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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皇帝找不到更合适的事情可以消磨时光，只好看宦官掷银为戏。他的消极怠工使帝国陷于深渊。现在危机已如此之严重，不论皇位的继承问题如何解决，文官集团失去的平衡已经难于恢复。
只有少数最接近皇帝的人，包括首辅申时行，才了解到不同的环境可以为万历的性格和行为带来多大的差别。他从小早熟，在皇太后和张居正的教育之下，他的生活已经有了一定的目的。当初他对于臣僚的腐化感到忧虑，自已草拟手诏，禁止官员之间互相馈赠礼物。他对于各种典礼也颇为注重，早朝的官员缺席过多，他会提出质问；掌礼官的动作有欠娴雅，他会表示不快。其后他的懒名一著，臣僚们就谁也记不起他当初的励精图治：命令大学士把各朝实录抄送给他阅览，经常和内阁学士讨论历史上治乱兴亡之迹，甚至在炎热的夏天亲临观看官兵的射箭比赛而使陪同他的宦官有好几个人因为溽暑而晕倒。但目前既已如此，过去的一切就统统不在话下了。
他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亦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现在要回到本书一开头所说的，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本章注释
【注释】
①以下叙述的万历与群众的嫌隙，有关的通史或者专著都曾作过论述。例如孟森著《明代史》第五章《万历之荒怠》，钱穆著《国史大纲》则以为制度之不良甚于个人之过失，并引用顾炎武的意见，指出明末道德不振，见册2页501～502。其实，长期的道德沦亡，即已标志社会形态和其组织制度的脱节。参见《明代名人传朱翊钧》。
②关于福王庄田的若干情节，中外学者多有误解。当时万历指令湖广、山东、河南三省以田土四万顷作为福王庄田。四万顷为四百万亩，接近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一，为数十万人耕食之资，如为一人占据，则确属骇人听闻。
对于这些田地，如果按照传统的封建主义方式的控制，则福王必当封茅裂土，层层分割，由各级亲信掌握管理，例如日本的中世纪，大地主的各个庄园即由武士管理。以私人而占
有大量耕地及农民，必须有私人的武装和法庭，否则就不能有效地管理。这些权力通常也为自上而下的各个世代所继承。
然而福王并未具有这样的力量。一个明显的证明是，当李自成起义，福王并没有能够组织他的武力作有效的抵抗，而是一筹莫展，束手被擒。
因此，对研究者来说，不能只看到一些明文的记载，而应该透过资料，彻底考查事实的真相。
万历指令以四万顷为福王的庄田，不过是和群臣讨价还价的办法。讨价还价之余，万历就减价而为二万顷，福王本人也再三表示“推辞”。而万历所真正为福王索要的，则不在田土而在佃金。河南在明初地广人稀，其后民间开垦所增田地，称为“白地”，其所有权常常发生问题。地方官对这种田地所征取的赋税，既不归入一般的田赋，也很难视为官田的地租。山东由于黄河河道的变迁，被淹后的田地重新开发，情形亦复类似。湖广则因河流湖泊众多，昔日之湖沼成为圩田，河岸瘠土仅征“芦课”者至此也有成为良田的趋势。此外，各省还有被抄没的庄田等等，情况极为复杂。这些土地的赋税收入，纵未尽入地方官之私囊，但也从未作公开而详尽的交代。万历的意图，即要三省地方官从这笔收入中每年缴纳银46，000两，以作福王府的开支。迟至1617年，湖广官员只表示承担银3，659两。福王本人，曾因为不相信各地的报告，而派人在河南丈量上述田土，以致与当地官民发生冲突。请参阅《神宗实录》页9771、9773、9825、9881、9901、9920、9924、9942、9946、9957、10089、10339、10526、10611。
③《神宗实录》页4212、4216、4219、4225～4233、4236～4243。
④《神宗实录》页4274、4319。
⑤《神宗实录》页4419～4420。
⑥《神宗实录》页4440～4441。
⑦《神宗实录》页4451～4454、4457～4458、4461～4463。《明史》卷218页2526所摘述大致正确。申时行自己的解释，详《赐闲堂集》卷40页9。
⑧除本章的叙述外，尚可参看《神宗实录》页4457～4470、4777～4781、4787～4788、4949～4953、4957～4959、4963～4968、4982～4985、6765、6772、6787、6789。
⑨《皇明祖训》页28。
⑩《明史》卷113页1472、1475、卷114页1481。
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21就提到过这一问题。王锡爵一疏也认为咎在郑氏，见《神宗实录》页4957。
雒于仁一疏具有代表性，见《神宗实录》页4086、4098。
《明史纪事本末》卷66页718、卷67页743～746。
参看《明史纪事本末》卷67页775。这一类传闻或出杜撰，但史书中多加记载，如《明史》卷114页1483就说王氏“初为慈宁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
《先拨志始》页2；《明史》卷114页1483。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卷17页19、孟森著《明代史》页292均曾引用。
《明史纪事本末》卷67页743；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21；孟森著《明代史》页293；《明代名人传》页210。
参看吴晗著《朱元璋传》，《明代名人传朱元璋》。
TaxationandGovernmentalFinance页315～316、321。
参看TaxationandGovernmentalFinance页152、185、219、235。这些办法到清代仍被沿用，称为“陋规”，见瞿著LocalGovernment，页26。
《海瑞集》页40。
《国朝献征录》卷17页155～156；《澹园集》卷18页6。
《春明梦馀录》卷34页55；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31；《明史》卷220页2546、卷231页2647；《神宗实录》页3432～3435；《明代名人传》页739。
参看《明代名人传朱棣》。
参看《明代名人传朱祁镇、朱祁钰》。
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读者如查阅全部《神宗实录》并特别注意万历与申时行的对话，当可得出这一印象。
参看本书第一章关于张居正不令其研习书法、第四章申时行劝谏其停止内操的叙述。
《神宗实录》页9746；Samedo，History页78～84；Gouveia，《笔记》第17章。
《神宗实录》页9758。
当时的神父DiegodePantoja和SabatinodeUrsis曾向朝廷致唁，详Gouveia《笔记》第203节。专家相信Samedo和Gouveia根据同一的原始资料，可能是1614年的CartaAnnua。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的研究，当参阅葡萄牙Ajuda图书馆所藏文件及罗马天主教的档案。
与宦官掷银为戏，见《酌中志》卷16页115。关于万历吸食大烟，对此问题作考证的有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和黎东方《细说明朝》。但笔者从未在原始资料中发现这方面的记载。这一问题关系到医药史，需要慎重对待。
参见《明史》卷16页113，《皇明经世文编》卷53页5，《细说明朝》页293。
《武宗实录》页742、1981、2807；《明史》卷307页3471。
《武宗实录》页2348、2807、3471、3473、3960。
《武宗实录》页2027；《明史》卷186页2172、卷307页3471。
《明史纪事本末》卷43；《明史》卷304；《皇明经世文编》卷97页7～8、卷113页9～11。
正德亲征伯颜猛可，见《明史》卷16页114、卷215页3762，《武宗实录》页2937、2951、2968、2970。两军交战于1517年10月18日。正德自称亲手格杀蒙古兵，见《武宗实录》页3030。《明代名人传伯颜猛可》的有关叙述与《武宗实录》页2969～2970所载不符。
《武宗实录》页3028～3030。
《武宗实录》页3035～3042。
关于明军在是役的损失，《武宗实录》页2970记：“死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明史》卷307页3471记：“死者数百人。”
《武宗实录》页3151、3463；《明史》卷190页2220；《国朝献征录》卷15页10、51。
《武宗实录》页3215、3305。
《武宗实录》页3160～3161、3198、3208；《明史》卷190页2220。
《武宗实录》页3271、3404、3471；《明史》卷307页3472；《皇明经世文编》卷171页1～9。舒芬，见《明史》卷179页2102，《继世纪闻》卷95页2。
《武宗实录》页3285；《明史》卷307页3472；《继世纪闻》卷95页2。
《武宗实录》页3318～3322、3324～3326、3329～3330、3332～3344、3347、3352～3354、3363；《明史》卷16页114、115。受杖而死的人数则史籍记载各有不同。又，江彬掌握秘密警察及警卫军，见《继世纪闻》卷96页1～2。
《武宗实录》页3602、3606；《明史》卷16页115。
对于这种重文轻武的现象，万历曾经表示不同意，见《神宗实录》页4187；钱穆著《国史大纲》册2页502亦曾对此现象有所指摘。对正德的态度，黎东方著《细说明朝》即持同情的看法，见该书页293。
正德登极时的三位大学士为刘健、李东阳及谢迁，见《明史》卷109页1372。《明代名人传》对此三人均有传。
《明史》卷190页2217、卷307页3472。《世宗实录》页122～123记抄出黄金十万两，白银四百万两，此数字过于庞大，恐难尽信。
万历中年以后日形消极，沉潜于释道经籍，见《神宗实录》页6107～6108。对万历的性格持另一看法者为鹿善继。此人为户部官员，因截留万历的金花银作辽东军费被降级外调，但他仍然说皇帝对臣僚过于宽大。见鹿著《认真草》卷1页10。
这在《赐闲堂集》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卷40页7。
《神宗实录》页2402、2795、2870、2929、2981、3147、3215、3241、3463。
《神宗实录》页3664～3668、3680、3690～3691。
《神宗实录》页2772。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上
解职归田23年以后，申时行在原籍苏州度过了他按中国习惯计算的80寿辰。万历皇帝已多年不见他的老师和首辅申先生，他特派专使赴苏州祝贺存问，随带纹银50两、绣蟒彩缎一匹、其他绸缎4匹作为贺仪。当时申时行的健康情况已经不佳，但仍然挣扎着北向行礼如仪。他在奏本里表示感谢说，祝贺寿辰的圣旨已经供奉保存，以为子孙传家之宝，银缎则全部壁还，因为他无颜接受这样隆重的礼物。他身为皇帝的蒙师和首辅，但是未能克尽自己的职责。如果不是这样，何至理应继承大统的皇长子到现在还没有在翰林院的官员那里就读？又何至京内外大量的缺官无人递补？据说，万历读完奏章以后感到怅惘，但仍然无意于接受这含蓄的劝谏。
申时行把他的书房命名为“赐闲堂”。上天已经赐给他闲暇，他就用来游山玩水，写字吟诗。可是很显然，不论是站在太湖之滨看着无情的浪涛拍击已被溶蚀的崖岸，还是坐在书房里用典雅的韵文描写着烟雨霏霏的江南暮春，他都没有能忘情于世事。这23年中，他留下了一大批作品，在身后由家人结集镌版，是为《赐闲堂集》。书中诗文内容涉及的各方面很广泛；但是一有机会，对往事的回忆和感慨总是很自然地在笔下流露。诗文中有不少暧昧、隐晦甚至前后矛盾的地方，然而我们并不能草率地认为他的著作有意欺人。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他的一生功过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对这种看法具有信心。生当未世而身居首辅，他的困难带有时代性，其中情形特别，不是从组织上和技术上可以解决的。他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资遵循，他只能依靠道德习惯和人事的手腕来应付一切。其中有内外参差之处，已不待言。在退职闲居以后，这位昔日的首辅对自己的过去毫无忏悔之意。他的思想平静，他的良心没有遗憾，因为形格势禁，他只能用调和折衷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自信他在执政期间的所有措施均出自诚意，这一大前提使他们心无愧，至于成败利钝，那又并非他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
他当然听到过别人的批评。有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