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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反对说，娜塔莎至少还会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孩子只有纳入包括他们父亲在内的平衡参照系当中才可以成为快乐的源泉；而对于受到冷落、心怀醋意的妻子来说，孩子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托尔斯泰非常欣赏娜塔莎对皮埃尔的盲目的信仰；但另一位男人，劳伦斯，尽管也要求女人有这种盲目的信仰，却既嘲笑了娜塔莎也嘲笑了皮埃尔；在别的男人看来，男人只可能成为泥捏的偶像而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神；一个人在崇拜他时可能丢了命，而不是被救了命；这个人怎么会晓得？男性的主张是自相矛盾的：权威不再起作用。女人必须加以识别和批判，不应当只当驯服的应声虫。况且，把不是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的原则和价值强加于她，这也是对她人格的贬低。对按照丈夫的思考方式可以同意的东西，她应当在完全经过自己的独立判断后表示同意；任何她觉得与己无关的东西，不应当强求她赞成或反对；她也不应当从别人那里窃取自己生存的理由。
对皮埃尔…娜塔莎这个神话的最无可逃脱的判决，是托尔斯泰夫妇——列夫和索菲姐作出的，而他们又是这一神话的原型。索菲娅对她的丈夫深恶痛绝，认为他“乏味到了极点”；他和邻里所有的农妇一起欺骗她，她嫉妒和厌烦得要命；她神经质地忍受了多次怀孕，孩子既不能填补她空虚的心灵，也不能充实她空虚的生活；家庭对她是荒芜的沙漠，对她的丈夫则是人间地狱。而这一切以索菲娅这个疯疯颠颠的老太婆，深更半夜脱得半光，睡在潮湿的森林里而告终，以列夫这个饱经风霜的老头子离家出走，终于承认他们不能“白头偕老”而告终。
托尔斯泰的情况当然属于例外；有许多婚姻是“美满的”——就是说，夫妻之间达成了一种谅解。他们生活在一起时彼此没有过多折磨，相互之间没有过分的不诚实。但他们也有一个几乎无法逃避的祸根：无聊和厌倦。不论是丈夫能够让妻子变成他的应声虫，还是双方都固守于他们个人的天地，数月或数年以后他们都会变得彼此无话可说。夫妻是这样一个共同体，它的成员失去了独立性却不能够摆脱孤独；他们是一种静态的结合，是“同一个人”，而不是在维持一种动态的、充满活力的关系。这就是他们不论是在思想领域还是在性爱方面都不能相互给予和交流的原因。无数个傍晚居然要在含糊其辞的廖廖数语中，在木呆呆的沉默寡言中，在对着报纸打哈欠中，在等待上床睡觉中度过！
有人说，这种沉默恰好证明他们的关系亲密无间，以至无须用语言来表达；当然没有人会否认婚姻生活能产生一种亲密关系，在所有的家庭关系中也无疑存在着这种亲密，可是这些家庭关系也都隐藏着憎恶、嫉妒和怨恨。这种亲密和人的真正友谊有着重大差别。
婚爱的辩护士们非常愿意赞同婚爱不等于恋爱，正因为如此，婚爱才有一种神奇的特性。
近几年来，中产阶级发明了一种史诗般的表现风格，根据这种风格，日常生活有着冒险的、忠诚的色彩，有着崇高的激情色彩；于是无聊变成了智慧，家庭仇恨则表现了最深挚的爱。
然而事实上，当两个人一方面彼此憎恶，另一方面又必须相依为命时，这种关系并不是人类一切关系中最真诚、最动人的，宁可说是最可怜的。
相反，理想的婚姻应当是完全自立的人只根据互爱的自由意旨建立起来的彼此结合。在托尔斯泰看来，皮埃尔和娜塔莎的结合，如能成为某种“不可名状的但又和他自己的灵与肉的结合一样固牢有力的结合”，那才是令人羡慕的。如果我们接受这种二元性假说，肉体对于灵魂就是纯属偶然的某种东西；于是处在婚姻结合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像偶然发生的毫无意义的事物那样，必然给对方带来一种百无聊赖的乏味感觉；性伙伴必然会被当做一种无可选择的非理性存在，甚至被当做无可避免的物质条件来加以接受，来加以爱。“接受”和“爱”这两个词在我们所考察的观点中被蓄意混淆了，因此使人大惑不解：为什么一个人所接受的并不是他所爱的？一个人可以接受，可以承受，或不得不忍受一个人的身体，一个人的过去和现状；但爱却是一种外向的活动，一种指向另一个人、指向与自己相分离并明显有别于自己的存在、指向可以见到的终点——未来的冲动；对负担和专制的接受并不含有爱，只含有嫌恶。
人的关系只有在直接体验的意义上才具有价值；例如，孩子同父母的关系只有被他们意识到才具有价值；毫不奇怪，婚姻关系很容易因直接体验情绪激动而恶化，夫妻在这一过程中将会失去他们的感情自由。被称之为婚爱的这种爱与怨恨、憎恶、压抑、顺从、麻木以及虚伪的混合物，恐怕只有经过掩饰和粉饰才会受到尊重。但下述结论不论对于一般之爱还是对于肉体之爱都是正确的：它要真诚可信必须首先是自由的。
然而自由并不意味着朝秦暮楚：柔情是一种超前的缠绵情感；但对于已开始的关系，是继续维持下去，还是相反，加以断绝，则要由个人单独作出决定；情感在不受外界强制时，在被毫无顾忌的真诚加以体验时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婚爱”强制将会导致各种压抑和谎言。
首先它会妨碍夫妻真正的相互了解。日常的亲密关系不会导致理解或同情。丈夫对妻子的过分尊重，会使他不注意她的心理生活现象：若是承认她心中有一种潜在的自主性，其结果可能是令人心烦的、危险的；她在婚床上真的感到快活吗？她真的爱她的丈夫吗？她真的愿意服从他吗？他宁可不去问；对他来说，这些问题简直是令人震惊的。
因为他娶的是一个“好女人”；就其本性来说，她是贤慧的。专一的、忠实的、纯洁的、快乐的，而且没有非分之想。一个久病的男人，在感谢了亲戚朋友和护土的关照之后，会对6个月来一直未离开他身边的年轻妻子说：“你，我就不必感谢了，你不过是尽到了你的义务。”
丈夫并不认为自己妻子的优良品质是特别值得赞美的；这些品质为社会所保障，为婚姻制度所包容；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妻子不是一个来自传统虔诚文学的角色，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觉得她忠实地接受严格的管理是理所当然的，末考虑到她会面临需要加以克服的诱惑，面对着这些诱惑她也可能会屈服，在任何情况下她的忍耐、贞洁、礼貌都不是轻而易举的；
对她的梦想、幻想、怀念，对她的日常情绪变化的趋向，他尤其一无所知。他也许会含情脉脉地想起她或谈起她，可是他不会把她看做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一个单纯而忠诚的男人，当突然明白自己的妻子并不爱他而且要离他而去时，他常会被描绘成因女性的背信弃义而产生了幻灭感。例如，伯恩斯坦剧作中的丈夫们，在发觉自己的妻子鼠偷狗窃。邪恶淫荡时，就大为愤慨；他们以男子汉的勇气承受了这种打击，但作者没有让他们显得慷慨与强大；相反，却让我们觉得他们是一群没有真情善意的十足傻瓜。男人也许会指责女人虚情假意，但他们如果竟然如此经常地受骗，也未免太自傲自信了。
女人注定是不道德的，因为她要是有道德就意味着她必须成为一个可以体现超人品质的人，成为箴言中的“贤妻”、“良母”、“正派女人”，等等。若是让她未经许可就去思考、梦想、睡觉、渴望和呼吸，她就会背叛男性的理想。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妻子只有在丈夫不在时才会感到情不自禁和“轻松自如”的原因。另一方面，妻子也并不了解她的丈夫；她由于自己在周而复始的次要环境中观察他，便以为自己看到了他的真面目；但男人首先是他在世界上、在别的男人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不理解他对超越的追求，就是抹煞了他的本性。如一个女人所说：“如果一个人和诗人结了婚，那么她身为妻子所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忘了拉抽水马桶的链子。”然而他仍旧是诗人，对他的诗作不感兴趣的妻子，对他的了解还不如远方的某个读者。如果说对于她，这类参与绝无可能，那么这往往不是妻子的过错：她不可能接触丈夫所做的事，也没有“追随”他的工作所需要的经验或文化；她无法和他共同参与他认为比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要重要得多的事务。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妻子也许可以成为她丈夫的真正伙伴，讨论他的设计，给他提建议，和他一起工作。但若是她以为这样就能够完成她所谓的属于自己的工作，那她就会为假象所蒙骗，因为仍然只有他才是自由的负责的行动者。她如果想通过为他服务寻求快活，那她就必须爱他；否则她只会自寻烦恼，因为她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成果被别人给剥夺了。男人——
虽然信守巴尔扎克关于要把女人作为奴隶对待，同时又要让她相信她是一个女王的训诫，但仍在肆意夸大女人的影响力；可是实际上他们十分清楚自己在说谎。乔吉特·勒·布朗便是这种骗局的受害者，她要求梅特林克在书上署他们俩的名字，她认为这部书是他们共同完成的。格拉赛在他为这个歌唱家的《纪念》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十分坦率地告诉勒·布朗夫人，每个男人都愿意向作为同事和灵感来分享他生活的女人表示敬意，但他仍然认为他的作品完全是属于他自己的——而且他有理由这样认为。在每个行动中，在每项工作中，只有选择和决定这些因素才值得重视。女人通常在扮演算命者手中的水晶球这种角色：换一个也能够表演。男人以同等的信赖接受另一个顾问，另一个合作者，便是明证。例如托尔斯泰就在他的妻子认为抄校他的手稿绝对不可以少了她时，让自己的一个女儿去做这项工作。只有属于女人自己的独立工作，才可以保证她的真正独立。
婚姻生活在不同情况下有着不同的形式。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女人来说，日子是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度过的。早上丈夫离开家，妻子高兴地听到他关门的声音。她自由了；孩子们上学去了；她独自一人；她要料理数不尽的琐事；她的手忙个不停，但思想却空空如也；她的各种打算都是为了全家人；她仅仅为他们活着；他们回到家时，她的无聊感才被消除。她的丈夫常给她带来些鲜花和小礼物，可是这在当时显得多么可笑！他并不急于回家，因为他害怕那三天两头的吵吵闹闹，而她则想用为她的无聊进行如此的小小报复，来表达她用不屑表情显露出来的、人们可以料到的失望。丈夫也很失望，即使她因自己的过失而沉默。他由于工作而疲劳不堪，于是有一种既想休息又想寻求刺激的矛盾欲望，然而她却不能给以满足。傍晚是单调乏味的：读书，听收音机，漫无目的地瞎聊；在这种亲密的伪装下，每一方都依旧是孤独的。妻子怀着希望和忧虑，想知道今晚是否终于“会发生什么事”。她上床睡觉时是失望的、恼火的，还是感到慰藉的，这要依具体情况而定。她第二天早上听到他关门声音时又会感到很高兴。贫困和劳苦的女人的命运是不堪忍受的；处在闲暇和消遣中的女人则要轻松些；但在无数情况下却重复这样一种生活样式——无聊、等待和失望。
女人面前也有一些逃避的途径，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找到的。尤其是在农村，婚姻枷锁甚为沉重，妻子只能以某种方式适应她无法逃避的处境。有些人（非常值得注意）变成了刁蛮的主妇；有些人则百依百顺，变成了被虐的受害者和她们家庭的奴隶。也有一些人继续保持着我们在少女身上看到的自恋行为，她们实际上仍旧是一无所为、一无所是，她们在忧郁地进行自我崇拜的同时，又感到自己“被误解”，托庇于浪漫幻想、矫揉造作。久病不愈、大发脾气，托庇于虚构戏剧性的故事、鲜花服饰。女人用以逃避的这种象征性行为，可能引起精神衰退、强迫症乃至犯罪。作为摆脱不堪忍受的处境的唯一方式，她们也可能把可惜的丈夫给杀掉。
一个不顾自身处境、决心以豁达与真诚的方式去生活的女人，可能除了求助于苦行僧式的自尊别无其他方法。她在物质的一切方面都是依附的，所以只可能知道内在的抽象自由；
她拒绝接受现成的原则与价值，她运用自己的判断，她提出问题，并以此来逃避婚姻的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