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电视系毕业，老三马上就要在建筑工程系毕业，妈妈就和他住在一起。
在获悉瓦季姆患病之前，她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星期四她差点儿赶到这里来了。星期六那天，她收到东位姓的电报，说是需要胶体金。星期日电复东佐娃，说自己马上去莫斯科设法弄这种东西。星期一她就能到达莫斯科，昨天和今天大概在设法求见部长和跑其他一些重要部份，请他们看在牺牲的父亲份上（战时父亲没有撤离，留在城里，以吃过苏维埃政权苦头的知识分子面目出现，后因与游击队联系并掩护我们的伤员而遭德国人枪决），从胶体金储备中拨一点给儿子。
所有这些到处求情的做法，哪怕是在千里之外，也都使瓦季姆感到作呕和屈辱。他讨厌任何走门路、吃老本或找熟人的行为。连妈妈给东佐娃发了一封请她关照的电报就已经使他受不了了。不管活下去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但他即使面对癌症这样可惜的死神也不愿享受任何特权。不过，对东佐娃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瓦季姆很快就明白了：即使妈妈不发什么电报，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也不会少花时间关心他。只是不会导致她发电报提到胶体金的事罢了。
现在，如果妈妈能弄到这种胶体金，毫无疑问，她一定会乘飞机送来。要是没有弄到，那她也会飞来。瓦季姆从这医院曾给她写过一封信，谈起恰加，倒不是因为相信它的神效，而是为了让妈妈多一件治病救人的事情可做。要是有一天她走投无路，就会违背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全部知识和信条，到深山里去寻访那位土医生，找伊塞克湖草根。（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昨天来找他，并表示歉意，说不该服从一个娘儿们的意志把草根泡的药酒倒掉了，不过那一点点毕竟太少，好在还有那老头的地址，而老头如果当真被关进了监狱，那么奥列格表示愿意从自己的储备中让一部分给瓦季姆。）
既然大儿子的生命受到威胁，妈妈现在就没法安心生活。妈妈会竭尽全力去做一切，去做一切的一切，哪怕是没有必要或多此一举。她甚至会跟他到考察队去，尽管在那边他有加尔卡照顾。瓦季姆从有关自己疾病的片言只语中听到和看到，他的那个肿瘤本身归根结底是由于妈妈对他过分地关心和爱护而引起的：他从小腿上就有一块很大的色素斑，妈妈作为一个医生，看来是知道发生质变的危险的；她常常找各种借口摸摸这个斑块，有一次她还坚持清一位高明的外科大夫给儿子动了预防性的手术——可是很显然，这个手术恰恰不应该做。
然而，即使他今天面临死亡的威胁是由于妈妈造成的，他也不能责怪妈妈，无论是当着她的面还是在背后。不能成为光看效果的实际主义者，比较合乎情理的是，根据动机去看问题。着眼于自己的工作半途而康和壮志未酬去怪罪妈妈是不公平的。要知道，如果没有他这个人，要不是妈妈给了他——瓦季姆以生命，哪里还谈得上工作热情和雄心壮志。
人有牙齿，就用来啃，用来嚼，用来咬。而植物没有牙齿，瞧它们是多么平和地生长，死又是多么安详！
但是，瓦季姆可以原谅妈妈，却不能迁就出现了的这种情况！他连一平方厘米的皮膜也不肯放弃！这就是为什么他无法不咬牙切齿。
啊，这可诅咒的疾病，何以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像割草一样将他斩断！
的确，瓦季姆从童年开始就一直有一种预感，似乎他的时间将不够用。逢有女客或街坊来东扯西拉地说个没完，耽误妈妈和他的时间，他总是很懊丧。上中学和上大学的时候，他对任何集体活动都实际上把时间定得提前一两个钟头开始而十分恼火，比方说劳动、参观、联欢、游行，总是把人们必定迟到的时间也算进去。瓦季姆一贯讨厌半小时的新闻广播，因为其中重要和必要的内容5分钟就容纳得了，其余都是水分。能把他气炸的事情是：到任何一家商店去，十次当中会有一次赶上那里正在关门结账、盘点、过货，而这又是永远无法预见的。任何一处村苏维埃，任何一处村邮政所都可能在任何一个工作日不办公——这在25千米以外也是永远无法预见的。
也许，吝惜光阴是父亲在他身上留下了根。父亲也不喜欢无所事事，瓦季姆还记得父亲怎样把他夹在两联之间摇晃，还对他说：“瓦季姆！如果你不善于利用一分钟的时间，那么，一小时、一天，甚至一生都会被你白白浪费掉。”
不，不！对时间的这种不知岸足的贪心，即使没有父亲的影响，也从小就在他身上扎了根。只要跟小伙伴们的游戏稍稍变得没有意思，他便不愿硬着头皮跟他们呆在大门口，而马上就离去，并不在乎他们的嘲笑。只要他一觉得这本书谈而无味，就会马上搁下，不再看下去，而是另找内容充实的书看。倘若一部影片头几个镜头就使他觉得无聊透顶（而事先你对一部影片几乎永远都什么也不知道，那是人们故意安排的），他便为花了冤钱而自认倒霉，随着杨子的砰然响声离座而去，以挽救剩下的时间和未被污染的头脑。他讨厌那些能把学生训上10分钟、弄得来不及讲课的教员，他们有的地方一带而过，有的地方又讲得十分繁琐，而打了下课铃才布置家庭作业。他们无法想像，一个学生的课间休息时间会安排得比他们上课的时候还有条理。
也或许，他从小虽然没有意识到，但却感觉到潜伏在自己身上的这种危险？完全无辜的他，从小就处在这个色素斑的威胁之下！他童年时就那么珍惜时间，把吝惜光明的习惯传给两个弟弟，上学之前就开始着大人的书，六年级的时候就在家里搞了一个化学实验室——这一切都可以说是他在跟未来的肿瘤抢时间，但这是在暗中赛跑，看不见对手在什么地方，而敌人却什么都看得清楚，在最关键的时刻扑上来咬住不放！这可说不是疾病，而是毒蛇。就连它的名称也像是蛇：恶性黑色素瘤。
瓦季姆没有注意到，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是在阿尔泰山脊考察的时候。起初是那色斑变硬，后来开始疼痛，再后来是溃破了觉得好些，继而又变硬，受到衣服的磨擦几乎疼得不能走路。然而，他既没写信告诉妈妈，也没把工作放下，因为他正在收集第一批资料，必须带着这些资料到莫斯科去。
他们的考察队只是研究带放射性的水，根本没有找矿的任务。但是瓦季姆虽然年龄不大，却读过很多书，尤其喜欢并非每个地质学家都精通的化学，不知他是预见到还是预感到，在这一方面将会出现一种新的探矿方法。考察队长对他的这种爱好并不怎么支持，队长所需要的是完成计划。
瓦季姆要求去莫斯科，队长不许他为此目的去出差。于是瓦季姆让他看了肿瘤，取得了病假证明，便来到了这个医疗中心。他当即了解到医生的诊断，而且，院方要他马上住院，说事情不能再耽误下去。他拿到住院证明，却乘飞机到莫斯科去了，希望见到此时正在那里开会的切列戈罗德采夫。瓦季姆从未见过他，只读过他主编的教科书和其他著作。有人提醒他，说切列戈罗德采夫多一句话都不愿听，他会根据头一句话作出判断，是否有必要跟该人谈话。在去莫斯科的整个途中，瓦季姆都在为这头一句话措词。在会议中间休息时，他在小卖部门口被介绍给切列戈罗德采夫。瓦季姆连珠炮似地说出了自己的这句话，切列戈罗德采夫改变了去小卖部的打算，挽住他的胳膊，把他带到一旁。这五分钟的谈话——瓦季姆觉得紧张到白热化了——难就难在必须连续陈述自己的见解，又不能漏了回答对方的疑问，既要充分显示自己的学识，又不能和盘托出，得把关键的东西暂时保留。切列戈罗德采夫立刻向他倾泻了一大堆反驳意见，其中心思想则是：带放射性的水无非是间接标志，不能成为基本特征，据此找矿势必落空。他话是这么说，但看来倒是希望对方能把自己说服了，他等着瓦季姆回答，大约等了一分钟没有下文，便放他走了。瓦季姆似乎还明白了一点：整个莫斯科的这一研究所都围绕着这个问题踏步不前，而他一个人在阿尔泰山区的石砾中跋涉考察。
暂时也不可能指望得到更好的结果！目前正需要埋头工作！
可是现在又不得不住进医院……还得把真情告诉妈妈。他本来可以去新切尔卡斯克，但他喜欢这个地方，加上这里高他的山区较近。
在莫斯科，他不只是了解了水和矿五的情况。他还了解到，得了黑色素细胞瘤的患者无一幸免：活上一年的很少，通常只能活8个月。
正像以接近于光的速度在运转的物体一样，他的时间和他的质量现在已变得与别的物体、别的人不同：时间更浓缩了，质量更具穿透力了。岁月对他来说已压缩成几周，几天则编成几分钟。他一生总是抓紧时间，但只是现在他才真正开始匆忙起来。连傻瓜度过60年的安稳日子，也能在科学方面成为一个博士。可他还不到27岁，能有多少成就呢？
对岁相当于莱蒙托夫的一生。莱蒙托夫当年也是不愿意死的。（瓦季姆知道自己多少有点儿像莱蒙托夫：同样是个子不高，头发漆黑，手小腰细，只是没有胡鬓。燃而，他把自己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不是让我们记上100年，而是永远记着！
死神已经和他并排躺在同一张床上，面对这只扭动着黑色身子、抽打着尾巴的豹子，瓦季姆作为一个理智的人，应当找到一种如何与它为邻共处的方式。如果说还剩下几个月的话，那么怎样去卓有成效地度过这段时间呢？他应当把死亡作为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突如其来的新因素来对待。经过这样的分析，他发现，自己似乎已经开始跟它习惯了，甚至也不见外了。
最不正确的思路是一切从失去了什么出发，比方说：要是他能长寿，该有多么幸福，可以到哪些地方去，可以得到些什么。正确的态度是承认统计数据：总是有些人年轻时就死的。然而年轻时死去的人在人们的记忆中所留下的印象永远是年轻的。临死前所迸发出来的火花会永不熄灭。瓦季姆通过最近几个星期的沉思，悟出了一个重要的、乍看起来有点荒诞的道理：天才比庸才较为容易理解和接受死亡。可事实上，天才之死比庸才之死所失去的东西多得多！庸才非长寿而决不会满足。
当然，这样去想也是令人神往的：只要能坚持那么3年4年，在我们这个科技全面蓬勃发展、各种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的时代，是一定能够找到对付黑色素细胞瘤的有效药物的。但瓦季姆决定排除延长生命这种幻想，不去幻想痊愈，哪怕夜里也不在这毫无意义的念头上浪费时间，而是咬紧牙关，努力工作，在自己身后给人们留下新的找矿方法。
他希望以此来补偿自己的夭折，可以死而无憾。
是的，26年来，他体验到最充实、最丰满和最和谐的感觉，莫过于使时间过得有益这样一种感觉。正应该这样，把最后几个月的时间也最合理地度过。
瓦季姆正是怀着这样的工作热情，夹着好几本书走进病房的。
他估计，在病房里将遇到的第一个敌人就是广播喇叭，瓦季姆准备用一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手段跟它作斗争：先是说服邻近的病人，之后用针去造成短路，而必要时把插座从墙壁上挖掉。这非装不可的广播喇叭，不知为什么在我国到处都被视为文化普及的标志，其实恰恰相反，正是文化落后的标志，它只会鼓励思想上的懒惰，但是瓦季姆从未来得及说服任何人相信这一点。这喇叭不停的絮叨，以及穿插播送非你所要了解的新闻和非你所要欣赏的音乐，无异于盗窃时间和空耗精神，而这对那些思想上的懒汉来说是很方便的，对那些肯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来说则是无法容忍的。有了长生之道的傻瓜，大概除了听广播就不知该怎样消磨这无穷的日子了。
不过，瓦季姆走进病房之后，感到喜出望外的是没有发现广播喇叭！二楼别的地方也没有。（这项设施之所以省略了，是因为医院年复一年地等待搬迁——要搬到另一栋设备较好的楼房里去，那里必会配备完整的广播装置。）
瓦季姆想像中的第二个敌人是黑暗——熄灯早，开灯晚，离窗户远。不过，心胸开阔的焦姆卡把靠窗的床位让给了他，这么一来，瓦季姆从第一天起就适应了：跟大家一起很早就寝，天一亮就醒来开始用功，充分利用一天中最好和最安静的几个小时。
有可能成为第三个敌人的是，病房里过多的闲聊。事实上闲聊也的确不是没有。但总的说来，瓦季姆对病房里的人员组成还是满意的，这首先是从安静方面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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