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养活这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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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养活这家人- 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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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科伦说,对一个白头发的老人做着手势,这人坐在我们旁边的桌子旁。他正用一个放大镜一次一个字地念着普鲁斯特①。

①普鲁斯特:法国小说家。——译者注

我们像孩子一样呆在小房间里,房间里的每样东西都折进了墙里。穿过伊利诺伊州的农场时,我们谈到一个为科伦设计的新计划,她要进研究生院,这样,她可以有一个职业。这听起来妙极了。我们谈到我们将来有一天如何带着孩子们来做这趟旅行、他们将会多么喜爱火车。一开始谈到他们,就引发了一场关于每个孩子的长长的对话。等我们回家时,爱琳将参加试听考试,她要在一个专业儿童剧院里担当一个角色,她对此激动不已。她已经十岁了,现在已能在远处感受到文化的声音。我想,她最近已开始怀疑这声音是否是为她而哼唱的。我们一致同意需要找到一件事来把内尔从她个人的世界里拉出来。她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员,敏捷而灵活,但她对运动没有兴趣。科伦希望能找到一个有钢琴的人,尽管他们不想要。“要么是这样,要么是一窝小狗。”她说。

杰克和卡勒还小,我们不必为他们担忧;这是很容易过的岁月。

我拿着那张卡勒第一次吮吸科伦放到她嘴上的奶头的照片。“所有的丈夫看着这些旧照片都会开始他们的时代。”我说。

“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不断地问对方。

我看见科伦丰满起来,随着休息而柔和起来,看起来就像我们开始争战之前的样子。在铁路沿线都有铁路工人,在冰冻的早晨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我知道在冰冷的天气里的艰苦工作是怎么回事。如果你和一些好人一起工作并得到能生活的薪水,在每天结束时,你会感到酸痛、疲惫而满意。

穿过石羊山时,天下雪了。我想象着我父亲穿过这些山时的情形,他16岁,新应征入伍,第一次离开他的母亲,在夜里穿越看起来如此广袤而黑暗的乡村,时尔到一些小镇,加油站和家具店,氖灯下写下思乡的信件。我想着他的恐惧,前往不知道的地方。他告诉我的只是他面对日本的入侵。

我感到欣慰。我爬上了科伦的床,好像经过了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隔绝的地带。她很温暖,穿着长内衣和拖鞋。我想起我们的第一次约会,以及如何在无意中听到的旁边桌子上那些女士们谈论科伦的话。“每个男人都想娶爱尔兰姑娘为妻,因为她们有最漂亮的孩子。”其中一个说。

一天清晨,我听见从我们前方车厢里传来的一声尖叫。我跑上前,看见一个女人靠在一个列车服务员身上哭泣,服务员正想递给她一张手巾给她擦眼泪,列车服务员腿上躺着一个男人,他拍打他的脸颊说,“醒醒,查尔斯先生,醒醒。”然后,他抬头看着那个女人说,“没有脉搏了。”

这是心脏病突发,火车停在下一个镇上,以便尸体能被运走。我站在餐车和头等卧铺车厢之间的出入处,看见列车长和三个服务员抬着那个死去的男人。进入我脑海的是米勒戏剧里威利·洛曼为死去的推销员做的悼词,我默念着:“……他以推销员的身份死去,穿着他的绿色平绒拖鞋,在纽约,纽黑文和哈特伏德,到波士顿的吸烟车箱里——当他死时,在那之后的几个月,许多火车上的事都变得悲哀。”

我们的一个远房亲戚在《至高无上的画》的电影制片场做画工,他让我们进了梅尔罗斯的大门。那是科伦的时间;她站在一列玻璃橱窗的前面,那里陈列着奥斯卡金像奖的获得者,我给她照了些相。她在露西尔·保尔的巨幅照片前摆出她的最佳姿势,露西尔的老片子的重映是科伦唯一允许孩子们和她一起看到深夜的电视节目。

在回家的途中,科伦在一天晚餐时告诉我她知道每一次我让她怀孕的时间。“这是我的一个秘密。”她说,用手摸着水晶花瓶里放着的玫瑰花瓣。

“你从没告诉过我。”我说。

有一会儿,她什么也没说。服务员给我们送来饭后甜点桃馅饼,他离开我们的桌子后,科伦描绘着我们每个孩子怀上时的地点和白天或晚上的时间。

讲完第四个孩子后,她陡地停住了,我靠着她,告诉她说我知道是我的错使她失去了她的孩子;是我使我们的房间和生活里塞满了如此多的恐惧,它吓着了她孩子脆弱的生命力。“对不起。”我告诉她。

她抬眼看着我,问我是否还记得我们相遇的第一天我们在沙滩上谈的话。我想不起来了,她描述了我曾有的一个旧日梦想,我想开一所老年大学。老人们打起背包前去上大学。他们住在集体宿舍里,好像他们是新生一样又堕入了爱河。只有这次,他们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我们回家时一路上都谈着这个主意。

共花了三天时间才回到家中。这次旅途中的事,我记得的是每次我醒来时,科伦都是醒着的,她望着窗外,当我有一次问她有什么不对时,她说什么也没有不对,她只是太兴奋了,兴奋得睡不着觉。

第二个星期,我在南波特兰为一个人的厨房建造厨架,这时,科伦了解到一群在周六周日打冰球的人需要一个守门员。我第一次带着杰克一起去。那是一个室外冰球场,当比赛开始时,气温已是零下7度。我立刻注意到了一位高个子的人,他的步伐优雅而跨度很大、射球很猛,是里面最优秀的冰球运动员。我们打到大约40分钟时,他倒下了。没有人真正地看见他是如何倒下的,所以我们都害怕翻转他的身体,揣度着可能是脑部或颈部受了伤。有人到暖房里打电话叫救护车,我们余下的人围着他站着,把我们的衣服盖到他身上给他保暖。当我听到他最后两声呼吸后死去的骚乱时,我和杰克站在离他两英尺远的地方。

救护车开走了,没有鸣笛。第二天,他的讣告上说他38岁,是两个小孩的父亲。

像这样的事又向你展示出生命滑动得是多么的迅速。这事刺激我要在我们的汽车道上建一个室外冰球场,这是我失去教职后建造的第一样东西。我花了半天时间,我让孩子们和我一起做,这样他们便可以等在那里和我感受到一样的等着水结冰时的急迫心情,并第一次系紧他们的冰鞋带。我们还一起合作做了个守门员,是用冲上岸来的浮标来做的。当温度低于零度时,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每一个小时就出去倒更多的水在冰球场里,然后欣赏它。我站在月光里对狗说:“一些人在造钱,我在造冰。”很久以来,我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不能和这次的完美相媲美,我们在冰上的第一个晚上,我觉得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又回到了我的身上。孩子们卿卿喳喳地在身边跑过,狗追逐着他们,腿飞出了她的身下。我和科伦在一轮满月下徘徊,星星是如此的明亮和精雕细作,看起来让你觉得你可以像水晶玻璃一样打碎它们。因为女孩们为我和杰克的“弄虚作假”而生气,所以一会儿后,冰场上就只有我和杰克两个人了。我们仰面躺着,望着天上的星星,我告诉他我爱他超过一切。“我也爱你,爸爸,”他说,“你看见那儿的那颗星星了吗?当你死后,爸爸,你就在那颗星星上等着我,好吗?”

我们进屋前,他单腿跪地,我用他的球棒做剑,封他为斯卡伯勒海滨的杰克王子。他以后不会记得它,但只要我做了,它就会在广袤的时间长河里、在星星和溪水的轨道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我一个冬天都在坚持工作,到春天时,我不再把自己看作是教授了。我只是集中精力做我眼前的事。我过去就一直认为只要你努力工作,你就会得到回报。如果你不做蠢事,你就会得到回报。但我现在知道,那回报只是你不做蠢事的机会。

在学校放假的那个星期,我带上杰克和我一起工作,修理在伊丽莎白海角上的一座古老房屋的漏雨的屋顶,这房子是属于一个孤身住在里面的八十岁的老人的。这是一幢真正的缅因州的房子,从远处看起来,它就像是过去巨大而持续的战争留下来的见证。麻烦在于小屋的房顶是和主屋的房顶连在一起的,我和杰克在那里干了五个小时,在这些时间里,那个老人一直坐在后院里和鸟儿说话,那是些人工饲养的鸟儿,一溜儿站在他的晒衣绳上。杰克现在已经七岁了,已开始问我关于我为什么被科尔格特解雇的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在房顶上工作的所有时间里,我都在给他讲他的姐姐爱琳最近自发地试图保住她五年级的老师的职务的事。那老师是一个有思想的年轻男人,是画画的,过着一个艺术家孤独的生活,他有一天离开教室时哭了。有人走进教室解释说他已被解雇了。当爱琳告诉我她要挽留他时,我很吃惊,因为他一年里对她要求都十分严格,她常常抱怨他。当她知道这老师的合同不会继续后,就组织她的同学和他们的父母写了份请愿书,在她收集到六十二个签名以后,她给学校负责人写了封信,要求和他见面。我出门时,她叫我帮她寄信。我得承认我犹豫了。我在斯卡伯勒的邮局里,手里拿着她的信,想到有一天科伦将去求这同一个负责人要教书的工作,这是一份会带来医疗保险和大量利益的工作。但最后,我知道我应该给爱琳寄这封信。“也许你的姐姐会成为真正的摇滚乐歌手。”我对杰克说。他正摆弄着我们放在房顶上的收音机上的频道,想找到一个好的台。他知道我对一个人演唱音乐的规则,他站在这么高的地方,有点害怕,也许,但他不承认。一个歌手翻唱的原来由另一个歌手演唱的歌曲比马蜂窝的声音还糟糕。尤其是有人翻唱的甲壳虫乐队的歌。而麦克尔·波尔顿骗人的“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时”的版本可能是致命的。杰克不想谈论他的姐姐。他近来老追着我问关于用一个弟弟代替他现在的小伙伴布林·墨尔非的事。

“妈妈说她不会再有孩子了。”他冷冷地说。

“她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在车上。”

“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她说我们没有钱。”

“我们有很多钱。”

“她不是这么说的。她说,如果我们有钱的话,她要为我收养一个弟弟。”

“这是一个好主意,你不这么认为吗?”

“你为什么需要钱来收养弟弟呢?”

“我不知道。也许你不想要。”

那个老人也没有钱,在回斯卡伯勒的路上,我一路都看着杰克。他在途中差不多都是低着头的。一个老人的鸟儿的饲养者坐在我们之间。

“你不能要一个老人的钱。”我严厉地说。

“但我们需要钱。”

“但是,他给了我们一个鸟儿饲养员,这是我们必须购买的东西。这是他给我们的全部东西。而且,这是特别的。”

“不,这不是,”他说,“这很蠢。”

第二个星期,我开始了另一座夏日别墅的工作。我遇见了主人,他站在外面看一队园林工人在他的草坪上工作。那是一种特殊的草,他告诉我,是夏威夷品种和肯塔基品种的杂交。

他把我带进房里。墙壁已经全部都剥来看得见裸露的木头了。他解释说他已在准备过冬的事,他带我到顶楼,拉出折叠好的一架梯子,我们爬上了阁楼。那儿没有电;唯一的光线是从楼下射进来的,它勾画出椽子的轮廓,就像一艘大木船上的助材。他告诉我,他想要在椽子和顶上的胶合板之间安上6英寸的隔热层。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二三十个小时像猴子一样弯着腰吸进玻璃纤维。而且这是在把4乘以8的胶合板拖上四层楼的艰苦工作之后。

“是的,”当我们返回室外时,我告诉他,“我做。”

“我希望它能在纪念节周末前做完。”他说。

“我可以从明天就开始做。”

“你1小时要多少?”

“15美元。”我立即说。

他扭头大笑起来,不是针对我,我认为,他是对1小时15美元的要价。“我只能付给你一半的钱。”他说。

“我明白了。”我说。我告诉他问题是我需要每小时15美元支付我每周的帐单。他戴上他的飞行太阳镜,耸了耸肩。

我在那儿站了几秒钟,看着他明亮的高尔夫运动衣上的商标,然后我说:“这是艰苦的工作。猴子似的工作,真的。当我为富人工作时,我不会为少于维持我生活的薪水而工作。”他微笑着。然后他说:“嘿,你应该有你的意见。这是个自由的国家。”

我回家吃晚饭,当我和科伦一起洗碗时,她问我是否我和杰克曾谈过为他收养一个弟弟的事。她笑着说他来给她说,我们不需要钱才能有一个弟弟,我们只需要在他旁边安一张床和一些食物。“他说他想要的只是一个懂美语的人,这样他就可以在他晚上入睡前给他念《勇敢的男孩》,就像爸爸对他做的一样。”

我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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