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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里的一切悲剧，在我看来，同我们经历的现实相比简直太可笑了，”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坚持说。“阿伊达还被允许到地牢里去同亲爱的人死在一起。可我们连亲人的消息也不让知道。要是我也到湖区劳改营去……”
“您不必去！去了也没有用！”
“…在学校里，孩子们写作文，题目有关于安娜·卡列尼娜不幸的、悲惨的、被断送的以及还有别的什么的一生。然而，难道安娜算得上不幸？她选择了爱情，并为爱情付出了代价，这是幸福！她是一个自由的、骄傲的人！可要是在和平时期有身穿军大衣、头戴大盖帽的人闯过你生在那里和一直住在那里的房屋，命令全家在24小时内离开那所房屋，离开那座城市，而且只允许带你那双力气有限的手所能带的东西呢？……”
这双眼睛所能够哭出来的泪水，早已经哭干了，从那里求必还能流出什么来。不过，为了发出最后的诅咒，里边也许还会燃起炽烈而纯净的火。
“…你要是把门打开，招呼路上的行人，说不定他们会从你的家里买去点什么，不，还不如说是奶几个小钱给你买面包吃，那时，那些嗅到了气味的商人——世上的事他们什么都知道，就是没料到轰雷有朝一日也会劈到他们头上！——居然毫不知耻地出百分之一的价钱买你母亲传下来的钢琴，而你那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儿，最后一次坐下来准备弹一首莫扎特的曲子，但却放声大哭，跑开了，试想，我还去读《安娜·卡列尼娜》干什么？莫非我自己的这番经历还不够吗…我从哪本书里可以读到关于我们的事情？关于我们的事情！难道说真的要过100年不成？”
尽管她差不多是在大声疾呼了，然而多年恐惧的训练毕竟没有使她失去控制：她没有呼喊，这不是呼号。只有科斯托格洛托夫听得见她的声音。
是的，也许还有在盆里坐浴治疗的西布加托夫听得见。
在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到的迹象并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
“列宁格勒？”奥列格问。“1935年？”
“您认出来了？”
“你们是住在哪一条街？”
“富尔施塔德街，”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缓慢地回答，声调哀怨但又略带欣慰。“那您呢？”
“扎哈里耶夫街。就在旁边！”
“就在旁边……那时您几岁？”
“14岁。”
“您什么也不记得吗？”
“很少。
“您不记得？那时就像发生了地震——住宅的大门敞开着，有人过去，拿了东西又离开，谁也不问谁。要知道，全城有四分之一的人家遭放逐。您不记得了？”
“不，我记得。但可耻的是，当时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学校里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为什么这是有益的。”
有如被经绳勒紧了的母马，这位渐渐变老的护理员把脑袋上下移动着说：
“关于围困时期——谁都会讲！关于围困时期——长篇叙事诗也有人写！这都是允许的事情。可是围困时期以前呢，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
是啊，是啊。有一次西布加托夫也是这样在盆里坐热水浴，卓姐就坐在这个地方，而奥列格也像今天这样，坐在这张小桌子旁边，他们在这盏台灯下交谈——不也是谈围困吗？
至于围困时期以前，那座城市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奥列格叹了口气，弯着臂肘斜托脑袋，心情沮丧地望着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
“惭愧，”他轻声说。“为什么在灾难还没有临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亲人头上时，我们就无动于衷？人的本性怎么是这样的？”
除此之外，还使他感到惭愧的是，他把感受这样的折磨着得比帕米尔的顶峰还高：女人要求于男人的究竟是什么，不能少于什么？仿佛生活的意义就集中在这一点上。仿佛除此之外，在他的故乡既没有苦痛，也没有幸福。
心中感到惭愧，但也舒坦多了。别人的不幸像潮水似的在退落，也冲走了他自己的不幸。
“在这之前，有那么几年，”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回忆道，“曾勒令贵族迁出列宁格勒。大约也有10万人，而这曾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了吗？其实，当时那里剩下的算是什么贵族啊！老的老，小的小，可怜巴巴的。我们明明知道，却眼睁睁地看着，无动于衷：反正没碰到我们自己。”
“你们也就买了他们的钢琴？”
“可能买下了。当然，买了。”
这时奥列格才算看清楚了，这个女人还不到50岁。可是单从表面来看，她已经是个老太婆了。从白头巾里边垂下的一绝头发也跟一般老人的头发一样平直，已卷曲不起来。
“那末，你们是什么时候被迫迁走的？由于什么？定成了什么？”
“能由于什么呢？还不是叫做社害么。或者叫做社危——社会危害分子。这属于特殊条款，不用审讯，方便得很。”
“您丈夫是做什么的？”
“普通老百姓。音乐厅里的一个吹长笛的。喝醉酒爱发议论。”
奥列格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也是这样一个早衰的老妇，也是这样一个忙忙碌碌的知识妇女，也是这样由于没有丈夫而孤立无援。
如果是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他也许能为这个女人提供一定的帮助，给她的儿子指点方向。
然而，就像被大头针钉在格格和框框里的昆虫标本那样，各人有各人的位置。
“和我们很熟的一户人家，”此刻，沉默了那么久的一颗灵魂，一旦开了口，也就不停地讲下去了，“有两个大孩子，儿子和女儿，都是富有热情的共青团员。有一天，他们全家突然被勒令迁居。两个孩子赶到共青团区委去请求‘保护’。那里对他们说：‘我们一定保护你们。给你们纸，照这样写：兹申请自今日起不要再把我看作某某人的儿子、女儿，我声明同该两名社会危害分子划清界限，并保证今后同他们脱离关系，不与他们保持任何联系。”
奥列格驼起了脊背，瘦削的肩头突到前头，脑袋耷拉着。
‘根多人都写了……”
“是的。可是这兄妹俩说：让我们考虑考虑。他们回到家里，把团证往炉子里一扔，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去流放地。”
西市加托夫那里有了动静。他攀位床架子，正在从坐盆里站起来。
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急忙过去把那盆水端走。
奥列格也站起身来，在上床睡觉之前，他必然要到楼下去走一趟。
在楼下走廊里，他从焦姆卡所住的那间小屋的门前经过。跟焦姆卡同住在这间屋子里的另一个病人，做过手术以后于星期一死了，现在那个床位安排给刚开过刀的舒卢宾了。
这扇门一向关得很严实，但现在却虚格着，里边黑洞洞的。晦暗中可以听到很困难的呼啸声。而护士一个人影也不见：她们要么在别的病人那里，要么睡觉去了。
奥列格把门缝开大些，探头过去。
焦姆卡睡着。这是舒卢宾呻吟时发出的呼啸声。
奥列格进去了。走廊里的幽光从半开着的门洞透进去一点点。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
呼吭声停了。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您不舒服吗？”
“啊？”猛然发出的这一声也像是呻吟。
“您不舒服吗？…要不要给您拿点儿什么？……要开灯不？”
“是谁啊？”由于惊恐而引起一阵咳嗽，接着又是不停地呻吟，因为咳嗽把他震痛了。
“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奥列格。”他已经走到床前弯下腰来，开始辨认枕头上舒卢宾的大脑袋。“要不要给您拿什么来？让护士来吗？”
“不——需——要，’将卢宾费力地吐出这几个字。
他没有再咳嗽，也没有再呻吟。奥列格对屋子里的晦暗愈来愈适应了，甚至能分辨出枕头上的想发。
“我不会整个儿死去，”舒卢宾喃喃地说。“整个儿我不会死去。”
看来，他在说胡话。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被子上摸到一只发烫的手，轻轻地拍了拍：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您会活下去的！坚持住，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
“一小块碎片，是吗？……是一小块碎片吧？……”病人在喃喃自语。
这时奥列格领悟到，舒卢宾并没有说胡话，甚至还认出了他，而且再次提起手术前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当时他曾说过：“有时候我是那么清楚地感觉到我身上有什么，就是说，我身上并非全都是我。好像有一种很难被摧毁的、十分崇高的东西在！似乎是一种‘宇宙精神’的一小块碎片。您没有这样的感觉吗？”
第35章 创世的第一天
大清早，别人都还睡着的时候，奥列格就悄悄地起来了，按要求铺好了床——把被套叠得方方正正，穿上了沉重的皮靴，跟着脚走出病房。
图尔贡坐在炉上桌旁趴着睡觉——两手交叉叠在一本翻开的教科书上，黑发浓密的脑袋搁在胳膊上。
楼下的一个女工友老妇为奥列格开了浴室的门，他在那里换上了自己那已有两个月不曾穿过、变得有点陌生的衣服：一条旧的军人马裤、一件半毛的军装上衣、一件军大衣。奥列格在劳改营里的时候，这些衣服也都存放着不穿，所以还没有完全磨破。他冬天的娼子不是军帽，是到了乌什一捷列克以后才买的，由于尺码太小，脑袋被箍得很紧。这一天想必会比较暖和，奥列格决定索性不戴帽子，因为戴上了之后他就真像个稻草人了。他的皮带也不是束在军大衣外边，而是束在军大衣里边的军装上衣上，这样，走在街上，他那样子还会使人觉得是个复员军人，或者是个从禁闭室里逃出来的士兵。他把帽子装在行李袋里，这只从前线带回来的粗布口袋已经很旧了，上面油迹斑斑，一处曾被青火烧穿，另一处是弹片窟窿的补丁，当初是奥列格的姑妈把它送到监狱里来的，因为他要求不把任何好的东西送到劳改营去。
不过，刚脱下病号服以后，就连这样的打扮，也使他显得气派、精神，似乎很健康。
科斯托格洛托夫急于尽快离去，免得被什么事情耽搁。那和善的女工友老妇极去插在外门门把上的闩，放他出去。
他迈到台阶上，停了下来。吸了一口尚未受到任何干扰和未被搅浑的清新空气！他仔细一看，眼前是一个绿意渐浓、充满了生机的世界！他把头抬高一点，只见已经醒来、但却藏在什么地方的太阳把天空映得一片鲜红。他把头昂得再高些，则见满天都是纺锤形的卷积云朵，这真是千百年精心琢磨而成的工艺品啊，可惜的是总共只有几分钟的工夫就要飘散，仅有不多的几个仰视的人才能欣赏到，也许，这只有科斯托格洛托夫一个人。
而一只炯炯闪亮、姿态优美而清晰可见的小舟，正在漂越泛着碎锦、花边、羽毛、泡沫的云海，那是还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一弯残月。
这是创世日之晨！世界之所以重新创造，仅仅是为了欢迎奥列格归来：往前走吧！活下去！
仅仅有镜子般明净的月亮，还不能算是映照恋人的新月。
由于幸福，奥列格脸上绽开了笑容。他不是笑对任何人，而是笑对天空和树木，满怀即使是老人和病人也会沉浸其中的那种早春清晨的喜悦，顺着熟悉的路径走去，除了扫院子的一个老头儿以外，没遇见任何人。
他回头看了看癌症楼。这座被几株高高的、尖顶呈金字塔形的白杨半掩映的，由浅灰色的砖头一块块砌起来的建筑物，70年来一点也没变老。
奥列格一路走，一路向这医疗中心的树木告别。械树上已挂起一串串耳坠似的柔黄花序。樱桃李也已开出第一批花儿——白色的，但在樱桃李的叶子映衬下花儿看起来是淡绿色的。
然而杏树这里却一棵也没有。据说，杏树已经开花了。到老城可以好好看看。
在创世的第一个早晨，谁做事会都那么合乎逻辑？奥列格把原先的计划统统推翻，想出一个极其荒唐的主意：此刻，趁大清早，马上坐车去老城看杏花。
他走出病人不得逾越的大门，看到电车调头处的广场上几乎空无人影，当初，他被正月的寒雨淋得浑身湿透，带着沮丧绝望的心情，就是从那里走进这座大门，准备死在里面的。
这次走出医院的大门，对他来说，何异于走出牢门？
在奥列格赖着住院的一月份，噪音刺耳、摇晃颠簸、挤得要命的电车使他受尽了折磨。而现在，他舒舒服服地靠窗坐着，甚至电车的轧轧声响也使他感到愉快。乘电车是一种生活，是一种自由。
电车慢慢地从桥上穿过一条河。桥下，根脚不稳的一棵棵柳树弯着腰，它们那里向黄褐色急流的枝条已坦然吐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