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位强暴专家认为弗兰妮的反应烂透了。我不禁满腹疑问，因为我知道弗兰妮事后还写信给道夫；照这位强暴专家的说法，强暴根本不该是那么回事，也不会有那种后果——毫无可能。她说她懂，因为她有经验。大学时她曾经参加一个社团，成员全是受害的女性，她们对强暴是怎么回事、当事人怎样反应才算正确都有“精确”的结论。她还没跟弗兰妮谈话，我已经看出她把自己的不快乐，看得神圣不可侵犯，在她心目中，对强暴这回事唯一可信的反应就是她自己的反应。如果有人受到相似的侵害却反应不同，只表示这人受的侵害绝对非我族类。
“人都是这样，”爱荷华巴布一定会说，“非得把自己的不幸放诸四海皆准，这样心里才比较好受。”
这能怪他们吗？但跟这种人争辩只会惹出一肚子气，由于自身的遭遇，他们否定了自我的人性，连带也要否定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性——其实人性有同也有异，并行不悖。像她这样子，只能说太不幸了。
“八成活得很不快乐。”爱荷华巴布一定会说。
的确，她是活得很不愉快。这位强暴专家就是苏西熊。
“什么叫做‘哪儿都会发生的小事’？甜心。”苏西熊问弗兰妮，“什么叫做你‘最幸运的一天’？这些混蛋不只强暴你，还要夺走你的力量，而你却由他们去；女人怎么能对暴行这么被动地接受……你居然还觉得第一次会是那个道夫？甜心！你把这事未免看得太轻了吧——你是在贪方便，想要大事化小而已。”
“被强暴的到底是谁？”弗兰妮问苏西，“我的意思是，你被强暴是你的事，我被强暴是我的事。我说没人得到我，就真的没人得到我。你以为他们每次都能得手吗？”
“还用说吗？甜心。”苏西说，“强暴犯的武器就是那条命根子，只要把武器用在你身上，那还不算得手？举个例子吧，”苏西说：“你最近的性生活如何？”
“她才十六岁，”我说，“还不到有什么性生活的年龄。”
“我很清楚，”弗兰妮说，“性生活跟强暴是两回事。”她说：“就像白天和晚上。”
“那你为什么还说道夫是第一个，弗兰妮？”我静静地问她。
“还用说——这就是重点。”苏西说。
“听着，”弗兰妮对我们说——弗兰克在玩牌，假装没听到；莉莉一字不漏听着我们对话，像旁观一场网球争霸战，每一球都值得尊敬。“听着，”弗兰妮说，“真正的重点是，被强暴是我的事。它是我的，我拥有它。我自己会面对。”
“可是你没有面对，”苏西说，“你不够愤怒，你应该要愤怒，应该对这一切气得发狂。”
“最好‘择善固执，终生不渝’。”弗兰克翻翻白眼，引了句爱荷华巴布的老话。
“我是说正经的。”苏西熊说。其实，她就是太过正经——但已经比初次见面时可亲多了。后来，苏西熊终于真正搞懂了强暴的意义：她创立了一所优良的性侵害辅导中心，辅导文案的第一行就写着，搞清楚“强暴是谁的事”最重要。她终于了解，虽然愤怒的确对她有益，但是当时却不见得对弗兰妮有益。“让受害人畅所欲言，”她在辅导通讯里写道，“不要把自己的问题和受害人的问题混为一谈。”苏西熊成了一位真正的强暴专家——她的名言是：“注意，每一个强暴事件的重点所在，未必和你自身的经验相同；请多加考虑，因为可能性不止一种。”她会对手下的辅导员如此建议：“我们必须了解，受害人的反应和调适方式不止一种。任何一个受害人都可能会有常见的征候，罪恶感、否认一切、愤怒、混乱、害怕，以及其他种种不同的反应——事实上，可能是以上全部，可能是部分，也可能完全没有。而后遗症可能发生在一星期内、一个月、一年、十年，也可能永远不发生。”
08 哀愁浮起（6）
一点不错，爱荷华巴布一定会喜欢这只熊，就像喜欢厄尔一样。但是刚见面这几天，苏西只是只大谈强暴问题的熊——当然还谈了一堆别的问题。
我们没多久就不得不和她亲近得异于常情，因为我们忽然没了母亲，又需要一个母亲般的对象依靠；后来，我们几乎一切都依靠苏西，这只聪明（不过有点粗鲁）的熊显然比弗洛伊德更无所不知，打从我们抵达旅馆头一天起，什么事都问她。
“打字的到底是什么人？”我问。
“妓女一次收多少钱？”莉莉问。
“哪里买得到好用的地图？”弗兰克问，“最好附有徒步观光路线。”
“你要观光，弗兰克？”弗兰妮说。
“带孩子去看房间，苏西。”弗洛伊德对他的聪明熊说。不知为何，我们头一个看到的就是蛋蛋的房间，也是最差的一间——四四方方、有两道门却没窗子，一道门通往莉莉的房间（只多了扇窗），另一道通往楼下的大厅。
“蛋蛋不会喜欢。”莉莉说，但她觉得蛋蛋一定都不喜欢：包括搬家在内的每一件事。我想她说得对，现在每当我忆起蛋蛋，他总是出现在弗氏旅馆这个他从未见到的房间里；一个没有空气和窗户的小盒子，一个深陷在异国旅馆正中央的斗室——不宜客居。
一般家庭常有这种不人道的事，老幺总是分到最差的房间。蛋蛋在弗氏旅馆里一定不会快乐，我也怀疑如今还有谁快乐得起来。当然，我们一开始的遭遇就不怎么公平，只待了一天一夜，就得面对母亲和蛋蛋的噩耗，让苏西当我们的导盲熊，看着父亲和弗洛伊德携手往他们的大旅馆迈进——至少要能赚钱，他们希望，就算变不成一流旅馆，至少要够好。
抵达当天，父亲和弗洛伊德就开始拟计划了。父亲希望把妓女移到五楼，把东西关系论坛的人移到四楼，这样便可以清出二楼和三楼给客人。
“为什么付钱的客人还得爬个四五楼？”父亲问弗洛伊德。
“妓女也是付钱的客人。”弗洛伊德提醒他。至于她们每晚得送往迎来，就更不用提了：“而且有些恩客年纪太大，爬不了那么多楼梯。”弗洛伊德添上一句。
“他们要是老得爬不上楼，”苏西熊说，“也不该有力气干那肮脏事。与其让他们躺在小女孩身上咽气，翘毛在楼梯上还好些。”
“耶稣基督，”父亲说，“那就把二楼给妓女，叫那些要命的激进派搬到顶楼。”
“知识分子，”弗洛伊德说，“身子可也不怎么硬朗。”
“激进派不见得都是知识分子。”苏西说，“反正，我们总有一天得装部电梯。”她又说：“我主张让妓女待在底下，叫那些动脑筋的多爬几层楼。”
“对了，把客人放中间。”父亲说。
“客人？在哪里？”弗兰妮问。她和弗兰克查过旅客登记簿，弗氏旅馆空空如也。
“都是那场糖果店的火灾，”弗洛伊德说，“把客人全熏跑了。只要我们弄好大厅的门面，客人就会再涌进来！”
“然后整夜听人相干不得安眠，一大早又被打字机弄醒。”苏西熊说。
“多有波西米亚风情。”弗兰克尽往好处想。
“你又懂什么波西米亚了，弗兰克？”弗兰妮问。弗兰克房里有一个裁缝用的人形，是从前一个长年租房的妓女留下的。身材有点丰满，上面搁了个模特儿的头——弗洛伊德说那是从卡恩纳街一家大百货公司偷来的。模特儿的脸很漂亮，但有点斑痕，假发也歪歪的。 。。
08 哀愁浮起（7）
“正好套你那些制服，弗兰克。”弗兰妮说。弗兰克板着脸把大衣挂上去。
“多谢你鸡婆。”他说。
弗兰妮和我的房间相邻，共用一个有老式浴缸的浴室。浴缸很深，足足可以塞一头牛进去炖。厕所在走廊尽头，紧邻大厅。只有父亲房间有全套卫浴设备。苏西与我们共用一间浴室，也就是说，她得从我们其中一人的房间进去洗澡。
“别高兴得太早，”苏西说，“我不常洗澡。”
我们看得出来。她的味道不怎么像熊，闻起来又苦又咸、又浓又烈。她取下熊头时，我们见到的是一头潮湿的黑发，苍白的脸上满是麻子，还有一双狂野不安的眼睛，我们觉得她穿上熊装还令人舒服些。
“你们看到的，”苏西说，“都是粉刺肆虐的结果——我悲惨的青春期。我是那种天生头上就该罩个袋子的女孩。”
“别难过，”弗兰克说，“我是个同性恋，青春期也愉快不到哪里去。”
“唔，至少你长得很有魅力，”苏西说，“你们全家人都很有魅力。”她说着，满怀嫉妒地瞪我们一眼：“你也许被歧视过，可是我告诉你，没有比欺侮丑小孩更恶劣的事。我从小就丑，后来更是他妈的一天丑过一天。”
我们忍不住盯着她的熊装瞧，心里猜想，难不成苏西的身子也跟熊一样肿？到了下午，我们看见她穿着运动衫和短裤，满头大汗地靠在弗洛伊德的办公室墙边做曲膝体操；她在为自己扮演的角色热身，准备等激进派离开，妓女出来营业——我们看得出来，她的身材果然跟熊的样子很配。
“很肥吧？嗯？”苏西对我说。爱荷华巴布一定会说，吃太多香蕉，路走得不够。
但是凭良心说，苏西到哪里都得穿上熊装、装成熊样，这样子要运动可不容易。
“我不能穿帮，否则麻烦大了。”
苏西说。因为要是没有她在，弗洛伊德要怎么维持秩序？苏西是他的守护神。有时右翼捣乱分子会跑来骚扰激进派，在大厅和楼梯间激昂地对峙相骂——新法西斯分子会高声嘶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小群暴徒会高举标语聚集在大厅，要东西关系论坛滚到……远东去——苏西说，这时弗洛伊德就需要她帮忙。
“还不快滚，你们把熊惹毛了！”弗洛伊德嚷道。有时苏西熊还得闷吼一声，假装发动攻击。
“挺好玩的，”苏西说，“其实我根本不怎么厉害，但大家都怕熊，我只要抓住一个，所有人马上缩成一团哀哀叫。我只要对那群混蛋喷口气，朝他们靠过去就成了。没人敢跟熊斗。”
激进派感激熊的保护，因此要他们搬到楼上绝无问题。午后，父亲和弗洛伊德向他们说明状况，然后差我去搬打字机，我便一部一部往五楼空荡荡的房间里搬。打字机一共六部，加上一部油印机，一些办公室的常见用品，还有数量多到有点夸张的电话。我搬完三四张桌子就有点累了，不过最近因为出远门都没举重，所以正好运动一下。我问年纪较轻的几个激进派哪里可以弄到举重器材，但他们疑心很重——毕竟我们是美国来的——而且要不是真不懂英文，就是宁可说自己的语言。有个年长的激进派抗议了一下，跟弗洛伊德热闹滚滚地争着。苏西熊哼了哼，头伸到老人脚边探来探去——仿佛想用他的长裤擤鼻子——于是老先生安静地上楼了，虽然他明知苏西不是真熊。
“他们都写些什么？”弗兰妮问苏西，“是不是宣传通讯之类的？”
08 哀愁浮起（8）
“他们要那么多电话干吗？”我问，因为一整天都没听到电话响。
“他们打很多电话，”苏西说，“我猜都是些恐吓电话。我没看他们的宣传品，那些政治理念我没兴趣。”
“他们有什么政治理念？”弗兰克问。
“改变他妈的一切，”苏西说，“从头开始。他们要把台子上的球扫光，重开一局。”
“我也想，”弗兰克，“听起来不错。”
“他们好恐怖，”莉莉说，“眼光直穿过你，好像看的是你身子后面。”
“唔，你本来就不高，”苏西熊说，“他们可是常看我。”
“还有一个常看着弗兰妮。”我说。
“我不是这意思，”莉莉说，“我是指他们对人视而不见。”
“那是因为他们在思考，怎样才能改变一切。”弗兰克说。
“包括人在内吗？弗兰克？”弗兰妮说，“他们认为‘人’也能改变吗？你觉得呢？”
“当然，”苏西熊说，“比方说，人都会死。”
悲伤令一切变得亲密起来，在哀悼母亲和蛋蛋之际，激进派和妓女一下子成了我们的熟朋友。我们失去了母亲（对妓女而言），也失去了手足（对激进派而言）。因此，为了弥补我们——还有弗氏旅馆——受到的伤害，激进派和妓女待我们都很好。除了日夜作息不同，他们相似的程度其实超乎彼此想象。
他们都相信一个跟电视广告同样单纯的理想，总有一天，自己能够“自由”。两方都把身体当做一件可以为理想轻易牺牲的物品（在付出牺牲后，也能轻易地复原或代换）。甚至连名字都差不多——即使理由未必相同；他们只有代号或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