨和枕木，随车来的人正在卸车。他又向前走了几步，终于失去了平衡。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头碰到地上，积雪冰着他那灼热的面颊，怪舒服的。
几小时以后，才有人偶然发现了他，把他抬到板棚里。保尔呼吸困难，已经认不得周围的人了。从装甲车上请来的医生说，他是肠伤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四十一度五。关节炎和脖子上的痈疮，就不值一提了，都算小病。肺炎加伤寒就足以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潘克拉托夫和刚回来的杜巴瓦尽一切可能抢救保尔。
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护送他回家乡去。
只是在柯察金小队全体队员的帮助下，更主要是靠霍利亚瓦施加的压力，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把阿廖沙和不省人事的保尔塞进了挤得满满的车厢。车上的人怕斑疹伤寒传染，怎么也不肯让他们上车，并且威胁说，车开动后，就把病人扔下去。
霍利亚瓦用转轮手枪指着那些不让病人上车的人的鼻子，喊道：“这个病人不传染！就是把你们全撵下车，也得让他走！
你们这帮自私自利的家伙，记住，我马上通知沿线各站，要是谁敢动他一根毫毛，就把你们全都撵下车，扣起来。阿廖沙，这是保尔的毛瑟枪，给你拿着。谁敢动他，你就照准谁开枪。”霍利亚瓦最后又威胁地加上了这么一句。
火车开走了。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身旁，问：“你说，他能活吗？”
没有得到回答。
“走吧，德米特里，只好听其自然了。现在全部工作都得咱们俩负责了。今天连夜把机车卸下来，明天早上就试车。”
霍利亚瓦给沿线各站做肃反工作的朋友们打了电话，恳切地请求他们不要让乘客把柯察金弄下来，直到每个同志都回答“一定办到”之后，他才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的站台上，从一列客车的车厢里抬出来一个淡黄色头发的青年的尸体。他是谁，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嘱托，赶忙跑到车厢跟前阻止，但是看到这个青年确实已经死了，就叫人把尸体抬到了停尸房。
他们立刻打电话到博亚尔卡通知霍利亚瓦，说他让他们关照的那个同志已经去世了。
博亚尔卡打了个简短的电报给省委，报告了保尔的死讯。
阿廖沙·科汉斯基把重病的柯察金送到了家，接着，他自己也得了伤寒，发高烧，病倒了。
丽达在日记上写着：
１月９日
我为什么这样难过呢？还没有拿起笔来，就哭了一场。谁能想到丽达会失声痛哭，还哭得这样伤心！难道眼泪一定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吗？今天流泪是因为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悲痛。
为什么悲痛会突然袭来呢？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可怕的严寒已经被战胜，铁路各站堆满了宝贵的木柴，我又刚从祝捷大会——市苏维埃为祝贺筑路英雄们而召开的扩大会议——回来，为什么悲痛恰恰在这个时刻降临呢？我们是取得了胜利，但是，有两个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保尔。
保尔的死揭示了我内心的真情：对我来说，他比我原先所想的更珍贵。
日记就记到这里吧，不知道哪天再提起笔来接着写。明天写信到哈尔科夫去，告诉他们我同意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去工作。
第三章
青春胜利了。伤寒没有能夺走保尔的生命。保尔已经是第四次跨过死亡的门槛，又回到了人间。卧床一个月之后，苍白瘦削的保尔终于站起来，迈着颤巍巍的双腿，扶着墙壁，在房间里试着走动。母亲搀着他走到窗口，他向路上望了很久。
积雪融化了，小水洼闪闪发光。外面已经是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了。
紧靠窗户的樱桃树枝上，神气十足地站着一只灰胸脯的麻雀，它不时用狡猾的小眼睛偷看保尔。
“怎么样，冬天咱们总算熬过来了吧？”保尔用指头敲着窗户，低声说。
母亲吃惊地看了他一眼。
“你在那儿跟谁说话？”
“跟麻雀……它飞走了，真狡猾。”他无力地笑了笑。
百花盛开的春天到来了。保尔开始考虑回基辅的问题。他已经康复到能够走路了，不过体内还潜伏着别的什么病。有一天，他在园子里散步，突然感到脊椎一阵剧痛，随即摔倒在地上。他费了好大劲，才慢慢挪到屋里。第二天，医生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摸到他脊椎上有一个深坑，惊讶地叫了一声，问：“这儿怎么有个坑？”
“大夫，这是公路上的石头给崩的。在罗夫诺城下，一颗三吋炮弹在我背后的公路上炸开了花……”
“那你是怎么走路的？没什么影响吗？”
“没有。当时我躺了两个来钟头，接着又继续骑马了。这是头一回发作。”
医生皱着眉头，仔细地检查了那个坑。
“亲爱的，这可是非常讨厌的事情。脊椎是不喜欢这种震动的。但愿它以后别再发作了。穿上衣服吧，柯察金同志。”
医生掩饰不住自己的忧虑，同情地看着这个病人。
阿尔焦姆住在他老婆斯捷莎的娘家，斯捷莎年纪不大，长得很丑。她家是贫穷的农民。有一天，保尔顺路去看阿尔焦姆。在肮脏的小院子里，有一个邋遢的斜眼小男孩在跑着玩。
他一看见保尔，就毫不客气地用小眼睛瞪着他，一面专心致志地抠鼻子，一面问：“你要干什么？是来偷东西的吧？最好快走，我妈妈可厉害啦！”
这时，破旧的矮木房的小窗户打开了，阿尔焦姆在叫他：“进来吧，保夫鲁沙！”
一个脸黄得像羊皮纸的老太婆，手里拿着火叉子，在灶边忙着。她冷冷地瞧了保尔一眼，让保尔走过去，接着把锅勺敲得丁当乱响。
两个留短辫子的大女孩，急忙爬到炉炕上，像没有见过世面的野蛮人，好奇地探头打量着客人。
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有点难为情。他的婚事，母亲和保尔都不赞成。他是个血统工人，不知道为什么竟跟相处了三年的石匠女儿、美丽的被服厂女工加莉娜断绝了关系，同难看的斯捷莎结了婚，入赘到这个没有男劳动力的五口之家。
每天从机车库下工以后，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犁杖上，重整那份衰败的家业。
阿尔焦姆知道，保尔不赞成他，曾说他投入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怀抱，因此，他观察着弟弟，看他对这里的一切有什么反应。
兄弟俩坐了一会儿，说了一阵见面时常说的那些没有什么意思的寒暄话，保尔就要起身告辞。阿尔焦姆不让他走。
“等一等，跟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斯捷莎这就拿牛奶来。
这么说，你明天就要走？你身体还很弱呢，保尔。”
斯捷莎走进房里，同保尔打过招呼，就叫阿尔焦姆到打谷场帮她搬东西。屋子里就剩下保尔和那个不爱答理人的老太婆了。窗外传来了教堂的钟声，老太婆放下火叉子，不满意地嘟哝着：“啊！我主耶稣，我成天忙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