吗？“机灵鬼”会替你传递。你想送个消息到外面去吗？“机灵鬼”会替你转送。你想同某人交换意见，想通过个别谈话使某人增强斗争信心或营救别的一些人吗？“机灵鬼”会把你领到这个人的牢房里，并替你放哨。一旦事情办妥了，他就会像顽皮的孩子做成了一场恶作剧那样快乐高兴。你常常得提醒他小心。
他很少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也不懂得他所成全的这些好事的全部意义。这帮助了他做更多的事情，但同时也妨碍了他的进步。
他还不是一尊雕像。但他却在向雕像过渡。
“科林”
那是戒严时期的一个夜晚。那个穿着党卫队队员制服的看守把我关进牢房的时候，为了装装样子而搜了搜我的衣袋。
“您的事情怎么样了？”他悄声问道。
“我不知道。但他们告诉我说明天就要把我枪决。”
“这把您给吓住了吧。”
“我早就料到这一手了。”
他机械地搜查了一会我的外衣的褶缝。
“他们可能这样做。也许不是明天，也许再过些时候，也许根本不会。但是在这个时候……最好是作个准备……”随后他又沉默了一会。
“也许……您想给什么人送个信吧？或者，您想写点什么吧？不是为了现在，您懂吗？而是为了将来，譬如写您是怎样落到这里来的，是不是有人出卖了您，某某人的态度怎么样……使您知道的一切不至于随您一起消失……”我是不是想写点东西？他还真猜中了我这个最强烈的愿望。
不一会儿他给我拿来了纸和铅笔。我小心地将它们藏起来，以免在搜查的时候被发现。
可我一直没敢动用它。
这太好了，简直叫我不敢相信。这真太好了：在这里，在这座黑暗的监狱里，在被捕几个星期之后，在那样一群整天对着你叫喊、打骂的穿着制服的人中间，居然能找到一个人，一个朋友，他愿向你伸出手来，使你不至于无踪无影地消失在人间，使你能够留个音信给未来的人们，使你至少能够有片刻时间同那些将要活过这个时代、活到解放的人们谈谈。尤其在现在这种时候。走廊里传唤着即将被处决的人的名字，喝人血喝得醉醺醺的那些法西斯野兽正在疯狂地吼叫，被恐怖勒紧了喉咙的人们却叫不出声来。尤其在现在这种时候。在这样的时刻，不，这简直不能相信，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一定是个圈套。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一个人主动地向你伸出手来，得具有怎样的毅力，怎样的胆量埃大约过了一个月。戒严解除了，嚎叫声也沉静下去了，残酷的时刻变成了回忆。又是一个晚上，又是我受审归来，又是那个看守站在我的牢房前面。
“您好像渡过了这一关。”他用一种探询的目光打量着我。
“没有出问题吧？”
我懂得这句问话的意思，它深深地刺痛了我。但这句话比别的话更使我相信他的真诚。只能是这种有内在的权利的人才敢于这样提出问题。从这时起我才相信了他。他是我们的人。
乍看上去，他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他常常独自在走廊里踱步，镇静、稳重、谨慎而机警。谁也没有听见过他骂人。
谁也没有看见过他打人。
“请您在斯麦唐兹巡视时打我一个耳光吧。”隔壁牢房里的同志请求他，“让他至少有一次看见您在执行任务。”
他摇了摇头：
“没有必要。”
你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用别种语言说话，他只用捷克语。他的一切都向你表明，他同别人不一样。但你很难说清楚这是为什么。他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但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哪儿需要他，他就出现在哪里；哪儿发生了惊慌，他就把镇静带到哪里：哪儿有人垂头丧气，他便到哪儿去鼓舞人心；哪儿由于断了关系，而威胁到狱外一些同志的安全，他便去把关系接上。他不沉溺在无谓的琐事中，而总是有条不紊、大刀阔斧地工作着。
不单是现在，一开始他就这样干。他到纳粹这里来服务，目的是明确的。
这个来自摩拉维亚的捷克看守名叫阿多尔夫·科林斯基，他是一个出身在捷克旧家庭的捷克人，却冒充德国人，为了到赫粒德兹·克拉洛维的捷克监狱，然后转到庞克拉茨监狱来当看守。这大概引起了他的一些熟人对他的愤恨和不满。
可是四年后，有一次在他报告工作时，德国监狱长在他眼前挥动拳头——然而已经太迟了——威吓他说：“我要打掉你身上那种捷克精神。”
这位监狱长错了，那种精神是打不掉的，除非消灭掉这个人。他是这样一个人，为了斗争和有利于斗争，他自觉自愿地担当起艰巨的任务。不断的危险只能使他经受锻炼。
我们的人
如果说，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早晨给我们送来的早饭，不是通常那种谁也不知道掺了些什么的黑水，而是一杯可可的话，我们对这一奇迹并不觉得奇怪。因为那天早晨，在我们牢房附近闪过了一个穿着捷克警察制服的人。
仅仅是一闪而过。塞在高统皮靴里的黑色制服裤向前跨了一步，深蓝色衣袖里的手抬起来，用力把门砰上，人影也就不见了。这是一瞬间的事，过了一刻钟，我们已经不准备去相信这回事。
在庞克拉羡监狱里有捷克警察。从这件事我们可以得出怎样意味深长的结论埃两小时后我们得出了结论，牢房的门重新被推开，捷克警察的帽子伸了进来，看见我们惊奇的表情，他愉快地咧开了嘴，高兴地通知我们：“Ｆｒｅｉｓｔｕｎｄｅ。”（德语：“稍息。”）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弄错了。在走廊上看守们的党卫队的灰绿色制服中间，出现了几个使我们感到醒目的黑色斑点：捷克警察。
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将表现得怎么样呢？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已经在这里了，他们出现在这里的事实本身，就清楚地说明了问题。如果法西斯反动统治竟不得不让受它压迫的那个民族里的一些人进入最敏感的要害部门，进入作为它的唯一支柱的、奴役和压迫人的机构，可见它是多么缺乏人手埃为了弄到几个人，它不惜削弱自己最后希望的堡垒，那么这个统治还能支撑多久呢？
当然，这些人是经过一番挑选的，说不定比那些被习惯势力腐蚀和对胜利缺乏信心的德国看守更坏，但是捷克人出现在这里的事实本身，却是敌人就要完蛋的确实标记。
我们就是这样想的。
但这件事的实际意义却远比我们最初想到的要大得多。
因为这个纳粹统治制度已经挑选不出自己的人，而且已经没有人可挑选了。
二月十一日我们第一次看见了捷克警察制服。
第二天我们就和那些人认识了。
来了第一个人，他朝牢房里瞧了瞧，还有些不好意思似地在门边犹豫了一下，然后——仿佛一只憋足了劲用四只蹄子猛一下跳起来的小山羊——他忽然鼓足勇气说：“喂，过得怎么样，先生们？”
我们回答了他一个微笑。他也笑了笑，然后又露出窘迫的样子：“别生我们的气。请相信我说的话：我们情愿去逛马路，也比待在这儿监视你们强。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也许……也许这样并不坏……”当我们把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对他们的看法向他谈了之后，他高兴起来。这样，我们一见面就成了朋友。他叫维特克，是一个朴实而心地善良的小伙子，那天早上在我们牢房门口一闪而过的就是他。
第二个叫图马，一个地地道道的捷克老狱卒。有点粗鲁，喜欢大喊大叫，但本质好，就像我们从前在共和国监狱里常称作“大叔”的那种人。他没感到自己处境特殊，相反，他很快就像在自己家里那样干起来了。他说话总带点辛辣的戏谑，他维持秩序和破坏秩序一般多：悄悄往这个牢房里塞块面包，往那个牢房里递支香烟，然后又在别的牢房里扯扯闲话（只是避而不谈政治）。他干这一切都极其自然，他对看守的职务就是这样理解的，他不隐瞒这一点。他为这些活动受到了第一次申斥，于是谨慎了一些，但并没有多大改变。仍旧不失为一个“狱卒大叔”。你别要求他做什么重大的事情。
但在他跟前能舒畅地呼吸。
第三个人常常带着忧郁、沉默、冷漠的神情沿着牢房踱步。我们小心地试图同他拉上关系，但他却毫无反应。
“别对这家伙抱多大希望，”老爹观察了他一个星期之后说。“这是他们中间最不怎么样的一个。”
“也许是最机灵的一个。”我故意提出相反的看法，因为在一些小事上有两种对立的意见而互相争辩，会调剂一下牢房的生活。
两个星期以后，有一次我仿佛觉得这个沉默的人在向我眨眼睛。我也向他做了一下这个在狱中具有千百种含义的动作。但再也没有什么反应。也许是我弄错了。
一个月后，一切都弄明白了。一切是那样的意外，就像蛹忽然变成了蛾子一般。这个阴郁的“茧壳”裂开了，露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东西。这不是蛾子，而是一个人。
“你在立纪念碑吧，”老爹见到我在写这些人物时常常这样说。
是的，我愿意立这些纪念碑，使狱内外那些曾忠诚、勇敢地战斗而牺牲了的同志们不至于被遗忘。我愿意立这样的纪念碑，使那些还活着的、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以极大的忠诚和勇气帮助我们的人不至于被忘掉。但愿像科林斯基和这个捷克警察这样的人物，能够从庞克拉茨监狱的阴暗的走廊走向光明的生活。不是为了颂扬他们，而是为了给别人树立榜样。因为做人的义务并不随着这次战争而告终，在人们还没有完全变成人以前，要想做一个人是需要有一颗英雄的心的。
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篇简短的传记，捷克警察雅罗斯拉夫·霍拉的传记。但是你能从这里找到一个人的全部历史。
他出生在拉德尼茨科。那是我国的一个偏僻的角落。秀丽、凄凉而贫瘠的边区。父亲是个玻璃工人。生活艰难。有工作的时候，是疲劳；失业的时候，是贫困；而失业在这里是经常发生的。这种生活如果不是使你屈膝，就会使你抬起头来，去追求那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信仰它，为实现它而奋斗。父亲选择了后一条道路。成了一个共产党员。
少年的亚尔达参加了五一节示威游行的自行车队，在他车子的轮辐上系了一根红布条。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忘记这根红布条。当学徒、车工以及在什科达工厂工作的时候，他都不知不觉地把红布条保存在自己的心里。
后来来了经济危机，失业，战争，找工作，于是当上了警察。我不知道在这期间，他心上的那根红布条怎么样了。也许被卷起来搁在了一边，或许忘掉了一半，但是没有被丢掉。
有一天，他被派到庞克拉茨监狱来服务。他不像科林斯基那样带着预定的任务自愿来到这里，但是当他头一次到牢房里看了一眼时，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任务。红布条展开了。
他侦察自己的战场，估计自己的力量。他的脸紧绷着，深沉地思索着从什么地方着手，最好怎样开始工作。他不是一个职业的政治家。他仅仅是人民的一个普通儿子。但是他吸取了父亲的经验。他本质好，意志坚定，这个意志在他心中日益增强他的坚决性。于是他下定决心，从一个阴郁的蛹蜕变成了人。
这是一个内心优美而纯洁的人。他敏锐、谨慎而又勇敢。
敢于去做这里所需要他做的一切。不论事情大小，需要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他工作起来不露锋芒，稳稳当当，深思熟虑，但是毫不胆怯。他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他心里有一道绝对的命令：一切都应当这样，——那还用得着说吗。
说实在的，一切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人的全部历史，现在几个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都要归功于他。这些人在狱外活着，工作着，就因为在庞克拉茨监狱里有个人尽到了自己做人的义务。他不认识他所拯救的人，他们也不认识他。就像他们不认识科林斯基一样。我希望人们至少能认识他们俩。这两个人很快就在这里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于是加倍地发挥了他们的才能。
把他们当做榜样记住吧。当做人的榜样记住吧。他们的头脑长得正。当然首先是他们的心长得正。
斯科舍帕大叔
当你偶然看到他们三个人——穿灰绿色党卫队制服的看守科林斯基，穿黑色制服的捷克警察霍拉和穿着颜色鲜明但并不悦目的制服的监狱杂役斯科舍帕大叔——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好像看到了一幅兄弟友爱的生动画面。但很少看到他们聚在一起。这样做是合适的。
按监狱的规定，走廊上的杂事：扫地、打饭等只能由“特别可靠、严守纪律并和其余的人绝无牵连的犯人”担当。
这仅仅是文字上的规定，仅仅是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