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刑架下的报告- 第14部分

第一次戒严并没有摧毁那正在增长起来的积极反抗，但是把它削弱了，党受到了新的打击。特别是布拉格地区的党组织和青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批党的宝贵的干部：扬·克雷依奇、什坦茨尔、米洛什·克拉斯尼和别的许多人都牺牲了。

每次遭到打击之后，都可以看到党是多么不可摧毁。一个战士倒下了，——如果另一个人代替不了他的话，就会有两个或三个人站到他的岗位上去。一九四二年初，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坚强的组织，虽然它还没有包括所有的部门，也远没有达到一九四一年二月的规模，但是它有能力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完成党的任务了。虽然我们大家都分担了这项工作，但主要应归功于洪扎·齐卡。

关于我们在出版方面所做的工作，将来可以从同志们秘密保存在地下室或阁楼上的文献资料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我在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我们的报纸传播得很广，不仅党内的同志读，而且党外人士也读。它大部分是在许多各自独立而相互严格隔离的秘密“印刷所”里用复印机印出来的。根据形势的需要，经常出版很快。比如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斯大林同志给苏联军队的命令，二月二十四日夜晚就已经传到第一批读者的手中了。印刷人员出色地工作着，如医生组，特别是“富克斯——洛伦兹”这个组，他们除了出版报纸，还出版了全世界反希特勒的情况报道。为了节省人力，其余的工作都由我亲自承担。还准备了一个万一我出事时可以代替我工作的人。在我被捕后，他就接替了我的工作，一直干到现在。

我们建立了极其简单的机构，这样在执行任务时，就可以尽量少用人。我们缩减了一长串的联络点，因为一九四一年二月的经验证明，过多的联络点不但不能保护党的机构，反而会使它受到威胁。对我们个人来说这样做的危险性是增加了，但对于整个党却安全得多。像二月里的那种打击就不会再重复了。

因此，在我被捕后，中央委员会只要补上一个新的成员，就可以安然地继续自己的工作。至于候补的人是谁，连我最亲近的战友都一点不知道。

洪扎·齐卡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夜里被捕的。

这又是一次不幸的偶然机会造成的。那是在亨德里希被刺的当天晚上，占领者的全部机构都开动起来，在布拉格全城进行搜捕。他们也闯进了斯特舍肖维采的住宅，恰好齐卡那天晚上正躲在那里。他的证件齐全，显然是可以逃脱他们注意的。但他不愿连累这个善良的家庭，就试图从三楼的窗口跳下去逃走，但他摔倒了，脊椎受了致命的伤，被送进了监狱医院，盖世太保对落到他们手里的这个人毫无所知。十八天以后，才在对照片的时候认出了他，于是就把这个生命垂危的人送到了佩切克宫受审。我被传去对质时，在那里同他见了最后一面。我们紧紧握手，他面带亲切的微笑对我说：“祝你健康，尤拉。”

这就是他们从他嘴里听到的唯一的一句话。此后他就再也没说过一个字了。他脸上挨了几下，失去了知觉，没过几小时就死了。

五月二十九日我就知道他被捕的事。我们的“触须”的工作做得很好。经过他们的协助，我和他商定了今后工作的大体步骤，后来又做了些补充修改，洪扎·切尔尼也同意按这个步骤进行工作。这就是我们这届中委的最后一个决议了。

洪扎·切尔尼是在一九四二年夏天被捕的。这次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由于同切尔尼联系的扬·波科尔尼严重地违反了纪律。波科尔尼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立常他在被拷问几个小时后（的确是够受的，但他能期待别的什么呢？）供出了他和切尔尼碰头的联络点。这就使洪扎被跟踪上了。几天以后他便落入了盖世太保的手里。

他们把他抓来后，立刻叫我去对质。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我们的回答是一致的。之后他就完全拒绝开口。他的旧伤使他经不住长时间的折磨。他很快就昏厥过去了。还没等到第二次提审，他就知道了详情，于是就照着我们的决定行事。

他们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东西。他们把他牢牢地禁闭起来，长时间地等待，企图用别人的新口供来逼他说话，但是没有结果。

监狱没有能改变他。他仍然生气勃勃、快乐而勇敢，他还继续给活着的人指出生活的前景，而他自己，却只有死。

一九四三年四月底，他们突然把他从庞克拉茨监狱押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送到哪里去。不过在这里，突然被送走的人，照例是凶多吉少的。当然，也可能猜得不对。但是我想，我们俩是不会再见面了。

我们对死亡有足够的估计。我们都知道：一旦落到盖世太保手里，就不会再有生还的希望。在这里我们正是根据这一点来行动的。

瞧，我的戏也快收场了。我已经写不完了。我无法知道它的结局。这已经不是戏。这是生活。

生活里是没有观众的。

幕已经揭开。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埃

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

尤利乌斯·伏契克

附录

《列金卡和刑吏》反映了本世纪三十年代欧洲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如何波及到捷克农村，致使大批小商人破产、农民受剥削和贫困的情景。

有那么几天，军训遇到了困难。我们几乎是逆流而行。军旗已在对岸寻找我们了。河水要能冻成冰就好了，那我们就不会感到它又宽又长，像离圣诞节还有两年似的。完全没有冬天的景象，只有弥漫的浓雾，完全像是从水里升腾起来的一种瘴气，它会使人全身酸疼，引起伤风感冒。要说老天爷也是长了眼睛的，他大慈大悲，知道人们已经没有取暖的东西了，要是他还送来严寒，那岂不是这里冻死一个，那里冻死一双吗。干吗要引起人们这多的不满和怒喊呢。何况这种浓雾对痨病还是大有裨益的，比如让你一个劲地咳，咳呀、咳呀，咳得你不能再咳了，那大伙儿也就会非常高兴，因为安宁有了。只不过你个人算是倒了霉，但谁也不会去为一个痨病者的死亡大喊大叫的。

我们队伍也就这么稀稀拉拉地朝前赶，汗湿透了全身。好不容易才进到一个村子，那里全是些黄色、蓝色的矮平房。村里的人像是死绝了，没有一个人出来欢迎我们，谁也不理我们。大姑娘对丘八微笑送秋波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了啊，只是在歌曲里还能听到，而在现实生活中连孩子们都不屑于瞧我们一眼。

我们在村里较空旷一点的地方扎营，恰好在一个小饭铺的前面。这倒是个好机会，我说，咱们干吗要把钱留在口袋里呀，它不会给我们变出个火炉来的发展到人的精神活动阶段才有时间。马赫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倒不如去饭铺里暖和暖和。于是我们去了。真倒霉，门钉得死死的，我们捶了几下也没个回音，真想把它砸开。一想，何必呢，外面都这么潮湿阴冷，里面也不会暖和到哪里去。

嗨，反正已经发了稍息令，用不着急忙赶回去，呆在广场上干瞪眼，去挨饿受冻？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小饭铺的旁边不远处，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店，门上写着：概不赊帐。

真是，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任何时候也没有人给我们赊帐，何况我们本身就是债主，我们还等待分期付款呢。可我们还得卖苦力，还得忍饥挨饿。现在我们就饿着。我们只是要点面包、咸肉之类的东西就行了。

我们去开小店的门，响起了铃铛声。一些商店的老板通常都喜欢到工厂去订做自己铺子要挂的铃铛，从不把订做的铃铛转卖给别人——如果我是个瞎子，像刚才这种响声，那我准知道见“历史”中的“司马光”。，我是来到了一个杂货铺，那我也可能像奶奶和父亲他们那个时候一样，只买一个铜板的块糖。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铃铛声，好像只响了一半，而不是它的全部响声，像是谁偷走了它的半个芯，它没有使出自己全部的能耐，它的那个实芯像是丢了，不管怎么说，听起来它是缺少了点什么。

“大娘，”我说，“我们来要点咸肉。”

我没瞧见她人，可是我知道，她准是坐在那边黑洞洞的某个地方，灰白的头发，动作敏捷，眼睛机灵，在柜台后面来回不停地打转，能照管到整个店堂。果然不错，她是坐在那边，可她的头发却更加灰白，脸色发青，很不灵活，她发话了：“咸肉？我们没有。”

“那么香肠，大娘，”我说得更加委婉。

“香肠？我们没有。”

“喏，大娘，”我说，“大批的可能没有，品种也不会那么齐全，哪能同饭馆的菜单相比呢，吃完了正餐，还来点甜点心。只给我们来半个长面包就够了。”

我这个人总喜欢开个玩笑或弄个恶作剧之类的事，可一想，过一会儿就得出发，肚子还饿得咕噜咕噜作响。

“这样吧，大娘，我们还要赶路，空着肚子怎好行军呢，您是不是让我们进厨房里去看看？”

“你们去吧，”她说，并随手将门推开，“去吧，那里也不会有的。”

我去了。看来是没有。

门被一条粗汉带上了。

“我们想来要点面包，”我解释说。”赊帐不行，”那条大汉斩钉截铁地提高了嗓门说。

“我们不赊帐，我们有现钱。”

“可我们没有。”

“那我们可以给你们。”

“我们又拿什么呢，”

“拿杂货铺的某些东西，拿……”

拿什么？拿什么？我环视了一下整个店堂，这就明白了，刚才杂货铺的铃铛为什么响起来好像是缺了半个芯似的，原来盛着琳琅满目、香味扑鼻的各种杂货的货架、口袋以及一格一格的抽屉全都空出来了。现在这间屋子显得倒不算太黑，我的眼睛能见量又大了些，一眼望去，这店堂空荡荡的。

“大娘，”我惊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娘不语，倒是那条粗汉答话了。他说人们唱着一首可怕的歌子，还说人们总想骂人。村里的情况糟糕得很。已经有两年没活干了，树林的灌木丛也已有两年不见长出什么新树来，饥饿的樵夫只好改行去给他人篆刻墓碑，得点钱还不够偿还新近的债务；信贷失灵，苛捐杂税加重。而我们还想在这里买些什么，还说给他们钞票，这不是找上门来挨骂嘛。

只见一些空麻袋奇怪地拖曳着，货架也是七歪八倒的，只在靠近柜台的一个货架上还有两打蜡烛、几包磨刀石和几捆鞭子，就这些东西。这条粗汉将一大口唾沫吐到一块木板上，那板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赊帐——无望中的一点希望吧，然后他用自己那只宽大的手将唾沫搓掉，擦净了用粉笔记下来的这一年里的所有赊帐，顿时，就像是的鼻子发酸，于是鼻涕眼泪一下子弄湿了这块木板，接着只见一只鞋子飞了出去，那木板被踢了一个底朝天，只见背面写着：杂货铺两打蜡烛，几包磨刀石，几捆鞭子……突然一种恐惧向我袭来，我把一个克郎紧紧地攥在手里，放进口袋的深处，转身向门口走去。

当我们感到十分尴尬、极为可怕的时候，列金卡来了。

我真觉得，她是来搭救我们的，是来把我们从一种令人不快、可说是某种狂乱的、被浓雾深深地罩住的境地里解救出来。小小的列金卡，鼻涕还未擦干净呢，头上扎着她妈妈的头巾，显得特别活泼愉快，就像是刚参加过一个春光明媚的花园舞会才回到家里来似的。

“你们带我去吗？”她问，圆瞪着双眼。

倘若是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这样发问，我想，你一定会闭上眼睛，定一定神，然后会说出一个“不”字来的。而当一个八岁的小姑娘，如此信任地来问你，我看你一点也不会含糊、躲躲闪闪；更不会把帽子拉下来将脸盖住，或用手捂住耳朵。列金卡只有八岁。

“我们带你去，”我说，“你知道我们会带你去的。那你想上哪儿去呀？”

“到城里去。”

“那我们就带你上城里去吧。你想到城里去干什么呢？”

“买东西，”她说。她这句话把所有在这个空荡荡的店堂里的人都逗乐了。

“好呀，把整个百货大楼都给搬来吧。”

连那个有点奇怪的大汉也都笑自己小女儿的天真。白发苍苍的老大娘用手擦了擦十字架。

列金卡要去买东西。列金卡她有钱。列金卡她还是个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孩子，一旦她稍大些，她就会知道当前的情景有多可怕。打今年春天起，她就梦想着谁能给她一点钱，她就把这个空空荡荡的店堂布置一番，好好地过一个圣诞节。从春天起她就做着这个梦。就是穷人家的孩子，一旦得到一个铜板，也会立刻拿去买块糕饼或一根棒棒糖的。而列金卡偶尔也能得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