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 第24部分

那位“惟一证人”深圳朱某更是繁忙，看到我敢于与他们打官司，便立即把一直指向巴金老人的矛头移向了我。他一边到法院“作证”，一边在《山西文学》上连续发表谈话，有一期的醒目大标题是《余秋雨肯定是有问题》，据说这话是我的朋友魏明伦先生对他说的，一下子把他们多年来对我的所谓“历史问题”的诬陷责任，全部栽赃到了魏明伦先生一个人头上。

魏明伦先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强烈抗议，朱某不得不发表了一份承认“严重失实”的道歉，但一转身又在《山西文学》上以头版头条“本刊特稿”的隆重方式发表他与北京那个余某的两次对话，这两个人给我做了一系列空前荒诞的政治结论，而且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那两个苍老背影的推崇和依仗。看得出来，他们觉得已经完全能够控制法庭和媒体，因此彻底地有恃无恐了，充分地享受着一次又一次胜利的狂欢。

他们还在不断炫耀自己的有权势背景。例如那个朱某发表了他与原中共深圳某工业区退休书记的谈话，其中他对那位书记的谄媚、奉承、吹捧、歌颂，很少有怕羞的读者能够读得下去。他又借那位书记之口，歪曲书记的原意，说巴金“不得好死”，并把这四个字用在标题上。那时，正好是巴金老人在病床上度过百岁寿辰。

聊可宽慰的是，这次他们暂时没有对付巴金老人。我把他们朝我这边引了一引，好让中国读者少看一次鞭挞百岁尊长的凄惨图景。

我曾请教过两位北京的法学家：我没有收受过所谓“豪华别墅”的寸土片瓦，他们却在国家的官方媒体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造谣诽谤，海外媒体大量转载，结果反而是我败诉，他们胜诉，中国的法律就这样了吗？

一位法学家说：“这可能是操作上出了问题。你有名，却也只是一个外地的个体文人，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来起诉政府主管的机关公务人员，也不摸一摸水浅水深……”

另一位法学家打断他，说：“更可能是法学观念上的问题。不少中国法官相信了一种时髦的说法，认为中国名人不够成熟，因此法庭应该故意容忍一些诽谤，促使名人成熟。”

“百岁老人也不够成熟吗？”我问。

他们一愣，随即苦笑了。

我随即正色说了一段话：“中国名人确实不够成熟，但肯定要比中国法律成熟。因为在名人受难的时代，法律没有出现。法律重新下地走路，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当然，比名人和法律都成熟的，是那帮人。”

第四卷　墓地和法院　墓地和法院（11）

有人说，不管是为巴金老人还是为了我们自己，都不必反驳那帮人。

美籍华人陈栎之先生送来一副漂亮的对联：

清雅之口，何必驳难无稽之谈；

超世之笔，岂可描画驱鬼之符。

我回答说：“他们当然不是我们的文化对手，却是我们的生活空间。”

江汝祺教授在旁听了一笑：“生活空间？你没听说大家都在进入虚拟空间吗？假酒、假药、假文凭、假记者层出不穷，盗版者敢于公开批判反盗版，造谣者敢于以造谣者的身份上电视，全都侃侃而谈、笑容可掬。民众已经适应他们，我们已经斗不过他们。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升任一座城市的文艺主管。说不定，他们不久以后还会发表文章，说你的叔叔并没有屈死在‘文革’之中，至今还活着，住在格陵兰岛你的又一套豪华别墅里……”

“更麻烦的是巴金老人，”我接着他的口气说，“过不了几年，很可能有人把他算作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否则他为什么提出要建‘文革’博物馆？”

我们边说边摇头，是啊，到那时，真实的历史都已埋进墓地，默然无声。他们现在已经是法庭上的“惟一证人”，传媒间真正的“公众人物”，城市里的“文艺主管”，到那时，更是一言九鼎。

倒是几天之后的一个电话，稍稍唤回了我的一丝乐观。

电话里传来年轻的声音：“余老师，您完全赢了！”

一问，原来是一群大学生在某省卫星电视里看到我的两个被告在信口放言。学生们在电话里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说：“他们太掉份了。从衣着、口气、手势、站相、坐相，都没法看，没法听。”

下一代心中的输赢，在生命形态上。

这些孩子早就热衷于虚拟空间里的网络游戏，但虚拟空间并不接受一切虚拟，反而能在高速变换的节奏中轻易地唾弃一切恶劣虚拟、低智虚拟、破陋虚拟，直接敏感生命的本体信号。

“你们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了吗？”我问。

“闻到一股不好的气味就应该立即掉头，哪有心思去品味？”他们说。

他们竟然觉得，一个人的“气味”比什么都重要。也许，事情就这么简单。

下一代的这种态度，反倒有可能绕过历史迷魂阵，直问天性、良知和审美直觉，从而留下人类最珍贵的一点东西。或许，这也可以算作历史墓地边的新世纪法庭？

我们不能对下一代有太高的期许，但可以肯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不会有兴趣跟着去做历史的盗墓贼、中国的新纳粹。

这是我经历多年考察后对中华文明整体路向建立的某种信心，广大读者都知道。

第四卷　墓地和法院　墓地和法院（12）

就在这种一直缥缈而摇曳的“信心”中，我爸爸去世了。

自从上次摔跤后，他很少外出走动。这天他想走走了，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捧着保温茶杯，自己悄悄地下了楼。看到墙边黑板报上有通知，居民委员会办公室里在开一个老年人的会，他想去听听，便朝那里走去。才几步，又摔跤了。

这次摔跤是致命的，他再也没有起来。

对我而言，爸爸走的真不是时候。

我早就想过，我们做子女的无法决定父母亲走的时间，却可以努力让他们走得放心。这些年见到爸爸身体日渐衰弱，我总把我和妻子的真实处境瞒着他，骗得他放心。现在他一走，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回头一看，全都知道了，心情一定很坏。

他终于知道，我这些年是在骂声中度过每一天的，年年都成为中国文化界被骂得最多的人。

那三个字，由祖母构建、由他裁定的我的名字，成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样的闲夫走卒都能来咬一口、啄几嘴，又都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诀。

爸爸一定会在冥冥中焦急地问：“他们究竟是谁？”

我会告诉他：“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确确实实养育了一个比较有‘人缘’的儿子，竟有那么多人甘愿抹黑了脸为他的生命行为作注解。因此，顺带又养活了那么多人。”

这是普济众生。那就放心走吧，爸爸！我为你诵经。

第四卷　墓地和法院　墓地和法院（13）

经曰：“菩提萨cuiy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gui碍，无槃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这就是祖母念了一辈子的《心经》。

我把这一段的意译为——

大菩萨，

大智妙，

引渡彼岸，

无所不了：

了却牵挂滞碍，

了却恐惧烦恼，

远离颠倒假想，

走向清净寂寥。

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我的意译是——

去吧，去，

到彼岸去；

一起超度，

大觉大悟！

好了爸爸，去吧。

第五卷　那一叠纸条　借住何处　那一叠纸条（1）

同济医院的太平间离抢救室还有一些距离。放弃抢救的最后努力后，医院的工人要来推爸爸。我们说不，我们来推。

太平间其实是一个冷库，排列着很多整齐的大抽屉。爸爸被推进了一个抽屉，孤单单的，冷飕飕的，只剩下了这么一个小空间，而且这个小空间立即就要关闭。

爸爸最怕冷。一阵秋风就要穿棉袄、戴帽子。他是这座城市里每年最早发布寒冬警报的人之一。被子天天要晒，而且必须自己动手。他不太信任空调、火炉之类，只相信太阳，要亲眼看着太阳的光和热确确实实地经由被子，抵达他的身体。从今天起，他不再有太阳了。我敢于肯定，爸爸并不怎么害怕死亡，却会非常惧怕这个冰库抽屉里的狭小空间。

嘭的一声，闷闷的，抽屉关上了。我们像是做了天底下最不道德的事，连自己也不敢正视，赶快回家，筹办追悼会，以忙碌来掩盖无奈。

为了追悼会，需要寻找合适的遗像以便悬挂，还需要寻找朋友们的通讯录以便通知。这些都在他那个整天上锁的抽屉里，由小弟弟余国雨去翻找。于是，一个神秘的抽屉静静地打开了。

说它神秘，是因为爸爸每天都会花费很长时间坐在抽屉前翻弄，而只要知道我们靠近，他总会轻轻合上。而且，次次上锁，一次不忘。

此刻我们各自都在忙着，但我的目光时时拂动在小弟的背影上。我想那儿也许会有一些老人的秘密，会有一些疑问的答案。

照片找出来了，谁见了都说好，当即拿到照相馆去放大。我问国雨：“通讯录找到了吗？”

“还没有。”国雨说。

这是我预料中的。二十多年前“文革”灾难刚结束时妈妈就对我说：“你爸爸把所有的朋友都开除了。”

我原想，爸爸是一个温和、谦恭的人，不会把人际交往的事情做得那样决绝。但是我估计错了，爸爸在这件事情上恰恰做得非常决绝，他把自己的私密空间打扫得非常干净，没有留下一点有关“友情”的蛛丝马迹。

这也就是说，在这位八旬老人的追悼会上，将不会出现他个人的任何一个朋友。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在心中暗暗叫好，爸爸，这真是人生的大手笔！

耳边传来国雨低低的声音：“大哥，过来一下。”

我连忙过去，看到他从抽屉内侧几排药品下面，找到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

纸袋已经打开。

这是一叠泛黄的劣质纸，大大小小，各色各样，却被收理得非常整齐。国雨在平静地翻动，而我，则蓦然一震，不敢立即用手去碰触。

这个差异，在于年龄。我相信与我年龄相近的人，见到这样一叠纸张，不必先问内容，都会产生与我差不多的反应。

那些不匀的油墨，那些套红的标题，那些打叉的名字，那些成排的惊叹号，那些拘谨的申诉，那些反复的涂改，组合成了一种恐怖的音响，扑面而来。这就像，仅仅是屋角蜘蛛网上的几丝白发，树梢残叶间的半片碎布，就能立即把我们带入那个不敢再想的年代。

毕竟还要翻看一下。

伸手前，我看到不远处有一双眼睛看着我，那是妈妈。悲痛不已的妈妈也看到了国雨从抽屉里翻找出来的这一叠纸，而且也快速地判断出是什么年代的留存。如果在以前她看到爸爸在翻动这些纸页，一定会一把抢过去撕得粉碎，扔到垃圾箱里，不允许他用过去的伤害再伤害今天。但是此刻她却不敢走近一步，因为她掂出了事情的重量：一个她最为了解的男人把这叠纸页保存到死亡之后，那么这也就成了需要重新解读的重要遗物。

读解者，是我。

第五卷　那一叠纸条　借住何处　那一叠纸条（2）

第一叠材料是油印的大批判简报。

翻开第一眼看到一个大标题：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一看时间，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这让我一惊，一直记得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是一九七五年我得肝炎之后的事，怎么一九六八年我去外地农场劳动前就批判上了？可见这是造反派一直在做的事，一九七五年只是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罢了，而我们，已集体失记。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从这些油印的大批判简报中抄录一些文字下来，至少让弟弟们看一看，我们的爸爸曾被什么样的牙齿咬嚼过：

罪行累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就靠了边，但他贼心不死，凭他反革命两面派的嗅觉，表面伪装老实，企图蒙蔽群众，暗地里却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果然，当“二月黑风”刮起之后，这个死不悔改的坏家伙就跳了出来，公然为刘、邓及其代理人陈丕显翻案，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真是狗胆包天，罪上加罪。

光看这一段文字，人家都会以为我爸爸是什么大干部，因为他居然有资格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翻案”，居然有能力把矛头指向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指向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与北京高层的所谓“二月逆流”（文中所说的“二月黑风”）相关……而事实上，他是一个最普通的小职员。所谓为陈丕显翻案，只是一句随口闲聊被“朋友”们揭发了。

这就是大批判的本事。

再翻下去，我实在既想哭又想笑了，造反派竟然把我爸爸抬到了无法想象的政治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