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宝贝- 第12部分

“好的，在圣诞夜我会飞来听你们的音乐。”

挂上电话，我在电话亭外来回走了几步，然后果断地钻进的士，对司机说，“往机场开吧，越快越好。”

五点多就有一班飞机飞往北京，我在机场买到了机票，然后坐在候机厅旁边的咖啡馆里喝咖啡。我并不觉得特别愉快，只是觉得不再恓恓惶惶，六神无主，至少此时此刻我有行动的目标，我有事可做，那就是去北京听一场热闹的摇滚以度过没有情人和灵感的圣诞。

飞机准时起飞，准时降落。虽然我每次坐飞机都怕飞机从天上掉下来，因为这种又大又笨的铁家伙在稀薄的空气中总是很容易掉下来，但是，我依旧热爱坐飞机。

我径直去了朴勇的家，敲门，邻居说他不在。我徒然地在那个四合院里站了一会儿，决定单独去吃顿好好的晚餐，飞机上的点心我一口也没吃，北京的餐馆价钱比上海的稍贵，但菜的味道幸好不那么令人失望。我不时地被邻桌的北方男人打量来打量去，他们那种北方特征的眼神会使一个独身来此过圣诞的上海女性深感安慰，至少证明她依旧是个迷人女性。

忙蜂吧，一个历来以摇滚人云集出名的酒吧，有无数长发或短发的面有病容但屁股绷得紧紧的乐手，他们比赛弹吉他的速度也较量追求漂亮女人的手段。这里的女人（Groupie或称骨肉皮），都有好莱坞女星般圆圆的胸脯，至少在某一方面能吸引混在音乐圈里的坏胚子们（有钱、有权、有才、有身体等等）。

音乐很吵，烟味、酒味和香水味都挺重，穿过暗得像实行灯火管制的走道，我看到了朴勇。他抽着烟在串一串银珠子。

我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他抬头，张大嘴，然后把手里的东西往旁边的女孩手里一放，猛地给我来了一个大拥抱。“你真的来了？——疯狂的上海女人。你好吗？”他认真地看看我的脸，“好像瘦了很多，谁在折磨你？说出来我替你去摆平，折磨一个美丽的女人是种错误更是种罪恶。”都说北京男人可以说整卡车整卡车的热情的话，说完之后就拉倒，谁也不会再去提，可我还是很享受这种像烈焰像冰淇淋的语言式抚慰。

我们很响地亲对方的嘴，他指着旁边的女孩给我介绍，“我朋友，罗西，摄影师。”对罗西说，“上海来的CoCo，复旦毕业在写小说。”我们握握手。她已经串好了那串银珠子，朴勇接过来戴在手腕上，“刚刚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弄散了。”他咕哝着，撩撩头发，对服务生做手势，“来杯啤酒怎么样？”我点点头，“谢谢。”

舞台上有人在整理几根电线，看来演出快要开始了，“我去过你家里，你不在，——对了，今晚我能睡你那里吗？”我问朴勇。“嗨，别睡了，玩一宿嘛。我介绍你认识一些酷男猛男。”“我可不要。”我撇了撇嘴，他的女朋友假装没听到我们在说什么，目光从两边低垂的头发中掩映而出，毫无表情地看着什么。她有一个漂亮的鼻子和一头光滑的长发，胸部丰满，穿着青青黄黄像尼罗河般异域色彩的毛绒长裙。

一个非常漂亮的男人走过来，他漂亮得令人心疼，令人怕自己会喜欢上他但又怕遭其拒绝。他有光滑的皮肤、高高的个子，做成乱草般往上竖的发亮的头发，眼睛迷人如烟如诗，看人的时候会做出狐狸般的眼神，就叫做“狐视”，五官有波西米亚人般的挺拔和摄魂。引人注目的是他在下巴上蓄了一圈胡子，在干净的甜美中添上一份粗砺、另类的感觉。

他显然熟识朴勇和罗西，走过来打招呼。朴勇为我们介绍彼此，他叫飞苹果，是北京甚至是全国有名的造型师，拿着绿卡，穿梭于世界各地捕捉美的灵感和最新潮流，国内所有的女星都以找到他做造型为幸事。

我们聊起来，他一直微笑，眼睛的的如桃花，我不禁难受起来，不敢多看他，怕自己的眼神会发直。我并不打算在这夜有什么艳遇，处处留情的女人很滥，过了30岁她们的脸会暴露她们经历过的一切纵情和狂欢，我希望有时候男人们会像对作家而不是对女人一样对我。我自欺欺人地告诫着自己。

乐队上台了，电吉他猛地发出丛林猛兽般的吼叫，人群霎时亢奋起来，他们都像触了电似的摇晃着身体，把头甩得随时要断掉似的。我挤在人群里跟着晃，我现在真的快乐，因为我没有思想，因为我放弃力量，全都交给地狱冥火般的音乐。

在音乐的现场找到肉体狂欢的现场。

脸发蓝，脚踝发硬，陌生人在着火般的空气里互相调情。没有一只苍蝇可以飞进来并躲过这场由高分贝和激荡的微粒组成的可疑的浩劫。

我快乐死了，一个男人在台上歇斯底里地唱着。

飞苹果一直站在我旁边，他摸了摸我的臀部，对我微笑，我受不了这个漂亮男人，这个一直对我微笑着脸上有化妆痕迹的双性恋。他的眉他的鬓角他的腮都打过粉，他追逐男人也追逐女人，他说他的女朋友们一律吃他的男朋友们的醋，他总是陷在爱情的烦恼里不知何去何从。我说全国有8亿农民还在为怎么奔小康而发愁呢，你已是个特别幸福的人了。

他觉得我很聪明，也很有意思，看我一脸文静，毛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像淑女，可我经常说“操”。我不说话，心里却想谁叫你这么漂亮，使我变得这么神经质。我原来不爱说粗话的。

“你有一个可爱的臀部。”他在我耳边嚷着。音乐太吵了。

凌晨2点半，天空没有月亮，屋顶上有清冷的霜。的士驶过北京城，北京城在冬夜显得其大无比，像中世纪的村庄。

凌晨3点，我们来到另一个摇滚兄弟的寓所，屋子很大，女主人是个老美，以前也是摇滚圈里有名的骨肉皮，现从良下嫁给这位大鼻子鼓手。鼓手在四合院里围了一块小温室，温室里据说正栽培着大麻。一群人喝酒、听歌、打麻将、玩电脑游戏、跳跳舞、谈谈情。

凌晨4点，有人开始在主人家温暖的浴缸里做爱，有人已睡着，还有人在沙发上互相抚摸，剩下的人离开这儿去一家新疆餐馆吃拉面。我拉着朴勇的衣服，惟恐莫名其妙迷失在夜北京，一个人就一点不好玩而且恐怖，因为此时的空气里有如刀般的寒冷。

飞苹果消失了，一起吃拉面的人里没有他。我猜了五种可能，其中之一是他已被别人霸占了，或他霸占了别的人，谁知道呢。他永远是漂亮的猎人或猎物。幸好我没留电话给他，否则我会心理上很不平衡，仿佛被遗弃。圣诞夜的我，是一年之中最无聊也最可怜的我。

凌晨5点半，我吃了点药，在朴勇家的沙发上睡下来，唱机里在放极静的舒伯特抒情小品，四周安静，偶尔可听到外面的大马路上的卡车声，我睡不着，睡眠像长着小翅膀的影子远远地离开了我的身体，剩下的是清醒的意识和无力的躯壳。深灰色的黑暗像水一样浸泡着我，我觉得自己很肿，很轻，也很重。这种觉得自己已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幻觉并不特别讨厌，似梦似真之间不清楚自己是死人还是活人，只是眼睛还能大睁着看天花板看四周的暗。

我终于捧住电话，倚在沙发上给天天打电话。他还没有完全醒过来，“我是谁？”我问他，“是CoCo……我给你打过电话，你不在家。”他轻声说，并没有责备的语气，仿佛很放心我会安排得好好的。

“我在北京。”我说着，心里被一股又酸又累的柔情攫住，我也不知道此时此刻自己怎么会在北京，我是那么浮躁，一颗不安分的心永远在飘来飘去，一刻也不歇，好累，好没用，有时连写作也不能给我安全感和满足感，什么也没有，只有坐着飞机飞来飞去，只有夜夜失眠，音乐、酒精、性也不能拯救我，躺在黑暗的中心像个活死人就是睡不着，我想上帝会让我嫁给一个善良的盲人，因为我看到的都是黑暗。我在电话里哭了起来。

“不要哭，CoCo，你哭我会很难受的，发生了什么事？”天天困惑地说着，还没有从他药物催眠下的深沉睡眠中脱离出来。他基本上每晚吃药，我也差不多。

“没什么，朋友们的音乐会挺好的，我觉得很热闹……但我睡不着觉。我想我会睁着眼死掉……我没有力气回上海了，你也不在上海，我想你……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

“你来南方吧，这儿很好的……你的小说怎么样了？”

他一提到小说我就沉默了，我知道我肯定会回到上海继续写下去的。天天喜欢我那样子，我也清楚我只能那样子，否则我会失去很多人的爱，包括我自己的。只有写作才能让我跟其他平庸而讨厌的人区别开来，让我与众不同，让我从波西米亚玫瑰的灰烬中死而复生。

　十六、了　不　起　的　马　当　。。。

回到了上海。一切按照某种既无序又预定的轨道发展下去。

我觉得自己瘦下去了。身体的汁液化作墨水汩汩流进了笔尖，流淌到了小说的字字句句。

小四川的外卖准时送来，是那个叫小丁的男孩子送的。在我心情好的时候我会借给他一些书看，有一次他拿了一篇发表在《新民晚报》打工族版面“心声”栏目上的小文章，我看了一遍，惊奇地发现他的文笔不错，也很有想法。他腼腆地告诉我，他的理想就是写一本书。昆德拉预言到了21世纪人人可以成为作家，只要拿起笔来说出自己的话。倾诉的欲望是每个人作为活生生的人存在的精神需求。

我披头散发穿着睡衣通宵地写，然后清晨从书桌上醒来，额头上有紫色的墨水印，环顾四周，空荡荡的，天天不在，电话也不曾响过（我总是拔下电话线忘记插回去），我走到床上，躺下来继续睡。

一天大约是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我突然被敲门声惊醒。我拍拍胸口，庆幸敲门声及时地把我从适才的噩梦中挽救出来，我梦见天天上了一辆老式的用铁皮做成的蒸汽火车，陌生的人坐满了车厢两边的长条凳，我眼睁睁地看着火车贴着我的脸徐徐开动，一个穿军服戴钢盔的男人跳上火车，我犹豫了一秒钟，火车就呼啸而过了。我哭得绝望透顶，恨死自己，只是因为我看错了手表，或者把另一列车的时间误当成这列车的，而我在最后一刻也没有冲上车可能我胆怯了，这个梦似乎暗示着我和天天是两列交错而过的火车。

我疲倦地打开门，门外是叼着一支烟的黑色马当娜，穿黑色使她看上去特别纤瘦修长。

我的思想还滞留在刚才的那个梦里，没注意到她脸上那种不同寻常的表情。她似乎已经喝过酒了，涂了过浓的鸦片香水，头发高高地像古代女人那样束在头顶上，眼睛像碎玻璃片那样闪闪发亮。有种令人不适的气息。

“上帝，你一直呆在这屋里吗？还在写个不停？”她在屋里走了几步。

“我刚睡醒，做了噩梦。对了，你吃晚饭了吗？”我突然想起自己一天三顿都没吃过。

“好吧，我们出去好好吃一顿吧，我请客，”她一把捻灭了烟蒂，把外套扔给我，然后坐在沙发上等我上下收拾停当出门。

她的白色桑塔纳2000就停在楼下马路边。她打开车门，发动引擎，我坐在她旁边，系上安全带，车子很迅猛地开动起来。车窗都大开着，在狂风里吸烟是赏心悦目的一件事，有种所有忧愁随风一扫而光的错觉。

马当娜把车开上了高架桥，自从城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高架公路后，一批飚车狂也随即在高架上出现了。磁带盒里在放一首张信哲的情歌，“你是不是有了另一个他，讲出来，别怕我伤心。”我这时才发觉她神情有异，再猛一回想那次在Goya碰到阿Dick与朱砂，我反应过来了。

马当娜这个女人一直有让人捉摸不透的特质，她的生活里有太多的即兴、随意和复杂性，对她的以前、现在和将来我一向缺乏某种清晰的猜测能力，我也不知道她与阿Dick是不是玩真的，因为听她口气她有过不少像阿Dick这样的小男朋友。照此推理，阿Dick也不该是她生命旅程中的最后一道温柔小甜点。

“想吃什么？中餐、西餐，还是日本菜？”

“随便。”我说。

“说得真不负责任。我讨厌别人老说‘随便、随便’，你还是想想，选一个吧。”

“日本菜。”我说。这城市文化有严重的亲日倾向，安室奈惠美的歌、村上春树的书、木村拓哉的电视，还有数不清的日式卡通漫画、日产电器都是人们衷心热爱的。而我，则不讨厌清爽雅致的日本菜和日本化妆品。车停到东湖路，大江户日本菜。

灯光像琥珀色的液体倾在地砖上，穿着像木偶一样的服务生整洁有序地在厅堂穿行。蛋羹、金枪鱼寿司、凉拌黄瓜、紫菜虾米汤一一端上。

“你知道吗？我跟阿Dick分手了。”她对我说。

“是吗？”我看看她，她脸色阴悒。“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