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回去，我舅没在家，到渭北买粮去了。我等了两天，半夜里拉回几口袋包谷来，像做贼似的。我每年都给舅家寄钱，简直是填不满的穷坑，闹得我的日子老也不得宽展。一想起来我都头疼，怎么也想不到家乡有什么可爱……我十多年没回家了，老也不想回去。”
“我这……纯粹是……文人多情……”
“你也写点城市人的小说嘛！农村小说……谁看！我反正一看见猪呀牛呀穿大襟的女人呀就烦了……”
“当然……城市总是文明……”我想把话引开，不要再说家乡的话了：“你在这儿，生活还好吧？”
“可——以。”她拖出很长的一种调门，像秦腔戏演员起唱之先的一声叫板。这声叫板的调儿，就给将要唱出的大段戏文定下了调子，或是花音慢板，或是二六板，亦或摇滚板。她说：“俩娃都工作了，可以养活自个了。老头子跟我的工资吃不清用不完，行罗！只是老头子……不大顺心……”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呢？”
“按说啥事也没有，全是自生的不自在。这也看不惯，那也听不顺，广播上一句新名词就听得火冒三丈，电视上一个镜头就惹得他骂爹咒娘。我说，何必呢？人家广播上说要重用知识分子，就用呗！人家电视上演那些搂搂抱抱的戏，让人家搂去抱去，干着你屁事啦！你该拿的工资拿了，该住的房住上了，就吃点好的过个安宁日子行了……”
“他做什么工作？”
“保卫科长，几千人的大厂子的科长。虽然而今时兴文凭，保卫科长的位子还稳当着哩！再说……哎！这老头子也是个犟人，死脑筋，总说自己亏了……”
“怎么会亏了呢？”
“他当兵那阵儿，在青藏高原开车。雪下得半人深，车开不过去，旁的人都钻在驾驶楼不敢出来，这个犟家伙硬是用铁锹把几十里公路铲开了。他立了功，当年国庆就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见了毛主席，照了相。回来就提拔了干部……”
我早就听说过她的丈夫的英雄事迹了。二十多年前，这位英雄司机，因为上过北京，因为受过毛主席的接见，凯旋归来，轰动了我们小河两岸的十里八村。亲戚和媒人挤得碰破了脑袋，竞相把自己熟悉的最好的姑娘的照片掏出来，展示在英雄面前。人如何贤淑，家教多么严格，模样最最疼人了。小镇上的照相馆因此骤然兴隆起来。英雄眼力不错，在纷如花瓣般的照片里，终于瞅中了薇薇。我那时正读中学，城市里的中学离我们的小河川道几十里远，周日回到家中，就听说了薇薇许配英雄的事。当晚，薇薇来到我家，喜不自胜：“他在青藏高原开车，雪下得半人深……”我却张大嘴巴喘不过气来……
我崇拜英雄，尤其是那些舍生忘死慷慨激昂的悲壮人物。岳飞，牛虻，董存瑞，这些古今中外忠肝烈胆的英雄，一触即使我心潮激荡。可是，当我听完薇薇以完全佩服倾慕的口吻述说完这位英雄的时候，心里却怪不是滋味。我闭口不语，低下头，不想看她得意的脸。
“订下阳历年结婚哩！”
“恭喜。”
“到那天，你去送我。”
“我……上学哩！”
“阳历年学校放假！”
“放假……我也不去！”
她似乎这时才意识到我的情绪不好，忽然哑了口，出气粗了。我抬头看了一眼，她的脸憋得通红，泪水涌出来，慢慢站起，转身走出门去，我没有送她。
我很快就意识到我的毛病又犯了。我想起在白杨沟里玩“过门”时和喜娃打架的事。我稍一冷静下来就想到，其实我和薇薇没有任何契约，婚姻的事连提也不曾提过，我为什么恼怨人家订婚的事呢？我的忌妒心太强了！我真坏！我凭什么给薇薇使性子？元旦来的时候，我决定去送她，也弥补我的无礼。
按我们乡下的风俗，女子结婚时，亲门本族的人要去送嫁女自不必说，整个村子里年龄相仿的男女青年也要去送，在男方家里参加过婚礼，吃一顿丰盛的宴席，也给出嫁的女子壮一壮声威，自然人愈多愈好。薇薇是五叔的外甥女，母亲和父亲因为什么可怕的原因，双方喝毒药死了，薇薇就在舅家抚养长大了。因为这个原因，送嫁的人特别多。
五挂马车一溜排开，马头上挽着红绸，车上坐着穿饰一新的男女。我也坐在马车上，听众人嘻嘻哈哈说笑，说薇薇命大，跟下了个好女婿，小河一川十里八村谁家姑娘能嫁一个跟毛主席照过像的女婿呢？
我却想起白杨沟里的游戏来——
“入洞房。”
“洞房在哪儿？”
“到老白杨树背后去。”
“到老白杨树背后咋办呢？”
“跷尿骚。”
英雄家住水湾村。马车一进村口，新郎和一帮男女就站在那里迎接。新郎一身军装，好不威武，关公脸，剑眉，五官端正，一派英气，自负而又谦恭地礼让着客人。我简直觉得自己太穷酸了。
院里搭着席棚，棚下摆着桌椅，我们一伙送嫁的客人坐定之后，水湾村的一位干部模样的人主持了婚礼，他喊：“新郎新娘就位——”
新郎和新娘先后站在主席台前。
“第一项，向毛主席像行鞠躬礼。”
俩人先后转过身，向毛主席致了礼，又转过身来。英雄虽是新郎，仍然腰板挺直，保持着军人英武的姿式。薇薇却一直低头站着，脸膛红朴朴的，羞答答的样子。
“第二项，宣读结婚证书——”
我听不准那位干部念着结婚证书的干巴巴的声音。我又听见了喜娃当礼宾先生的声音。这儿进行的是革命化了的婚礼程序，喜娃却记着乡村里古老的婚典仪程。新式的或旧式的仪程全都无关紧要了，我的耳际只是轰响着一百个喜娃的声音：
到老白杨树背后去……
到老白杨树背后去……
到老白杨树背后去……
我忍受不住耳际的轰鸣了。我已经飞快地走出水湾村村巷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溜出那个陌生的屋院的。我不敢再想“老白杨树背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我憎恨那个英雄。扫几十里雪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扫雪能取得和薇薇“到老白杨树背后去”的资格，我会发誓把世界上的雪扫除光净！然而毫无办法。我那年刚刚十七岁，第一次领受到了空虚的折磨。我虽然自幼备受生活的艰辛（因此取下辛程的笔名），痛苦过、难受过、委屈过、屈辱过，却从未感受过空虚的滋味，现在有了人生的第一次空虚的感受了……薇薇和那位扫雪英雄“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了呀……
“我们这多年里，还是可——以的。沾老头子的光，我随军当家属了，在军人服务社工作。他后来‘支左’，倒是免了灾难；要是在工厂或党政部门，就是‘走资派’，非挨斗不可。再后来就复员到工厂当保卫科长……没遭啥大灾横祸。不像你，一个乡村教员，还挨了批斗……”
我虽已过不惑之年，然而老毛病又发作了——我又忌妒起来。几十年来，翻来覆去的名目繁杂花样翻新的政治运动，稍有作为的人乃至毫无作为的庶民百姓，有谁能完好无损呢？我几乎没有听到谁说过他几十年来活得自在。薇薇说她和她的老头子“没遭大灾横祸”而活得基本自在，我又忌妒了！
那年冬天，大约是薇薇随军离开家乡之后第一次回归，为的给舅舅（我的五叔）奔丧。丧事完后，她和她的老头子到我任教的乡村学校来看我。她和他正好看到了我一生最狼狈最悲凉的形态。我的屋子兼办公室里贴满了大字报，门上和窗上贴着像给死人办丧事一样的白纸对联，内容是毛主席送瘟神的诗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窗角上吊着一只用白纸糊成的灯笼，那同样是乡村里给死魂野鬼照路用的丧灯。她来了，他也来了。她有点难受，眼角湿湿的。他却暗暗用眼睛瞅她，有所示意，有所警告。他对我说；“你还年轻嘛！大风大浪中难免迷路。犯了错误不要紧嘛！斗私批修嘛！回到革命路线上来嘛……”
她和他走了。我送她和他出了门，走上公路，我连头都抬不起来。我想到了我偷偷逃脱他们的婚礼的举动。我想到我曾经忌妒她和他“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了。生活实际证明她和他“到老白杨树背后去”是走对了脚步，如果和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的话，她会有今天的这种风光么？我真切地感到了忌妒薇薇的阴暗心理。我痛切地感到了我的忌妒行为的卑劣。我真坏！坏得该当“纸船明烛照天烧！”像第一次感受空虚的滋味一样，我又第一次感受到了绝望的滋味。绝望是人生中最大的不自在。
她和她的老头子却活得自在！
“我这人容易满足。房子比不上教授标准，可也够住了。吃的虽不是山珍海味，一天总要炒两菜。彩电洗衣机录音机也有了，我是满足了。我想咋也比在舅家给牛割草的日子好过了。老头子这人犟得很，对目下的新潮流扭不过弯儿，自寻烦恼，自寻的不自在……”
“他做好工厂的保卫工作就行了呀！”我劝解说，“何必……”
“我也这样说哩！”她说，“谁知他……”
她约我到她家去做客。
我谢绝了，为此而想出了许多理由，甚至谎话。
她告辞了，我送她到大门口。她很快就隐入朦胧的灯光和月色里。她一句也没提我们在白杨沟的游戏，是忘了还是根本就当作游戏而不值一顾？这样动我心魄令我空虚令我急猴更使我彻底暴露出忌妒的恶劣天性的游戏，又怎么能完全忘记完全不值一顾啊……
哦！我的白杨沟里的老白杨树哟……
1986。11。22。于白鹿园
灯笼
灯笼
一
县纪委书记焦发祥一早去上班，走进县委敞开的四方水泥立柱大门，瞧见传达室旁边的绒线花树下围着一堆人，他不经意地瞥了一眼，从人头攒动的缝隙中，瞅见了一只灯笼。为心头突然泛起的一阵儿好奇心所驱使，焦发祥凑上前去了。
大伙儿围观的确是一只灯笼。
那是一只用细细的竹篾编织的小灯笼，外边糊着一层红纸，里面点燃着一支小蜡烛。这种小灯笼是乡村小孩子过年时打着玩的，普普通通，屡见不鲜。
挑着这只灯笼的是一位乡下老农民，样子有点滑稽。他那张脸皱纹太多，像一片揉皱了的灰布，或者更像一只又干又蔫的茄子，没有生气；那双眼睛睁着也像闭着，浑浊而毫无光彩；嘴巴紧紧抿在一起，上唇有几根稀疏的黄胡须，微微颤抖。整个脸上，只有这几根微微颤抖着的黄胡须富于生气，富于感情色彩，表明他心里憋着气。
“喂！你在这儿干什么？”焦发祥问。
那双似睁似闭的眼睛闻声看过来，没有说话，似乎在掂量和估价问话人的身份。
“你出什么洋相嘛！”焦发祥说。
“寻找真理！”他的干瘪的嘴唇动了一下。
围观的干部们笑起来，真理？寻找真理？这样一句颇为高雅的台词，从一个灰不沓沓的老农民的嘴里冒出来，无疑便具备了更多的滑稽色彩。
“你要寻找什么真理？”焦发祥也笑了。
“寻找共产党的真理！”老农民执拗地说。
“你说具体点行不行？”焦发祥提醒他。
他的眼睛忽地一翻，下垂的眼皮下露出一缕难受不堪的神光，盯住焦发祥，反问：“我给你说了，你管不管呢？”
“问你就是想管。”焦发祥肯定说。
“啊呀！我可找到包青天了——”打灯笼的农民嘴里叨叨着，“我可找到包文正了……”
二
打灯笼农民的具体叙述——
我跟支部书记刘治泰家伙住一个院子。这是土改时分地主家的一院马房，三间安间房，各占一半。两家挤一院，都要垒猪圈、羊棚、鸡窝、茅厕，都要堆柴禾，拥拥挤挤，谁也宽展不了。前几年手头紧巴，没力量盖房，挤也只好挤着。
这二年，手头活泛了，我想搬出去，另建一院新房，就朝队里申请另拨划一院新庄基地，让刘治泰一家住在老院里，也就宽展了。刘治泰是支书，给他自个拨划了一院新庄基地，没有批准我的要求，说他搬走了，让我住在老院里。这也行，也好，反正新庄地和老庄地都一样大，队里规定三分三，谁走谁留一回事。
没料到，刘治泰拨划了新庄基地，盖了新房，搬了家，再不提老庄基上他的房子问题了。我找他商量，一起拆掉旧房子，我要盖新房子。他说他忙，没工夫拆。过了半年，我问他该腾出手来了，他说他更忙了。又过了半年，他干脆说不拆房了，要在老屋里拴牛喂牛了。
我急慌了，说这块老庄基地已经划归我使用了。他说这事他承认，可他拆不起旧房子，也没办法呀！后来，别人给我点了窍，说让我花钱把刘治泰的房子买下来。我的天，这老房子在地主家时本是马号，老年老月的了，椽也朽了，瓦也朽了，雨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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