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之球- 第2部分

他们沿着走廊走了一阵子，然后那名军官又开口了：“你认识舰长吗，先生？”

“不认识，怎么啦？”

“只是好奇。他一直渴望能见到你。每隔一个小时，他就打电话给通讯技师，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到达。”

“不，”诺曼说道，“我从来没和他见过面。”

“他是个很好的人。”

“我相信是的。”

那名军官回头看了一眼。“你知道吗，他们常用一句俗话来形容舰长。”他说道。

“哦？什么俗话？”

“他们说，他是刀子嘴豆腐心。”

他们又穿过一道门，这道门上标着“项目指挥”几个大字，下面还有一块滑落一边的名牌，写着“美国海军哈罗德·C．巴恩斯舰长”。那名军官站到一边，于是诺曼走进一间四周嵌有镶板的头等舱房。此时，一个只穿着衬衫的壮硕男子从一大堆文件后站起身来。

巴恩斯舰长属于那种身材修长的军人，相比之下，诺曼觉得自己过于肥胖，不够标准。巴恩斯年约四十五六岁，腰杆笔直，一派军人本色。他蓄着短发，腹部平坦，外表显得机灵而敏捷，握起手来十分有劲，有着政治家的风度。

“欢迎登上约翰·霍斯号，詹森博士。还好吧？”

“有些累了。”诺曼回答道。

“啊，的确，我想也是。你从圣地亚哥来的？”

“是的。”

“也就是说，差不多旅行了15个小时。想休息一下吗？”

“我倒想先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诺曼回答。

“这我完全可以理解。”巴恩斯点点头。“他们跟你说了些什么？”

“谁？”

“在圣地亚哥送你去搭飞机的那些人，带你来这儿的人和关岛的人。你在途中遇到的任何人。”

“他们什么也没说。”

“你有没有见到任何记者？或是和任何媒体接触过？”

“没有，从未有过这类接触。”

巴恩斯笑了。“好。听到你的回答我很高兴。”他挥挥手，示意诺曼坐下。诺曼十分感激地坐下。“要不要来点咖啡？”巴恩斯说着，便转向他桌后的咖啡壶，就在这时候，灯光熄灭了。整个屋子黑漆漆的，只有旁边的舷窗射进一束光线。

“见鬼！”巴恩斯骂道，“不能再发生了。爱默生！爱默生！”

一名海军少尉从边门走了进来。“长官！正在处理中，舰长。”

“这次又是怎么回事？”

“海湾二号遥控载具出了毛病，长官。”

“我以为我们已经为海湾二号增置了附加线路。”

“是没错，不过显然是超过负荷了，长官。”

“我要你们现在立即修复，爱默生！”

“我们希望迅速排除这个故障，长官。”

门关上之后，巴恩斯回到自己的椅子上。诺曼在黑暗中听到他的声音。“这确实不是他们的过错，”他说道，“建造这些舰艇时，从未考虑到它们需要承受我们目前所使用的那么多电力负荷——哈，电来啦。”屋里又重放光明。“你刚才说你要咖啡是吗，詹森博士？”

“黑咖啡就可以了。”诺曼说道。

巴恩斯替他斟了一大杯咖啡。“总之你没和任何人谈过这件事，我也总算可以松口气了。在我的工作中，詹森博士，安全问题是最令人头疼的事，尤其是我们现在碰到的这一类事情。倘若有任何关于这个现场的消息走漏出去，我们就会惹上各种麻烦。而且现在又有那么多人牵涉其中……见鬼，太平洋舰队司令甚至不愿配备驱逐舰给我，直到我提起苏联潜艇的侦察活动时，他才肯让步。结果，我得到了四艘驱逐舰。后来又变成八艘。”

“苏联潜艇的侦察活动？”诺曼问道。

“我在檀香山就是那样对他们说的。”巴恩斯咧嘴笑着。“这是策略的一部分，这样才能要到实施这项行动计划所需的配备嘛。你得知道怎么去申请领取现代海军的设备。不过，当然喽，苏联人是不会在这一带出现的。”

“他们不会出现？”不知怎地，诺曼觉得自己并未悟出这场谈话中隐含的假设，因此正试着跟上对方的思路。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哦，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至少在两天之前，他们就可以借助卫星，确定了我们的位置，但是我们不断地发出可译电码，以告知我们正在南太平洋从事搜索和救援演习的实况。搜索救援演习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即使他们一定会推测是有一架飞机坠毁，而我们是在认真地打捞。他们甚至会猜测我们正在设法打捞核弹头，就像我们1968年在西班牙附近海域所做的。但是他们不会来打扰我们——因为从政治方面来考虑，他们不愿扯进我们的核武器问题中。他们知道我们最近在新西兰遇到了麻烦。”

“这就是此地所发生的一切吗？”诺曼问道。“核弹头？”

“不，”巴恩斯回答，“谢天谢地。任何有关核武器的问题，白宫的大人物总认为，将之公诸于世乃是义不容辞的事。不过，我们一直瞒着白宫官员这件事。事实上，我们还避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有情况均由国防部长直接向总统汇报。”他用手指关节敲打著书桌。“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你是最后一个抵达的。既然你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将封锁与此事有关的所有消息，并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诺曼还是无法把所有的细节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概念。“既然这次坠机事件与核武器无关，”他问道，“何必这么讳莫如深？”

“唔，”巴恩斯答道，“我们还没有掌握全部的事实。”

“坠机事件发生在大洋中吗？”

“是的。而且那架飞机差不多就在我们所在位置的正下方。”

“那么，不可能有任何幸存者啰。”

“幸存者？”巴恩斯露出惊讶的神色。“不，我认为不可能有。”

“那么，你们还要我来这儿干吗？”

巴恩斯看上去一片茫然。

“哦，”诺曼解释道，“我奉召到达坠机现场，通常是因为那儿还有幸存者。这也就是他们在工作组里安排心理学家的原因，目的是为了安抚幸存旅客严重的精神创伤，有时也需处理幸存旅客之亲属的心理调试问题——他们的感觉，他们的恐惧，以及萦绕在他们心头的梦魔。坠机事故的幸存者，往往有种罪恶感和焦虑感，他们常常会想，为什么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幸免于难。一名妇女原本和她的丈夫以及孩子坐在一起，突然间，他们全都一命呜呼，只剩她一人留在人问。都是诸如此类的问题。”诺曼将身子往后靠到椅背上。“可是目前的情况——一架飞机沉到1000英尺深的海底——那些问题就不会出现了。那还要我到这儿来做什么？”

巴恩斯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他。他显得十分不自在，将桌上的案卷挪来挪去。

“事实上，这儿并不是飞机坠落的现场，詹森博士。”

“那会是什么？”

“这是一艘太空船坠毁的现场。”

他们之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诺曼点点头。“原来如此。”

“这没有令你大吃一惊吧？”巴恩斯问道。

“没有。”诺曼回答说，“事实上，这解释了很多事情。如果真的是一艘军用太空船坠毁于大洋中，那就可以说明我为什么没有在收音机里听到这则消息，为什么这个事故处于保密状态，为什么我被带来这儿的方式会……太空船是什么时候坠毁的？”

巴恩斯迟疑了一下，然后才回答。“根据我们可以作出的最精确估计，”他说道，“这艘太空船是在300年前坠毁的。”

第三节

不明生命形式

又是一阵沉默。诺曼听着空调机发出的嗡嗡声。他隐隐约约地听到隔壁屋子传来无线电通信的声音。他望着手中的咖啡杯，注意到杯口上有个缺口。他竭力领会着舰长告诉他的一切，可是他的思路十分缓慢，老是在原地打转。

300年前，他思忖道。一艘300年前的太空船。可是太空计划并没有300年的历史。这仅仅是30年的事。那么，这艘太空船怎么可能有300年的历史呢？这是不可能的。巴恩斯准是搞错了。不过，巴恩斯怎么会搞错呢？要是海军没有弄清楚海底有什么东西，他们绝不会派遣这些舰艇和人员的。一艘300年前的太空船。

“——毫无疑问，”巴恩斯说道，“我们可以根据珊瑚的成长速度，十分精确地估算出时问。太平洋的珊瑚每年增长2。5公分，而这个物体上——且不论它是什么——覆盖着5公尺厚的珊瑚。那可是十分巨大的珊瑚。当然喽，珊瑚不会生长在1000英尺深的海底，这就是说，目前的这块地壳是在过去某个时候塌陷到深海海底的。地质学家告诉我们，这种塌陷发生在大约100年前。因此我们假设，这艘太空船的总年龄大约是300年。不过，我们也可能计算错误。事实上，这艘太空船的历史也许更久，它可能已在那儿1000年了。”

巴恩斯又开始把桌上的文件移来移去，并一叠叠整开地堆放好，还把四边弄得十分平整。

“不怕你见笑。詹森博士，这件事可把我吓坏了。那就是你来这儿的原因。”

诺曼摇摇头。“我还是不明白。”

“我们把你接到这儿来，”巴恩斯说道，“是因为你和不明生命形式这个科研计划有关联。”

“不明生命形式？”诺曼重复道。他几乎要加上一句：“可是不明生命形式是个玩笑。”他看到巴恩斯的表情那么一本正经，便暗自庆幸，总算克制住了自己，没说不合时宜的话。

然而不明生命形式是个笑话嘛。关于这个名称的一切说法，打从一开始就是闹着玩儿的。

1979年，在卡特政府不景气的日子里，诺曼·詹森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担任心理学助教；他对一个研究计划特别感兴趣，那就是团体的活力和焦虑；他偶尔也参加联邦航空管理局飞机坠毁现场调查组的工作。在那些日子里，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给爱伦和孩子们找房子，因此得不断发表著作；还有就是想知道，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是否会继续聘用他。诺曼的科研被认为十分出色，然而，心理学在当时的名声不佳，往往倾向于不切实际的纯理论研究，而对焦虑的研究兴趣又日趋淡薄，因为许多科研人员开始把焦虑看作纯粹是生物化学方面的紊乱，只能用药物进行治疗；有一名科学家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说：“焦虑再也不是心理学方面的问题，没有什么可继续研究的了。”同样地，团体动力也被看作是个老式的研究课题。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倡完形心理学①的交流小组和集体自由讨论方法时，这个领域曾处于全盛时期，但是如今已成了昨日黄花，完全过时了。

①Gestaltpsychology，此一学派系由德国学者魏德迈、柯夫卡与库勒等人于1912年左右所创立。他们认为任何经验或行为本身都是不分的，每一经验或活动都有它的整体型态。

诺曼本人却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在他看来，在美国社会中，人们愈来愈以群体方式进行工作，而不是个人自行其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个人主义已被无休止的联席会议以及集体决议所替代。在这种新型社会中，他觉得集体行为似乎更加重要，而不是变得无足轻重。而且他认为，焦虑并不是一种借助几颗药就可以治愈的生理疾病。在他看来，如果一个社会中最常用的药物是安定剂，那么按照定义，这个社会就存在大量没有解决的问题。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日本人的管理技术产生了新的看法，诺曼的研究领域才又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人们对安定剂的依赖开始被认为是公众关注的头等问题，于是，人们对用药物来治疗焦虑这整个课题又重新加以考虑。然而在此之前，詹森还有好几年的时间感到自己仿佛处于一潭死水之中（他有几乎三年时间拿不到科研经费）。延聘、找房子，成了实实在在的难题。

也正是在1979年末，他的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华盛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有一名态度严肃的律师开始和他打交道。这位律师跷着二郎腿坐在那儿，还不时神经质地往上拉他的短袜子。他告诉诺曼，他是来找诺曼帮忙的。

诺曼回答说，他一定尽力帮助他。

那位律师还是不停地往上拉袜子，一面说，他想和诺曼谈谈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

诺曼问他是什么问题。

“简而言之，这个国家对外星人的入侵毫无准备。真是一点准备也没有。”

因为那位律师年纪很轻，说话时老是低头盯着自己的袜子，所以诺曼最初以为，他是由于被派来执行一项傻乎乎的使命而感到尴尬。但是当那位年轻人抬起头来时，诺曼吃惊地看到，他完全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我们真的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遇到这种事情，”律师说道，“一场外星人的入侵。”

诺曼不得不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