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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慢慢脱掉。”她在我耳畔低声说道。于是我为她轻手轻脚地脱去毛衣、裙子、衬衫、长统袜。我条件反射地想把脱去的东西整齐叠好，但转念一想无此必要，旋即作罢。她也为我脱衣服：阿尔玛尼领带、深蓝色牛仔裤、半袖衫，然后在我面前立起只剩得圆鼓鼓的小乳罩和三角裤的裸体，笑盈盈地问道：
“怎样？”
“好极了！”我说。她有一个十分好看的身子。匀称动人，充满活力，通体光洁，富有性感。
“怎么个好法？”她问，“说得具体些。要是说得确切，我让你美美地快活一番。”
“使我想起过去，想起高中时代。”我老老实实地说。
她不可思议似的眯起眼睛，笑吟吟地看着我说：“你这人，挺独特的。”
“答得差劲儿吧？”
“正相反。”说罢，来到我身旁。我放松身体，任由她处置。
“不坏吧？”她在我耳边悄声问道。
“不坏。”我说。
那动作像美好的音乐一样抚慰心灵，按摩肉体，麻痹对时间的感觉。其中所有的只是高度浓缩的柔情蜜意，只是空间与时间浑然一体的谐调，只是一定形式下的尽善尽美的信息传导，而且是从经费里报销。“不坏。”——我说。鲍勃·迪伦在唱着什么。唱什么来着？《大雨将至》！我轻轻地搂过她，她顺从地钻进我的怀里。一边欣赏迪伦一边用经费搂抱雍容华贵的少女，这在我总觉得有点非同寻常，在令人怀念的六十年代不可能想到如此做法。
这不过是一种图像，我想，只要一按开关就会全部消失。一种轻松的性场面，一种刺激性感的科隆香水味儿，一种柔软肌肤的感触和炽热的喘息。
她问我舞什么文弄什么墨，我把工作的内容大致讲了一遍。她说好像没什么意思。我说这要看写什么，并说我干的是所谓文化扫雪工。她说她干的是官能扫雪工。接着笑着提议：两人再来一次扫雪。我们便又在地毯上云雨一番。这次做得十分简单而缓慢。但无论采取怎样简单的形式，她都晓得如何能使我快活。她为什么会知道呢？我很纳闷。
之后，两人并排躺在又长又宽的浴糟里，我开始向她探听喜喜的事。
“喜喜，”她说，“好熟悉的名字，你认识喜喜？”
我点点头。
她像孩子似的噘起嘴唇，喟然叹息一声：“她已经不见了，突然失踪了。我们俩，相当要好来着，时常一起出去买东西、喝酒。可她竟不辞而别，一下子无影无踪，在一两个月前。当然，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干我们这行的，用不着提交什么辞职申请，不乐意干悄悄离开就是，只是她的离去叫人遗憾，我同她很合得来。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毕竟不是当女童子军。你和喜喜睡过？”
“过去一起生活来着，大约4年前。”
“4年前？”她微微笑道，“好像很久很久以前。4年前我还是个乖乖听话的女高中生呢！”
“不能想法见上喜喜一面？”我问。
“难呐！真的不晓得她去了哪里。刚才说过，只是失踪不见了，就像被墙壁吸进去似的。什么线索也没有，想找怕也没法找到。咦，你至今还喜欢喜喜？”
我在水中缓缓舒展四肢，仰望天花板。我至今还喜欢喜喜不成？
“说不清楚。不过想见她倒与这个无关，只是非要见她不可。我总是觉得喜喜想要见我，总是在梦里见到她。”
“奇怪，”她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也时常梦见喜喜。”
“什么梦？”
她没有回答，只是沉思似的莞尔一笑。她说想要喝酒，我们便返回客厅，坐在地板上听音乐、喝酒。她靠在我的胸前，我搂着她赤裸的臂膀。五反田和那个女孩儿大概睡了，一次也没从里边出来。
“嗳，也许你不信，我觉得现在和你这样很开心，真的。这跟应付事务呀逢场做戏什么的不相干，开心就是开心，不骗你。肯信吗？”她说。
“信。”我说，“我现在也开心得很，轻松得很，就像开同窗会似的。”
“你是有点特别！”
“喜喜的事，”我说，“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住所、真名……”
她慢慢摇了摇头：“我们之间，几乎不谈这个。大家的名字都是随便取的，比如喜喜，我叫咪咪，另外那个女孩儿叫玛咪，都是两个字。至于个人生活，互相都不知道，也不打听，出于礼节。除非对方主动提起。大家关系很好，一团和气，搭伴儿出去游玩。但这不是现实，不是。根本不晓得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咪咪，她是喜喜。我们没有现实生活，怎么说呢，有的只是一种幻觉，空中飘浮的幻觉，轻飘飘的。名字无非是幻觉的代号。所以我们尽可能尊重对方的幻觉。这个，你可明白？”
“明白。”我说。
“客人中也有同情我们的，其实大可不必。我们做这事不仅仅为了赚钱，此时此刻对我们也是一种快乐。俱乐部实行严格的会员制，客人品质可靠，并且都会使我们享受到快乐，我们也沉浸在愉快的幻觉中。”
“快乐的扫雪工。”
“对，快乐的扫雪工。”说着，她在我胸部吻了一口。
“咪咪，”我说，“过去我真认识一个叫咪咪的女孩儿，出生在北海道一个农家，在我事务所旁边一家牙科医院当传达员来着。大伙都管她叫山羊咪咪。长得有点黑，又瘦，倒是个好孩子。”
“山羊咪咪。”她重复道，“你的名字？”
“黑熊扑通。”
“简直是童话。”她说，“妙极！山羊咪咪和黑熊扑通。”
“真是童话。”我也说道。
“吻我！”咪咪说，我便抱过她吻着。一个痛快淋漓的吻，一个撩人情思的吻。随后我们又喝了不知几杯对汽水的白兰地，听警察乐队的唱片。警察乐队——又一个俗不可耐的乐队名称。何苦叫什么警察乐队呢？我正想着，咪咪已经在我怀里甜甜地睡过去了。睡梦之中的咪咪，看起来并不显得雍容华贵，而更像一个常可见到的多愁善感的普通少女。于是我又想起同窗会。时针已过4时，周围万籁俱寂。山羊咪咪与黑熊扑通。纯粹的幻觉。用经费报销的童话。警察乐队。又一个奇妙的一天。看似连接而未连接，顺线摸去，俄尔应声中断。我同五反田谈了许多，甚至开始对他怀有某种好感。同山羊咪咪萍水相逢，并云雨一番，一时欢愉无限。我成了黑熊扑通。官能扫雪工。但仍飘零无依。
我在厨房煮咖啡时，三个人睡醒过来。清晨6点半。咪咪身穿浴衣，玛咪穿着佩斯利睡袍的上件，五反田穿其下件。我则是蓝牛仔裤加半袖衫。4人围着餐桌喝咖啡，抓烤面包片来吃，相互传递黄油和果子酱。收音机短波正在播放“巴洛克音乐献给您”。亨利·帕赛尔。颇有野营之晨的味道。
“好像野营的早晨。”我说。
“正是。”咪咪赞同道。
7点半时，五反田打电话叫来出租车，送两个女孩儿回去。临走，咪咪吻了我一下，说：“要是碰巧见到喜喜，请代我问好。”我悄然递过名片，告诉她，有什么消息打电话给我，她点头答应。
“有机会再一起扫雪！”咪咪闭起一只眼睛说。
“扫雪？”五反田问。
剩下两人后，我们又喝了一杯咖啡，咖啡是我煮的，我煮咖啡很有两手。太阳悄悄升起，照得东京塔闪闪耀眼。眼前这光景，使我想起以前的雀巢咖啡广告。那上面好像也有晨光中的东京塔。东京之晨从咖啡开始——这样说也许不对。对不对都无所谓，反正东京塔沐浴朝晖，我们在喝咖啡。而且或许我因此才想起雀巢咖啡广告的。
正正经经的男女已到了上班或上学的时间。而我们则不是这样，同雍容华贵而技艺娴熟的女孩儿寻欢作乐了一个晚上，现在正喝着咖啡发呆。往下无非是蒙头大睡。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我和五反田——尽管程度有别——的生活方式都已偏离世间常规。
“往下干什么，今天？”五反田朝我转过头。
“回去睡觉。”我说，“没什么安排。”
“我这也就睡上一觉，中午要见个人，有事商谈。”
接着，我们默然看了一会东京塔。
“怎样，还算快活？”五反田问。
“快活。”我说。
“进展如何？喜喜有消息吗？”
我摇摇头。“只说是突然消失，和你说的一样。没有线索，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
“我也在电影同行里打听打听，”他说，“碰巧打听到一点也未可知。”
说罢，他抿了抿嘴唇，用咖啡匙的柄部搔搔太阳穴。女孩儿见了，说不定又要动心。
“我说，找到喜喜你又打算怎么样呢？”他问，“重温旧梦？是吧？或者仅仅出于思念？”
“说不清。”我说。
我的确说不清。见到后的打算只能见到后再说。
喝完咖啡，五反田驾驶他那辆通体闪着幽光的茶色“奔驰”，把我送回涩谷公寓。
“最近可以再打电话找你？”他说，“和你交谈很有意思。我没有几个谈得来的朋友。只要你方便，很想过几天再见面，好么？”
“没问题。”
我对他招待的烤牛肉、酒和女孩儿表示谢意。
他没有做声，只是静静摇头。不说我也完全理解他的意思。
第20节
此后几天风平浪静。每天都有几个有关工作的电话打来，我一次也没接，只管由记录电话录下了事。看来我的人缘尚未彻底衰落。我自己做饭，每天去涩谷街上看一次《一厢情愿》。正值春假，电影院虽然算不上满员，但也十分拥挤。观众几乎都是中学生。真正的大人恐怕只我一个。他们来电影院，只是为了目睹女主角或走红歌星的风采。至于电影的情节和水平如何，则全然不加理睬。每当他们心目中的影星出现时，便“叽里哇啦”地扯着嗓门大吼大叫，简直同野狗收容所里的光景一般。而出现的影星如果不是他们所期待的，便“吧唧吧唧”或“咔嘣咔嘣”地嘴里吃个不停，再不然就用尖利刺耳的声音骂不绝口——什么“缩回去”、“滚你的吧”之类。我心中不由闪过一念：要是一把火连电影院烧个干净岂不人心大快！
《一厢情愿》开始后，我定定地注视着片头字幕，里边果然用小字印有“喜喜”。
喜喜出场的镜头一完，我便走出影院，在街上漫步。路线和往日大致相同：原宿、神宫球场、青山墓地、表参道、仁丹大厦、涩谷。途中也有时喝杯咖啡休息一下。春天步履坚定地光临大地，到处洋溢着令人亲切的春天气息，地球顽强而有条不紊地继续绕太阳公转。神秘的宇宙！每当冬去春来，我都要思索一番宇宙的神秘性：为什么春天的气息岁岁相同呢？每年春天来临必定散发出这种气息——微妙，缥缈，若有若无，且年年如一。
街头巷尾，竟选宣传画泛滥成灾，且每张面孔都丑陋不堪。竞选宣传车也到处狂奔乱窜，根本听不清讲些什么，徒增噪音而已。我一边回想喜喜一边在街上不停地行走。这时间里，我发觉自己的双腿开始一点点恢复原有步调。步履变得轻松而踏实，而且大脑的运转也随之带有前所未有的机敏和锐气。尽管速度迟缓，但我确实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我目的明确，因而自然而然地掌握了步法。兆头不错。要跳要舞！想得再多也无济事于，关键是要步步落在实处，保持自身的体系与节奏，同时密切注意这股势头将把自己带往何处，我依然在这边的世界里。
3月末的四五天时间就这样安然无恙地过去了。表面上未取得任何进展。买东西，在厨房做几口饭菜，去电影院看《一厢情愿》，长时间散步。回到家里便打开录音电话来听，内容全是工作方面的。夜晚一个人看书喝酒。每天都这样循环反复。如此日复一日，迎来了因艾略特的诗歌和康特·贝西的演奏而出名的4月。深夜自斟自饮之时，便不由想起同山羊咪咪的那场欢娱，那次扫雪。那是奇特而独立的记忆，同任何场所也不相接，同任何人也不相连，无论五反田还是喜喜。它恍若一幕栩栩如生的梦。尽管连任何细节都记得真真切切，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比现实还要鲜明，然而归终不同任何存在发生关联。但对于我，则似乎求之不得。那是在极其有限形式下的心灵契合，是两人同心协力对逻想式幻觉的珍惜。那仿佛像是在说别拘柬大家都是朋友的微笑，那野营之晨，那声“正是。”
我开始想像五反田同喜喜困觉的场景。难道她也像咪咪那样为五反田提供富有刺激性的服务？或者说那种服务是该俱乐部所属女孩儿作为职业基本技能而掌握的专利？抑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