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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娅真希望能有比一般俱乐部更健康、更清新的地方，但是除了俱乐部，便没有可以结识年轻人的那种风气、场所和晚会。她同一个年级和同一个系里有很多俄罗斯姑娘，可小伙子差不多都是乌兹别克人。因此，学校里的晚会她懒得去。
她跟丽塔一起去的那座文化宫，地方宽敞、整洁、供暖好，有大理石的柱子和楼梯，有镶青铜框架的高大镜子——走路或跳舞的时候，老远就能看见你自己，还有昂贵的舒适太师椅（不过它们被套子罩了起来，不允许往上坐）。然而，从新年晚会以后，卓娅就没到那里去过，因为她在那里曾受到很大委屈。当时举行的是化装假面舞会，设有精彩服装奖。卓娅给自己缝了一套猴装，带有绝妙的尾巴。她的整个打扮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发型也好，薄薄的脂粉也好，色彩的对比也好，这一切都既滑稽而又漂亮，可说能稳拿头奖，尽管能够与她竞争的人很多。可是就在发奖之前，几个缺乏教养的小伙子用刀子将她的尾巴割了下来，相互传递和藏匿。卓娅哭了起来——倒不是由于这些小伙子的愚蠢行为，而是由于周围人的发笑，把恶作剧看做是很机智的举动。没有尾巴，这套服装便大为减色，加上卓娅情绪低落，结果什么奖也没得到。
即使是在昨天，她走进文化宫俱乐部时，还带着委屈情绪生俱乐部的气。可是没有任何人和任何物提醒地猴子尾巴事件。到的人是来联欢的，有大专院校的学生，有工厂的工人。卓娅和丽塔没有一次机会能在一起跳，她们一下子就被分开了，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她们一连3个小时尽情地旋转、摇晃、跺脚。身体需要这种活动，需要这种旋转和扭动，它觉得很舒服。而所有跟她跳舞的舞伴都很少说话，要是偶尔说了句笑话，那按卓娅的鉴赏标准来看，也显得有点愚蠢。后来，一个名叫科利亚的技术设计员出来送她回家。一路上他们谈论印度电影，谈论游泳；要是谈什么正经话题，那必定会觉得可笑的。快到大门口的时候，他们在比较晦暗的地方接吻，而卓娅那撩人春心的乳房是最够受的了。它们被他搂得多么紧啊！他还试图通过别的途径达到目的，卓娅已陶然心醉，但与此同时她想到星期日还要早起，此刻有点浪费时间，一股冷意不由地透入心胸，于是她把他打发走了，自己顺着年久的扶梯跑上楼去。
在卓娅的女友中间，尤其是医学院的女同学之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必须尽快向生活索取，而且愈早愈好，愈多愈好。在这种思潮的氛围中，要在一年级、二年级、直至三年级还保持什么老处女似的状态，除了滚瓜烂熟的理论知识以外一无所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卓娅也经历过，也跟不同的小伙子数次经历过相互接近的各个阶段——从逐渐放宽限制开始，到被突袭和被占有；经历过忘乎一切的飘然时刻，即使炸弹落到屋顶上也不能改变姿势；也经历过平静下来以后浑身乏力的时刻，把散扔在地板上和椅子上的衣物捡起来——本来，他们的衣物怎么也不可能放在一起，而这时双方却看到它们放在同一个地方，而且一点也没感到奇怪，还当着对方的面很自然地把衣服穿上。
快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卓娅就绕过了老处女的行列，可这毕竟不是那么一回事n试一切之中缺少那种生活稳定乃至生活本身的基础，缺少某种具有本质意义的连续性。
卓娅今年只有23岁，可她见到的已经不少了，至今还记得从斯摩棱斯克撤退时那令人发疯的漫长路程；起初坐货车，后来乘驳船，再后来又坐货车。不知为什么她尤其记住了货车上的那个邻居，此人不停地用绳子去量每一个人所占用的铺板的宽度，最后证明卓娅一家多占了两厘米。她也记得战争年代这里的饥饿而又紧张的生活，那时人们所谈论的都是关于食品配给卡和黑市上的价格。记得她的叔叔费佳常常从床头柜里偷她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面包。而如今，在医院里，她所看到的都是这些忍受着癌症痛苦、难以摆脱厄运的病人，听到的是他们那令人沮丧的倾诉，看到的是他们的眼泪。
同这一切相比，偎依、拥抱乃至更进一步，都只不过是生活苦海中有点甜味的几滴。靠这样的儿满是无法解渴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一定要出嫁呢？是否意味着幸福在于嫁人？可同她结识、跳舞、散步的年轻人，无一例外，统统表现出这样一种意图：热乎一阵，一走了事。这些年轻人私下里说：“我本来可以结婚，可是一两个晚上就能找到一个，何必结婚呢？”
当周围的人都肯于让步的时候，你就没法摆出一副傲然不可接近的样子，就像往集市运送的货物很多时，没法卖高价一样。
即使登记也无济于事，同卓娅互相交接班的乌克兰族护主玛丽娅就有过这样的教训：玛丽娅相信登记，但过了一周丈夫还是把她抛弃，远走高飞，无影无踪。7年来，她独力抚养孩子，还要被认为是个有夫之妇。
因此，在举杯相祝的小小晚会上，如果生理方面正赶上危险期，卓娅每走一步都格外留神，就像士兵处在布雷区似的。
卓娅还有比玛丽娅更近的例子，她看到过自己的父母过的那种活受罪的生活，看到过他们怎样一会儿吵架，一会儿和好；怎样一会儿各奔东西，一会儿又聚在一起——就这样彼此折磨了一辈子。重蹈母亲的覆辙，对卓娅来说，无异于喝硫酸。
这同样是任何登记手续都不起作用的一个例子。
在自己身体内部，在身体各个部分的对比方面，在自己的性格中，在对生活的整个理解上，卓娅都感到平衡与和谐。只有在这种和谐的气氛里，才谈得上她的生活的扩展。
如果有谁在两手摸她身体的间歇中对她说些愚蠢、庸俗的话，或者像昨天科利亚那样，几乎是照搬电影里的一套，那他马上就会破坏这种和谐，不可能赢得卓娅的好感。
就这样，卓娅站在后车台上随着电车一路颠晃，直站到终点，其间女售票员大声斥资过一个不买票的年轻人（而那人听着，还是没有买票）。电车开始绕圈子调头，圈子的另一边已经聚集了不少等车的人。被数落的那个年轻人没等电车停住就跳了下去。有一个男孩也跳下去了。卓娅也跟着跳下车，因为从这儿走过去路近些。
时间已是8点零1分了，卓娅沿着医疗中心那曲折的柏油小路飞奔。作为护土，她不应该奔跑，但作为大学生，则完全可以原谅。
等她跑到癌症楼，脱去大衣、穿上白大褂和到了楼上的时候，已是8点10分了。如果是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交班，那卓娅就不会有好脸子瞧；如果是玛丽娅交班，那也会对她板着个脸说些难听的话，仿佛她不是迟到了10分钟，而是耽误了半班的时间。然而幸运的是，在她之前值班的也是医学院的大学生——卡拉卡尔帕克族的图尔贡，此人一向待人宽厚，尤其是对她。他本想朝她屁股上拍一下作为惩罚，可她没有使他得逞，两个人都笑了，结果反倒是卓娅把图尔贡从楼梯上往下推了一把。
图尔贡虽说是个在校的大学生，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干部，他已被任命为一所乡村医院的院长，他只有最后几个月可以自由自在，不必一本正经地约束自己。
图尔贡留给卓娅的是一本医嘱簿，另外还有护士长米塔交特的特别任务。星期日没有巡诊，治疗暂停，没有刚刚输过血的病人，不过也增加了一件操心的事：病人家属未经值班医生批准不准闯进病房。此外，米塔依然把自己来不及做的、份内的没完没了的统计工作，分一部分给星期日值白天班的护士做。
今天，这项工作是整理去年——1954年12月份的厚厚一叠病历卡。卓娅嘟圆了嘴唇，仿佛要吹口哨似的，手指弹了一下卡片的一角，估了估有多少张，还有没有剩余时间用来绣花儿，这时她感到身旁有个高大的人影。卓娅并未觉得奇怪，扭过头去便看见科斯托格洛托夫。他胡子刮得很干净，头发也梳过了，只是下巴上的疤痕像往常一样表明他有一段强盗般的历史。
“早上好，卓英卡，”他完全按绅士的派头说道。
“早上好，”她摇了摇头，仿佛什么事情使她不大高兴抑或怀疑什么事情，其实没有任何原因。
他那深褐色的大眼睛望着她。
“我倒是看不出，您是不是按我的请求做了？”
“什么请求？”卓娅皱起眉头惊讶地问（她的这一着，向来都会收到好的效果）。
“您不记得啦？我还为这一请求占卜过呢。”
“您从我这里借走一本解剖学，这事我记得很牢。”
“我现在就把它还给您。谢谢。”
“都看明白了吗？”
“我觉得，该明白的都明白了。”
“我这样做是不是对您有害？”卓娅问，这次并非戏言。“我后悔了。”
“不，不，卓英卡！”他急于否定这一点，几乎碰到了她的手。“相反，这本书使我得到了鼓舞。您借给我的书简直太好了。不过……”他望着她的脖颈，“请您把白长衫的第一颗钮扣解开。”
“干什么？？”卓娅现出十分惊讶的神情（这在她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没觉得热！”
“恰恰相反，您已经热得满脸通红了。”
“这倒是真的，”她温和地笑了，自己的确想敞开长衫衣领，因为刚才跑到很急，又跟图尔贡爆闹了一阵，还没喘过气来。于是她把长衫的领子解开了。
灰金色的连衫裙金光炯烟……
科斯托格洛托夫睁大了眼睛望着，几乎不出声地说：
“真漂亮。谢谢。待会儿多露出些给我看看行吗？”
“那要看您占的什么卦。”
“我一定告诉您，只是稍微晚些，好吗？我们今天岂不一直要呆在一起？”
卓娅把两个眼珠子滴溜溜地一转，像个布娃娃似的。
“那您得来帮我的忙。我冒汗发热是因为我今天有许多工作要做。”
“如果要我用针头去扎活人，我可帮不了忙。”
‘要是做些医务统计方面的工作呢？往表格上划划线行吗？”
“我尊重统计工作。只要不是保密的就行。”
“那么您吃过早饭以后来吧，”卓娅向他嫣然一笑，作为预先酬谢他的帮助。
已经在往各个病房送早饭了。
还是星期五早晨交班的时候，被夜间一席谈话激起好奇心的卓娅，就到挂号处去看过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登记卡。
原来他叫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拗口的父名跟他那令人不快的姓倒很般配，不过本名多少冲淡了这种印象）。他生于1920年，已满34周岁了；尽管很难想像，但的确还没有结婚，也的确住在一个叫作什么乌什一捷列克的地方。他没有任何亲属（病人亲属的地址，在肿瘤医院也必须登记）。他的专业是地形测绘，而现在却是土地测量员。
这一切并不能使人看清他的来历，反而更加模糊。
今天，她在医嘱簿上看到，从星期五开始，每天给他肌肉注射两毫升人造雌酚。
这应该由晚上的值班护士来做，就是说，今天这不是她份内的事。但卓娅动了动嘟成猪鼻子似的圆嘴唇。
早饭后，科斯托格洛托夫把《病理解剖学》教科书带来，并准备帮她做事，可是这时卓娅正忙于向各个病房发放一天应服3次或4决的药。
后来，他们终于在她的小办公桌旁坐下。卓娅取出一大张纸用来绘制表格，所有的统计数据都得用画杠杠的方式标上去。她向他解释如何如何（该怎么做她自己也几乎都忘了），还一边移动一把沉甸甸的大尺。一边在纸上画线。
一般来说，这样一些“帮手”——小伙子和单身汉（也包括结了婚的）究竟能帮多少忙，卓娅心中是有底的：每次这样的帮忙总是变成闲聊、说笑、献殷勤，结果表格上老是出现错误。不过卓娅不在乎这些错误，因为即使是最缺乏新意的献殷勤也总比至关重要的表格更有情趣。今天卓她并不反对把一场可以充实值班时间的游戏继续下去。
使她更为惊讶的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立刻就不再对她横看竖瞧和用特殊声调讲话了，而且他很快就弄明白了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甚至还反过来向她解释。他埋头整理卡片，念出需要统计的内容，卓虹则在大统计表的格子里画杠杠。“局部神经瘤，”他念着，“……肾上腺瘤……鼻腔肉瘤……脊髓瘤……”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