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汽车把我请去的。他妈的，唐生法这小子有文化知识，又有在公社农具厂当厂长时拉下的熟人‘关系’，在东唐村开办了个小加工厂，挣了大钱。他和女人开着大卡车到县上来把我拉去，备下家宴，把他父亲也请过来。”
“那家伙真不得了，挣下几十万了。他给东唐村小学捐献了一座二层教学楼，又给东唐村修建了自来水塔。他说……他做这些事是要讲一讲‘心理卫生’……”
“我在他家里，再也找不到那个地窖了。他们盖下了小洋楼，厦屋拆掉了，地窖早已填平夯实了。我竟有点惆怅。”
“那玉芹也容光焕发，发胖了，还烫了发，是那个小加工厂的会计，走起路来脚下叮咚响。进门时一见面，她的脸一下子红到脖颈。唐生法大瓜熊不知底细，还对着我开她的玩笑，‘都老球了，见人还脸红哩！’……”
我不禁畅怀大笑。
关志雄却没有笑，从沙发上站起，走到窗前，推开窗户。这座十层楼的宾馆下面，是灰濛濛的低矮平房的瓦顶，灯光大都熄灭，临街公路上的路灯放出一种紫色的柔光。这座饭店的多数窗户也都黑下来，夜正深沉。
关志雄站在窗前，抽着烟。他现在是河口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对着黑沉沉的夜空，站了很长时间。
后来，我们就睡觉了。
大家喜欢的文学作品都不回避性和爱
大家喜欢的文学作品都不回避性和爱
平素爱抽“巴山雪茄”的陕西省作协主席陈忠实，写作时从不想烟，这一点跟他的老乡贾平凹和路遥不同。许是做惯了行政干部，昨晚与记者招呼时，陈忠实脸上的笑容似乎带些“惯性”。
几年前写的一部《白鹿原》，让不少人对以前默默无闻的老陈有了全新认识。这部讲述白姓家族史同时折射中华民族某段历程的作品，在全国销掉三四十万册，盗版以百万计。老陈也因此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从官方到民间都获得了巨大声誉。
《白鹿原》中一段段称得上“惊世骇俗”的“性描写”，至今仍是许多人想一窥老陈当年写作心态的“重要工具”，因而，当记者将“您如何看待《白鹿原》中关于性、爱方面的描写，以及如何看待由此引发的争议”这样的问题“抛”给稳坐沙发中的陈忠实时，他并不惊讶。
“我对这个问题比较踏实，《白鹿原》中的性描写不是随意的，在动笔之前经过了认真的考虑与权衡。”陈忠实首先亮明自己对“性、爱”这两个字在认识上是极其严肃的。“之所以形成大家看到的关于性、爱的表述，是基于三点考虑。”陈忠实清清嗓子说，“第一，据我所知，古今中外大家比较喜欢的文学作品，都未回避爱和性的问题；其二，《白鹿原》这部书所涉及到的那段历史中，爱和性的问题恰好是国人精神世界与心理世界的纽带，从五·四开始，爱的心态与性的心态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三、解放以来一段时期，较左的文艺政策把爱尤其是性行为视作禁区，新时期开始后，即有先驱者打破坚冰。”看来，陈忠实在创作前的确深思熟虑过。继之，他面对记者坦陈了自己在内心为“写性”设定的三项原则——第一是不回避，因为性的问题不容作者回避；第二是撕开写，大胆撕开禁区的黑幕是第一要害；第三是不做诱饵，即把握分寸，不要把性写成激起读者兴趣的诱饵。但显然，“不做诱饵”这点，主观客观上都很难做到。陈忠实老实承认：“当然，在写的过程中，多写两句性也是可能的。”有些读者把《白鹿原》中的“性描写”看得重过情节，陈忠实也认为“可能有这个因素”，但“不该是决定性因素”。
同样有大段性爱描写的贾平凹名作《废都》，在陈忠实看来怎样呢？陈忠实回答：“我不比较我和别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废都》我看过，但我最好只谈自己。”
眼下，陈忠实又在谋划另一部可能掀起“狂澜”的长篇小说，有记者问：“会不会也有《白鹿原》那种描写呢？”陈忠实白了记者一眼，可能对“那种”说法有些异议，没有答话。
实话实说陈忠实
实话实说陈忠实
作家陈忠实先生是一个多面体，外表上看是一个厚道、质朴、豪爽的汉子，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这个既有激情满腔的心胸，又有着纤秀精细的一面，侠骨里面有柔肠。在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皱纹里，掩藏着一双敏锐的黑眼睛。
陈忠实的家里时常能听到小男孩的哭声，那是3岁的小外孙的表演。他的女儿在墙壁上贴着几张识字图画，小外孙按图识字，给外公陈忠实演讲：白菜、茄子、汽车、火车、拖拉机、解放军、农民……陈忠实的个人生活并不讲究，他的家里，儿孙为王，几乎没有他的空间，因此整年累月多数时间都被“囚”在办公室里。有时甚至会一连两三个星期的大逃亡———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躲起来还那些还不清的文债。
“我不止一次劝告女儿和女婿，别太着急了，孩子刚3岁，你教他认什么字嘛！他现在就应该吃饭、玩耍甚至捣蛋，才符合天性。女儿和女婿便说现在人们对孩子智商如何如何开发，及至胎儿。我便把我赌上去，你爸爸8岁才上学识字，现在不光写小说当作家，写毛笔字偶尔还赚点润笔费哩！”陈忠实说他的3个儿女都是大学毕业，而他却只是高中毕业。
陈忠实因成功创作长篇小说《白鹿原》而闻名天下，当之无愧地荣任陕西省作协主席。这位“主席”习惯每天早起，早餐后走进作协大院时通常都是上班时间还没到。陈忠实现在的办公室，“西安事变”时软禁过蒋介石。他办公的地方，又兼作会议室，晚间每逢有重大赛事的时候，又是他看球赛的地方。他爱看足球赛，球赛使他如痴如狂。陈忠实还嗜酒且有名气，在老家写《白鹿原》的时候，他的调节就是喝烧酒，抽雪茄，听秦腔，借以松弛神经。近年，他几乎是每晚都要在办公室里自斟自酌。他还喜欢下象棋，但棋艺一般。
前些时，根据他曾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秦腔《白鹿原》在西安舞台演出成功。陈忠实同数千名西安市民及白鹿原的家乡人一同欣赏了这出秦腔戏。要知道，当代陕西名著改编成戏剧作品的微乎其微，而改编成秦腔的几乎没有。西安秦腔一团同白鹿原文化研究中心签订了合同，计划在蓝田地区白鹿原故土演出200场。
陈忠实先生1941年出生于西安东郊灞桥区西蒋村一个普通的农家。1950年上学，1962年高中毕业后当上了村办小学语文教师。1968年末，陈忠实到西安灞桥区毛西公社写材料，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多年的“从政生涯”。1982年，已是灞桥区文化局副局长的陈忠实调到陕西省作协，成了一名专业作家。整整40年的农村生活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创作《白鹿原》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要知道，陈忠实是抛妻别子独自一人在白鹿原老家进行创作的，当时他的夫人孩子都住在西安城里。虽然他在写《白鹿原》时就意识到这部作品对他的意义，但后来各方面的强烈反映，却是他所始料不及的。7年前，这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一问世，便引起轰动。可以说《白鹿原》这本书，陈忠实是倾注了全身心血的。他将人生的50岁视为关键的而又令他恐惧的关口。当时他正处在50岁前最后一个黄金般的生命区段，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使他下了决心，要写一本死时能当枕头的书。于是他躲到僻远的老家蒋村去开展他的“枕头工程”。1992年1月29日，当陈忠实为《白鹿原》打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忍不住热泪盈眶，6年辛苦不寻常啊！作家所花的精力和代价读者不难从字里行间感觉到。陈忠实自己也承认《白鹿原》可能是他创作的最高峰。近年，陈忠实写了一些散文、随笔，出了《生命之雨》和《告别白鸽》散文集。陈忠实除写作外，还领导省作协的工作。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给“作协主席”一词下过这样的定义：“这是一个由嫉妒和阴谋而导致的职务，目的在于中止一个作家业已取得的辉煌并绝不允许他继续辉煌。”对一个作家而言，他存在的全部意义只有6个字：他写作，他活着。杰作与一般意义上的好作品，无不是在孤独宁静得近于凄凉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不久前，由《亚洲周刊》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作家联合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揭晓，陈忠实的《白鹿原》荣登第38位。
从生活体验到心灵体验
从生活体验到心灵体验
陈忠实，中国西部文坛代表作家之一。1942年生于西安东郊灞桥区蒋村，1965年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9年以来发表中篇小说九部，短篇小说八十余篇，还有报告文学、散文等。其中九部作品获全国及各大刊物奖。长篇小说《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高：您自己说，您是在一种十分沉静的心态下写作《白鹿原》的，请问您是如何把握这种心态的？
陈：《白鹿原》一共写了四年。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我始终与书上的故事和人物保持着一种距离和一种完全理性的思考，因此进入了这种沉静的写作心态。
这种写作心态产生的原因之一是故事中的那段历史已经过去。比如《白鹿原》描述的那段历史对于当代中国人，包括当代作家，一般来说都能脱离个人的情感因素，都能采用一种冷静的、理性的眼光去审视。原因之二是我完全处于一种艺术创作的心态。在写作开始，我就有了一种非常清醒的认识，那就是要体现恩格斯所讲的现实主义创作原理的精髓———我所编织的故事要完全让人物自己去说话，作家要说的话、要表达的情感，应全部付诸自己所塑造的人物。原因之三是处于一种对自身生命的感受。我写《白鹿原》时四十六岁，完稿时五十岁。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五十岁是老年人的界线了。在跨入老年这个行列后，我希望能在这本书中体现我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高：文学与现实、历史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陈：每位作家都在自己的生活位置上经历、感受生活。以前我们遵从毛主席的教导：作家要深入生活，直接到基层去体验、感受生活。这揭示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反映了作家创作与生活的关系。那时候提倡的是作家直接到生活的某一具体场地去深入体验，比如到农村、到大工厂、大工地，现在仍有一部分作家这么做（挂职锻炼）。我以为作家深入生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到某一生活场地去深入；另一种则是在自己的生活位置上全身心地感受生活，感受社会，接触各种人物、事件。这两种都是可取的，作家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深入生活的方式。
至于历史，我们只能间接地去体验、感受了。把握历史，对于当代作家来说，关键在于要有一定的系统的历史知识，尽可能准确地把握住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的真实。鲁迅先生的《风波》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剪辫子”多少人经历过了，也写过了，但没有产生广泛影响，而《风波》却成功了，是因为鲁迅把握住了剪辫子这一具有历史特征的细节，并写出了人物的心理真实———没辫子还怎么生活？怎么见人？留辫子时代的社会心理秩序被打乱了，剪了辫子，心理上有了恐慌，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秩序，这就推动了新的社会秩序、道德、审美标准的诞生。
从“文革”时期的“本本主义”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喇叭裤，再到如今的信息时代，无不是人的心理秩序的打乱、重组、适应、平衡、又打乱……的过程，从这个层面讲，所谓历史，就是人的心理秩序不断被打破，又不断寻找到新的平衡的历史。感受历史，就应该是把握住那个时代社会心理的真实。虽然对心理真实的感受因人而异，但从根本上说人性是相通的，因为人性是沟通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的最基本的支点，也是沟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的情感的最基本的支点。我们为什么喜欢外国的那些最优秀的作品（尽管我们不了解他们的生活）？就是因为我们通过读书，能够感受到于连的情感、安娜的情感。所以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它不应该给读者带去阅读上的障碍，它应该与阅读它的每一位读者沟通。如果达不到这种沟通，只能说是作家的感受层次浅，或者说是艺术的表现能力差。
高：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一部好作品就应该在阅读过程中，完成作家与读者的沟通与交流？
陈：从作家的角度讲，他把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对艺术的创作理想诉诸文字之后，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与同时代的人，甚至与未来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