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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三月，奥多·温泽尔和妻子决定迁居佛罗里达州。
“我年岁大了，受不住纽约冬天这个冷劲，”他告诉詹妮弗说。
“我会想念你的。”詹妮弗说的是心里话，她越来越真心地喜欢他了。
“对肯要好好照顾啊。”
詹妮弗困惑不解地瞧着他。
“他从来也没跟你说起过吗？”
“说什么？”
他犹豫了半晌，才说：“他的妻子自杀死了。他认为全是他自己的过错。”
詹妮弗浑身一震。“多么可怕！为什么……她干吗要自杀？”
“肯和一个金发小伙子睡在床上胡搞，让她抓住了。”
“啊，上帝！”
“她朝肯开了一枪，转过来把枪口对准自己。肯活下来了，她自己却死了。”
“多么可怕！我根本不知道……竟……”
“我懂你的意思。是啊，他时常乐呵呵的，可是心里却深埋着隐痛。”
“谢谢你告诉我。”
当詹妮弗回到事务所时，肯对她说：“这么说，奥多老兄要离开我们了。”
“是的。”
肯·贝利露齿一笑。“我想现在只剩下你我两人来对付这大千世界了。”
“我想是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詹妮弗想，这话一点不假。
打这以后，詹妮弗对肯另眼相看了。他们常在一起吃午饭或晚饭。詹妮弗在他身上找不到半点同性恋的影子。但是她知道，奥多·温泽尔讲得很对：肯把自己的隐痛深埋在心里了。
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当事人从街上步行来到她的事务所。这些人一般穿得破破烂烂，脸上带着惶惑不安的神色。有的时候，他们请她办理的尽是些无头案。
有些妓女也来找詹妮弗，请她帮助处理保释事宜。詹妮弗看到好些个妓女年轻可爱，不免十分惊奇。这些人给她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入，尽管数目不大。她不知是谁打发她们来找她的。她问肯·贝利，他只是耸耸肩膀，表示无可奉吉，便径自走开了。
每逢有当事人来找詹妮弗，肯·贝利总是小心地离去。他像一个自豪的父亲，鼓励詹妮弗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曾有过几宗离婚案子，可詹妮弗全都拒不办理。她忘不了自己在大学读书时一位教授讲过的一句话：“离婚案子与律师之间的关系如同直肠病与医生之间的关系一样。”多数办理离婚案件的律师声名狼藉。俗话说：夫妻闹得面红耳赤之时，便是律师捞取钞票之日。人们把漫天要价的办理离婚案件的律师称做“轰炸机”，因为他们运用法律上的“重磅炸弹”为当事人打赢官司，结果往往是毁了丈夫，毁了妻子，也毁了子女。
但来找她的主顾中也有少数情况例外，这使她感到迷惑不解。
从穿戴来看，这些人生活优裕；他们要办理的案件也不是她习惯于处理的小官司，而是涉及大笔美元的财产纠纷，甚至是上乘的法律事务所也乐于经办的案件。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詹妮弗问。
答复往往总是闪烁其辞：朋友推荐的啦，从报上读到的啦，在社交场合听说的啦……。直到有一次，一个当事人在讲述自己的情况时无意中提到了亚当·沃纳，詹妮弗这才恍然大悟。
“是沃纳先生叫你来找我的，对吗？”
当事人显得有几分窘迫。“哦，是这样，他告诉我和你谈话时不提他的名字为好。”
詹妮弗决定给亚当打电话，因为毕竟她是欠着他的人情债，她要客客气气而又正正式式地表示谢意。自然，她不能留给他一个错误的印象，似乎她除了表示谢意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她事先把在电话里要讲的话在脑子里默默斟酌了一遍又一遍。当詹妮弗终于鼓起勇气拿起电话时，那边的秘书告诉她沃纳先生到欧洲去了，要过好几个星期才能回来。这多么叫人扫兴啊，詹妮弗感到格外沮丧。
她不知不觉地越来越经常地想到亚当·沃纳。他们首次见面的那个晚上的情景不断在她脑海中重现，她后悔自己当初不该失态。不过，当她孩子般地使性子，把心中的怒气向他劈头盖脸地发泄时，他居然耐得住性子，这倒是难能可贵的，现在，他除了已经为她所做的一切之外，又给她送来了主顾。
过了三个星期，詹妮弗又打电话给亚当。这一回他上南美去了。
“要我转告他什么吗？”秘书问。
詹妮弗犹豫了一下。“不，谢谢。”
有时候，詹妮弗强迫自己不去想亚当，可说什么也办不到。她想知道他结婚了没有；若是未婚，是否已经订婚了呢？她暗自思忖自己若成为亚当·沃纳太太将会怎么样。她觉得自己大概是神经失常了。
詹妮弗不时地在报纸或杂志上看到迈克尔·莫雷蒂的名字。《纽约人》杂志登载过一篇文章，介绍安东尼奥·格拉纳利以及东部地区黑手党家庭的内幕。据称，安东尼奥·格拉纳利现已年迈力衰，他的女婿迈克尔·莫雷蒂正准备继承他的事业。《生活》杂志上曾介绍过迈克尔·莫雷蒂的生活习惯，并在文章末尾提及了那次审判。卡米罗·斯特拉正在利文澳思监狱服刑。而迈克尔·莫雷蒂却逍遥法外。文章还重述了詹妮弗·帕克如何破坏审判，使得莫雷蒂既免受坐牢之苦，又无须上电椅了此一生。詹妮弗读后直觉得一阵恶心，周身都不舒服。说到坐电椅，詹妮弗恨不得亲手拉下开关，处死这个迈克尔·莫雷蒂。
詹妮弗的当事人都是无名之辈，但是办理这些案件却使她获益匪浅。詹妮弗在这几个月中熟悉了坐落在中央大街一百号的刑事法庭大楼的每一个房间，结识了房间的每一位主人。
当她的当事人因偷窃、抢劫、卖淫或吸毒被捕入狱时，她立即赶往法庭大楼替他们保释。为保释金讨价还价已成了她的家常便饭。
“保释金定为五百美元。”
“法官先生，被告拿不出那么多钱哪。如果法庭能把保释金减到二百美元，他就可以继续工作，养家糊口了。”
“好吧，就定为二百美元吧。”
“谢谢你，法官先生。”
詹妮弗结识了控诉室的总监督。逮捕报告在复印后均往这里递送。
“又是你，帕克！上帝啊，难道你从来不睡觉？”
“嘿，总监督先生，我的一个当事人因犯流浪罪被抓住了，我可以看看逮捕报告吗？他叫康纳利。克拉伦斯·康纳利。”
“你倒讲给我听听，亲爱的，你为什么清晨三点跑到这儿来为一个流浪者辩护？”
詹妮弗露齿一笑：“这样，我就不必在街上闲逛了。”
詹妮弗成了中央大街法庭大楼二一八室的常客，夜法庭经常在这儿开审。屋里臭气扑鼻，拥挤不堪，行话不绝于耳。詹妮弗起初常弄得莫名其妙。
“帕克，你的当事人犯了床痛罪。”
“犯了什么罪？”
“床痛，指的是夜盗行为——深夜破门而入，持枪行凶①，懂了吗？”
①此处原文为bedpain，是Break，Enter，Dwelling，person，Armed，IntenttoKill，atNight中大写字母的组合。
“懂了。”
“我是罗娜·泰纳小姐的诉讼代理人。”
“我的天哪！”
“你能告诉我她犯了什么罪吗？”
“你等一等。我得把她的传票找出来。罗娜·泰纳。噢，那可是一桩引人注目的案子……。唔，找到了，原来是个普洛斯②。她是由CWAC在下面逮住的。”
②普洛斯（Peoss）是从英语Prostitute（妓女）一词衍生出来的。
“你指的是巫医③？”
③英语中CWAC与Quack（巫医）发音相同，故有此误会。
“你大概刚来这儿不久吧。CWAC是全市反犯罪协会的代号。普洛斯就是引人上钩的妓女。在下面指的是四十二街南端，明白吗？”
“明白了。”
夜法庭使詹妮弗感到沮丧。人们像潮水般地流入又涌出，冲到了法律的堤岸上。
每晚有一百五十多起案件在夜法庭受审理。那些当事人大都是妓女、乔装异性者、酒鬼以及吸毒者。他们当中有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犹太人，爱尔兰人，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他们被指控犯有强奸罪，偷窃罪，持枪罪，携带毒品罪，殴打罪，或者卖淫罪。这些人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穷苦人，多数来自中哈莱姆区。他们穷困潦倒，找不到一点出路。他们是社会的渣滓，被社会所抛弃，上流社会对他们不屑一顾。监牢里人满为患，所以除了重犯人以外，其余的或是被释放，或是被罚款了事。于是他们又回到坐落在圣·尼科拉斯街、莫宁赛德街和曼哈顿街各自的家中。在这方圆三点五平方英里的范围里住着二十三万三千名黑人和八千名波多黎各人。另据统计，这里还栖居着一百万只耗子。
詹妮弗的当事人多数是为贫困、为社会制度所迫走上犯罪道路的；当然，他们自己也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这是一些早已被命运征服的人。詹妮弗发现，他们的种种恐惧反而增强了她的自信心。她感到自己并不比他们优越，自然不会把自己视为胜利者的榜样；但是她明白自己与当事人之间有着一个明显的差别，那就是她绝不会向生活屈服。
肯·贝利介绍詹妮弗认识了弗朗西斯·约瑟夫·雷恩神父。雷恩神父年近六十，精力充沛，面色红润，耳旁鬈曲着灰白色的头发。他的头发总是留得很长，好像多时不曾理过似的。詹妮弗一下子便喜欢上这个老人。
每当雷恩神父所在教区的教民不明去向时，便来找肯帮忙。肯总能把弃家而去的丈夫、妻子、儿子或是女儿找回来，而且从来不收一文报酬。
“这报酬已由上天兑付了。”肯每每加上这样的说明。
一天下午，事务所里只有詹妮弗独自一人。雷恩神父顺路来访。
“肯出去了，雷恩神父。他今天不回来。”
“我是找你来的，詹妮弗。”雷恩神父说着，在詹妮弗对面那把很不舒适的木椅子上坐了下来。“我的一个朋友遇上了点小麻烦。”
他找肯的时候常常是这样开始谈话的。
“是吗，神父？”
“她是我教区里的一位居民。这位穷苦的老人最近领不到保险金。她是几个月前迁到我这个教区的。该死的电脑把有关她的资料全给丢了。这电脑真该见鬼去才好！”
“噢，是这么回事。”
“我知道你会答应帮忙的，”雷恩神父边说边站了起来，“不过，恐怕你得不到任何报酬。”
詹妮弗嫣然一笑。“别为那个操心，我会把事情办好的。”
她原以为这事挺简单，谁知结果竟花了几乎三天时间才使电脑将老人的资料重新编入程序。
一个月后的一天早晨，雷恩神父走进詹妮弗的办公室说：“我真不愿打扰你，亲爱的，但是我的一个朋友遇上了点小麻烦。不过我担心他没有……”他迟疑地停了下来。
“没有钱。”詹妮弗接口道。
“啊，正是这样！对极了。可这人真可怜，急需有人帮助他一把。”
“好啊！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他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威尔逊。他是我教区里一个居民的儿子。亚伯拉罕在抢劫时杀死了酒店老板，被判处无期徒刑，正在新新监狱服刑。”
“如果他犯罪的证据确凿，并且已在牢中服刑，我不知道能帮点什么忙，神父。”
雷恩神父望着詹妮弗，叹了口气。“他的问题还不止这点。”
“是吗？”
“是啊。几个星期前他又杀了人，被杀的是一个名叫雷蒙德·索普的囚犯。他们将以谋杀罪对他审判，还要判他死刑。”
詹妮弗曾在报上读到过有关消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囚犯是被他活活打死的。”
“人们是这样说的。”
詹妮弗拿起本子和笔。“你知道当时有人在场吗？”
“恐怕有的。”
“多少人？”
“噢，有一百来人。事情是在监狱的院子里发生的，你知道吗？”
“可真是！你要我干什么呢？”
雷恩神父直截了当地说：“帮亚伯拉罕一把。”
詹妮弗放下钢笔。“神父，这事只有你那万能的主才帮得了忙。”她往椅背上一靠，又说：“他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他是黑人，是定了罪的杀人犯；他又当着一百来人的面第二次杀人。如果他果真杀死了那个人，那么毫无理由替他辩护。如果当时那个同牢犯威胁他的生命，他可以要求警卫保护。可他却目无法纪，为所欲为。我想，没有一个陪审团会判他无罪的。”
“他毕竟还是一个人啊。你倒去和他谈谈看，怎么样？”
詹妮弗叹了口气。“如果你要我去的话，我就去。但是我可不做任何许诺。”
雷恩神父点了点头。“这我明白。这样做可能意味着你得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
两人想到一块去了：处于绝对不利地位的人不只是亚伯拉罕·威尔逊一个。
新新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