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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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 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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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束一束射下来,像血水往下泼。那时候我听见了一种很奇怪的声音,我说:“天义叔,啥在响?”夏天义说:“啥在响?”鸟夫妻在他头上飞,像飞机一样向他头上俯冲,他站在那里,说:“啥在响?”骂起了鸟夫妻。而我一抬头看见了七里沟口的白雪,阳光是从她背面照过来的,白雪就如同墙上画着的菩萨一样,一圈一圈的光晕在闪。这是我头一回看到白雪的身上有佛光,我丢下锨就向白雪跑去。哑巴在愤怒地吼,我不理他,我去菩萨那儿还不行吗?我向白雪跑去,脚上的泥片在身下飞溅,我想白雪一定看见我像从水面上向她去的,或者是带着火星子向她去的。白雪也真是菩萨一样的女人了,她没有动,微笑地看着我。但是,突然间,轰隆隆的一个巨响,脚下的地就桥板一样晃,还未搞清是什么回事,我就扑倒在地,扑倒在地身子还往前冲,冲出了三丈远。是什么在推我?我看见白雪也同时跌倒了。她身边并没有人,谁推倒了她?是空气。空气在平日看不见,抓不着的,现在却像是一个木橛,猛地将我从身后砸了一下,我几乎是一疙瘩泥,被用力地摔沓在地上,我喊了一声:“白雪,咋啦?”我想我没胳膊没腿了,没鼻子没眼了,是一张泥片粘在了地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就是三月廿四日的灾难。三月廿四日这个数字我永远记着,清风街也永远记着。这一天,七里沟的东崖大面积地滑坡了,它事先没有一点迹象,或许在那场大暴雨中山体已经裂开,但我们全然不知道,它突然地一瞬间滑脱了,天摇地动地下来,把草棚埋没了,把夏天智的坟埋没了,把正骂着鸟夫妻的夏天义埋没了。土石堆了半个沟。清风街来了人,但仍然是没有了主要劳力,都是些老人小孩和妇女,我们刨土石一直刨了一夜,但那仅仅只刨了滑脱下来的土石的二十分之一还不到。上善和君亭就把夏家的人都叫到了一块,商量的结果是,人肯定是死了,要刨还得刨两三天才能刨出来,就是刨出来,若再要刨出坟墓,又要三四天,不如不刨了,权当是夏天义得到了厚葬。夏家人都哭得汪洋一般,也只好这么办。但夏天义被埋在了土石堆里,土石堆将可能就在这里形成永久的崖坡,夏天义便没个具体的坟墓,那就得必须在这里竖一块碑子。决定竖碑子,夏天义的五个儿子和媳妇就吵闹开了,依上善出的主意,碑子钱和竖碑子的费用各家分摊,而庆玉庆满和瞎瞎坚决反对,理由是原先分摊的是庆金负责安葬夏天义的,现在老人遇到了这事,省了多少花销,这碑子钱和竖碑子的费用还能再分摊吗?淑贞说,是省了些程序并不省花销呀,灵堂要设的吧,来吊孝的人要招待吧,如果不分摊,这碑子就不竖了!商议不到一块儿,上善气得就不管了,是夏雨主动提出来,把他给他爹准备的那块石碑先让给他二伯。石碑从西山湾石匠那儿拉了回来,也正好是县上调研的人进了清风街,他们第一个要找的就是夏天义,当知道夏天义已经死了,就说:“他怎么在这个时候死了?!”这话很快传开来,清风街的人就不知道了调查人到底来调查什么,不敢多言语。庆金去请赵宏声给石碑上题辞,赵宏声便推托了,说:“写上‘夏天义之墓’?那太简单了。夏风临走的时候说了,他要给他爹墓前竖一个碑子的,概括一句话刻上去的。二叔英武了一辈子,他又是这么个死法,才应该给他的碑子上刻一段话的,可这话我概括不了,咱就先竖个白碑子,等着夏风回来了咱再刻字吧。”赵宏声的话也在理,那滑脱下来的土石崖前就竖起了一面白碑子。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盼着夏风回来。

2003年4月30日晚草稿完毕

2004年1月12日凌晨2点二稿完毕

2004年8月31日晚三稿完毕

2004年9月23日再改毕

后记

在陕西东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凤县和商县(现在商洛专区改制为商洛市,商县为商州区)交界的地方有个叫棣花街的村镇,那就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那里,并一直长到了十九岁。丹江从秦岭发源,在高山峻岭中突围去的汉江,沿途冲积形成了六七个盆地,棣花街属于较小的盆地,却最完备盆地的特点:四山环抱,水田纵横,产五谷杂粮,生长芦苇和莲藕。村镇前是笔架山,村镇中有木板门面老街,高高的台阶,大的场子,分布着塔,寺院,钟楼,魁星阁和戏楼。村镇人一直把街道叫官路,官路曾经是古长安通往东南的惟一要道,走过了多少商贾、军队和文人骚客,现还保留着骡马帮会会馆的遗址,流传着秦王鼓乐和李自成的闯王拳法。如果往江南岸的峭崖上看,能看到当年兵荒匪乱的石窟,据说如今石窟里还有干尸,一近傍晚,成群的蝙蝠飞出来,棣花街就麻碴碴地黑了。让村镇人夸夸其谈的是祖宗们接待过李白、杜甫、王维、韩愈一些人物,他们在街上住宿过,写过许多诗词。我十九岁以前,没有走出过棣花街方圆三十里,穿草鞋,留着个盖盖头,除了上学,时常背了碾成的米去南北二山去多换人家的包谷和土豆,他们问:“哪里的?”我说:“棣花街的!”他们就不敢在秤上捣鬼。那时候这里的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依然在商洛专区著名,常有穿了皮鞋的城里人从312国道上下来,在老街上参观和照相。但老虎不吃人,声名在外,棣花街人多地少,日子是极度的贫困。那个春上,河堤上的柳树和槐树刚一生芽,就全被捋光了,泉池里石头压着的是一筐一筐煮过的树叶,在水里泡着拔涩。我和弟弟帮母亲把炒过的干苕蔓在碾子上砸,罗出面儿了便迫不及待地往口里塞,晚上稀粪就顺了裤腿流。我家隔壁的厦子屋里,住着一个李姓的老头,他一辈子编草鞋,一双草鞋三分钱,临死最大的愿望是能吃上一碗包谷糁糊汤,就是没吃上,队长为他盖棺,说:“别变成饿死鬼。”塞在他怀里的仍是一颗熟红苕。全村镇没有一个胖子,人人脖子细长,一开会,大场子上黑乎乎一片,都是清一色的土皂衣裤。就在这一群人里谁能想到有那么多的能人呢:宽仁善制木。本旺能泥塑。东街李家兄弟精通胡琴,夜夜在门前的榆树下拉奏。中街的冬生爱唱秦腔,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老婆都跟人去讨饭了,他仍在屋里唱,唱着旦角。五林叔一下雨就让我们一伙孩子给他剥玉米棒子或推石磨,然后他盘腿搭手坐在那里说《封神演义》,有人对照了书本,竟和书本上一字不差。生平在偷偷地读《易经》,他最后成了阴阳先生。百庆学绘画,拿锅黑当墨,在墙上可以画出二十四孝图。刘新春整理鼓谱。刘高富有土木设计上的本事,率领八个弟子修建了几乎全县所有的重要建筑。西街的韩姓和东街的贾姓是棣花街上的大族,韩述绩和贾毛顺的文墨最深,毛笔字写得宽博温润,包揽了全村镇门楼上的题匾。每年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十五,棣花街都是唱大戏和闹社火,演员的补贴是每人每次三斤热红苕,戏和社火去县上会演,总能拿了头名奖牌。以至于外地来镇上工作的干部,来时必有人叮咛:到棣花街了千万不敢随便说文写字。再是我离开了故乡生活在了西安,以写作出了名,故乡人并不以为然,甚至有人在棣花街上说起了我,回应的是:像他那样的,这里能拉一车!

就在这样的故乡,我生活了十九年。我在祠堂改做的教室里认得了字。我一直是病包儿,却从来没进过医院,不是喝姜汤捂汗,就是拔火罐或用磁片割破眉心放血,久久不能治愈的病那都是“撞了鬼”,就请神作法。我学会了各种农活,学会了秦腔和写对联、铭锦。我是个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它使我如芦苇丛里的萤火虫,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如满山遍野的棠棣花,鲜艳的颜色是自染的。但是,我又恨故乡,故乡的贫困使我的身体始终没有长开,红苕吃坏了我的胃。我终于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了故乡,那曾经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

我必须逢年过节就回故乡,去参加老亲世故的寿辰、婚嫁、丧葬,行门户,吃宴席,我一进村镇的街道,村镇人并不看重我是个作家,只是说:贾家老四的儿子回来了!我得赶紧上前递纸烟。我城里小屋在相当长的年月里都是故乡在省城的办事处,我备了一大摞粗瓷海碗,几副钢丝床,小屋里一来人肯定要吃捞面,腥油拌的辣子,大疙瘩蒜,喝酒就划拳,惹得同楼道的人家怒目而视。所以,棣花街上发生了任何事,比如谁得了孙子,是顺生还是横生,谁又死了,埋完人后的饭是上了一道肉还是两道肉,谁家的媳妇不会过日子,谁家兄弟分家为一个笸篮致成了仇人,我全知道。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十年里,故乡的消息总是让我振奋,土地承包了,风调雨顺了,粮食够吃了,来人总是给我带新碾出的米,各种煮锅的豆子,甚至是半扇子猪肉,他们要评价公园里的花木比他们院子里的花木好看,要进戏园子,要我给他们写中堂对联,我还笑着说:棣花街人到底还高贵!那些年是乡亲们最快活的岁月,他们在重新分来的土地上精心务弄,冬天的月夜下,常常还有人在地里忙活,田堰上放着旱烟匣子和收音机,收音机里声嘶力竭地吼秦腔。我一回去,不是这一家开始盖新房,就是另一家为儿子结婚做家具,或者老年人又在晒他们做好的那些将来要穿的寿衣寿鞋了。农民一生三大事就是给孩子结婚,为老人送终,再造一座房子,这些他们都体体面面地进行着,他们很舒心,都把邓小平的像贴在墙上,给他上香和磕头。我的那些昔日一块套过牛,砍过柴,偷过红苕蔓子和豌豆的伙伴会坐满我家旧院子,我们吃纸烟,喝烧酒,唱秦腔,全晕了头,相互称“哥哥”,棣花街人把“哥哥(ɡē)”发音为“哥哥(ɡuǒ)”,热闹得像一窝鸟叫。

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爱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当国家实行起改革,社会发生转型,首先从农村开始,它的伟大功绩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变化没有前史可鉴,一切都充满了生气,一切又都混乱着,人搅着事,事搅着人,只能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可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民不仅仅只是吃饱肚子,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了一次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就在要进入新的世纪的那一年,我的父亲去世了。父亲的去世使贾氏家族在棣花街的显赫威势开始衰败,而棣花街似乎也度过了它暂短的欣欣向荣岁月。这里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池。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我仍然是不断地回到我的故乡,但那条国道已经改造了,以更宽的路面横穿了村镇后的塬地,铁路也将修有梯田的牛头岭劈开,听说又开始在河堤内的水田里修高速公路了,盆地就那么小,交通的发达使耕地日益锐减。而老街人家在这些年里十有八九迁居到国道边,他们当然没再盖那种一明两暗的硬梁房,全是水泥预制板搭就的二层楼,冬冷夏热,水泥地面上满是黄泥片,厅间蛮大,摆设的仍是那一个木板柜和三四只土瓮。巷口的一堆妇女抱着孩子,我都不认识,只能以其相貌推测着叫起我还熟悉的他们父亲的名字,果然全部准确,而他们知道了我是谁时,一哇声地叫我“八爷!”(我在我那一辈里排行老八。)我站在老街上,老街几乎要废弃了,门面板有的还在,有的全然腐烂,从塌了一角的檐头到门框脑上亮亮的挂了蛛网,蜘蛛是长腿花纹的大蜘蛛,形象丑陋,使你立即想到那是魔鬼的变种。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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