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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呀！我有时对自己的这种变化感到无比羞愧，尤其是我每次见到小芳的时候。每次她站在我面前，就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一样叫我的心不由得猛烈地颤动起来。她身上似乎永远带着一股清新的风，一下子就吹醒了我乱哄哄的头脑。我每次和她在一起，就更能清楚地看见她对我有多么珍贵。我一旦和她在一起，也就可以恢复一些我原来的东西。当然我也不愿过多地给她讲述我后来的许多遭遇。我爱她，我怕她产生误解。这我离开小芳的时候，我就身不由己地又卷进了我已描述过的那个世界。这一切是多少令人矛盾和痛苦！
到后来，我慢慢对我的两上世界都适应了。我甚至想在这两个世界中间取长补短，把自己塑造成另外一种人。我不愿变成纯粹像岳志明圈子里的那种人，但我也再不想和过去一样把自己束缚在那种单纯的意识形态中了。我自信在新的生活追求中，我也能掌握自己命运。
我感谢岳志明把我介绍给《北方》杂志社的总编辑——
这是他父亲的老朋友。由于这个关系，我受到了这家杂志社的重视。在第三学年的暑假其期间，我被临时请到这个编辑部帮助搞工作。从编辑部的角度考虑，是用这种方法培养有才能的新作者，从我的角度考虑，我可以在这里学到学校所不能学到的东西。
我在这里勤奋地工作，并且把我看稿的诗歌组办公室经常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还为其它部门殷勤地打开水。在这期间，我曾几次聆听了本省几位著名老作家的当面教海；听过几位在全国得过奖的青年作家的文学讲座课。最重要的是，一个多月里，我已经和编辑部的许多编辑以至总编辑本人都像朋友那样好了。我在这里写了许多诗，其中那组《青春乐章》被发表在了《北方》当年的第五期上，——据说后来这首诗编辑部还收到许多青年读者的来信。
暑假结束后，我是怀着依恋的的心情离开这编辑部的。说老实话，我当时曾想过，我如果能在这里工作一辈子该多好啊！当然这无疑是一个梦想。但不管怎样，我相信我给这里所有尊敬的人们都留下了一个好印象。这一切已经使我心满意足了。你会想象，这以后，我再想起沙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沙漠啊，我和小芳所热烈着恋过的那个地方——那片神奇的土地，现在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荒凉了；我看见那里只有一弯孤寂的残月照耀着的无边的沙丘和被道轻的蒙古风所吹乱的零星的沙蒿丛……
认识和思想一旦改变，我一下子就火烧火燎地着急起来。
现在我想：我尽管不愿完全像岳志明那样去生活——这也不可能，但我想我至少应该追求一种在我看来更理想的生活——这生活将肯定再不会是去沙漠了。是的，我为什么不应该留在这座城市工作呢？当然，最好是能去《北方》编辑部。
我认为我已经从过去的一个深沉的梦中醒过来了。
但同时我又想到，我的小芳现在仍然还沉浸在那个梦中。
这不要紧。凭我们深沉的爱，我相信我会把我心爱的人从那梦中摇醒的。如果摇不醒呢？这也不要紧。只要她同意生活在我身边——带着她原来的梦生活在我的身边，这难道不也好吗？这本身也许就是诗。但是，我怎样才能实现我新的目标呢？我的专业是师范专业，按规定毕业后应该教书。当然也可以改变这个命运——
不是有许多人就改变了吗？但这需要要强有力的社会关系。我没有这种关系，在我们家和亲戚中，我也许就是最有出息的一个了。我马上想到了岳志明，是的，现在只能依靠这个朋友了。毕业分配眼看要临近，必须要抓紧时间做工作。
当我对岳志明说出我的愿望时，他轻松地说：“这有什么难的？你就去《北方》编辑部好了。这事包在我上。我自己是不敢去那里的，那里工作确实要能来两下子，我吃不了那碗饭，弄不好给我父亲的老朋友丢脸，划不来。”
“那你自己准备去哪儿呢？”我问他。
“我准备去省剧协。那里好混。当然我并不是要去搞那些咿咿呀呀的戏曲。我想搞电视剧。现在省电视台还没设专职编剧，听说不久就设的，到时候再调过去，现在先过渡一下。”
他犹豫了一下，又对他说：“我有个女朋友在省林业学院……”他马上说：“这也好办。咱们到时去找找我妈，她在教育局管分配……唉，提起女朋友，我很苦恼，我的女朋友……”“怎啦？”我问他，“你的女朋友不是在省军区吗？”
“那个早吹了。我现在对高干的女儿反感透了，浅薄，自以为了不起，除过花钱和撒娇，屁都不懂……哼！我现在又看上一个姑娘，是平民出身。她虽然是个工人，但很有才能，长得也不错，而且爱好文学，已经在咱们省和外省的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小说了……唉，我自己连一篇东西都没有发过呢，这方面好像配不上人家……”
“那你也可以写一写嘛。”我对他说。
岳志明立刻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纸，说：“我写了一首诗，你能不能改一改？算咱们合作！”
“可以。”我说。当我在宿舍里看岳志明的作品里，不禁大吃一惊：这哪里是什么诗，简直是些胡说八道！
但没有办法，我只得给他改写。说是改写，实际上等于重写。一开始，我还想保留他的某几个句了，但不行。后来又看能不能起码保留他的几个字，可是最后竟然连一个字也用不上。诗“改”完后，我发愁了：我这样对待他的“作品”，他的自尊心怎能受得了呢？正在我发愁的时候。岳志明迫不及待地跑来催问我改写得怎样。我只好硬着头皮把我重新写的诗给他看。
他看了看，竟然说：“行！你改好了！”
我的脸红了，志明却若无其事地在标题下面署上了我们两个人的笔名——不过，他谦虚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我的后边。他兴致勃勃地拿着诗去了省报——他说他认识省报管方艺的副总编。就这样，我们俩“合作”的诗在省报发表了。
志明一下子对我更亲热了，他说他还准备和我合写小说，叫我过两天到他家去商量提纲，完了顺便再一块去省教育局找找他妈，谈一谈我的奶朋友毕业分配的事……
到这时，我才想起，我要赶紧和小芳把这个问题谈明白……
四（薛峰）
我和小芳在我们相会的老地方分手后，没回学校，径直向岳志明家赶去。我现在要马不停蹄地为我和小芳留在这座城市而奔波。忙碌，紧张，快速，在混乱中盯住目标大踏步前进，这就是大城市生活的节奏。以前我极不适应这种生活，现在可以说基本上适应了。记得刚开始上大街，我从来不敢骑自行车。就是步行，不是撞了别人，就是让别人把自己的鞋后跟踩掉了。过十字路口的斑马线，紧张得就像贼娃子一样。
现在我骑自行车奔驰在大街右行道的人流里，轻松而自在，就像组成这条生活长河里的一个自然的波浪那样运行。在通过诸如东门滩这样的自由市场的人海时，我的自行车也能像鱼在水里那般穿行。来到通向省委的那条宽阔的大道上后，行人稀少了，只有中心道上穿梭着一些拉起窗帘的小汽车，像箭一般地飞驰而过。两边的法国梧桐辐射出浓密的枝叶，给街面铺下了很宽的阴凉；头顶上赤日炎炎的蓝天只留了带了般的一条。
我在车上凑合着点着一支烟，一只手扶把，一只手抽烟，并把车速放慢了一些，以便在脑子里思索一些事。
我当然首先想起了刚才我和小芳的会面。
是的，可爱的小鸟！她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她仍然在做着她的那些沙漠的梦。
当然，她是无可指责的。在不远的以前，我不是也和她一样坚持要到那个荒凉的地方去吗？我承认，从精神上业说，这种追求永远具有崇高的性质。凡是崇高的东西，都会引起人一种敬畏的情感，以致在背叛它的时候，使你自己都能感觉到一种灵魂的颤栗。我脑子里莫名其妙地冒出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这使我心里极不愉快。
但我也有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我留在这城市，并不是干坏事。我在这里也许要比在沙漠里更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这同时不也就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吗？再说，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敏才智，也是现代我们国家所提倡的政策。这有什么可以称之为卑下呢？我在内心已经不知这样为自己辩解了多少次。当然，我也承认，城市优裕的生活条件也是一个重要的吸引力。但人们活着，不是应该生活得更好一些吗？世界上有谁反对这一点呢？我现在感到惊讶的是，我怎么能一下子就改变得这样快呢？我又感到惊讶的是，小芳怎么能这么长时间一点也没有改变呢？我相信她也会改变的。只要留下来，城市生活的巨浪会慢慢冲刷掉她思想中那些沉积已久的沙丘——这句话简直是一行绝妙的诗！已经到省委家属院的大门口了。我把自行车在对面马路上的存车处存好，就向那个已经进去过几回的非凡的大门口走去。站岗的军人立刻用警惕的目光盯住了我。我虽然跟岳志明来过几回，但军人不会记住我。我的脚步有些慌乱，心怦怦直跳，几乎像一个作案的歹徒一样。
“干什么？”军人威严地喝问了一声，就向我走来。
我站住了。哨兵走到我面前，再一次问：“干什么？”
我回答：“我找一下岳志明同志。”
“有证件吗？”我赶忙在口袋里摸学生证。糟糕！学生证丢在宿舍里了。我只好说：“忘记带了。我是省师范大学的，岳志明的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薛峰。”“你先等一下。”军人说完便向哨楼走去。
我听见哨楼里传来拨自动电话的声音，接着便听见军人说：“喂，岳部长吗？……噢，志明，有个你的同学说他叫薛峰，现在在大门口。让进来吧？噢。”
军人出来，给我打了个让进去的手势，然后又笔挺地站在了原来的位置上。我赶忙往里面走去。进大门不远，我就看见岳志明穿着拖鞋，懒懒散散地走出来迎接我。我们一同走进了他们家的会客厅。
保姆给我们端过来两杯饮料。我一看，杯子里黑糊糊的，不知是何物。志明说：“你喝咖啡。这很不错，巴西的，速溶，不用煮。”
噢，这是咖啡。我以前只在外国小说里不断看过喝咖啡。我今天也喝了这种高贵的饮料。不过，我喝不惯，觉得有一种奇怪的苦味。不一会，听见门口有汽车停住的声音。这大概是志明他父亲回来了。是的，果真是岳部长。当他走进客厅里，志明马上给他介绍了我。志明父亲是个和蔼的老头，一听说是儿子的同学，便热情地和我握手，问我是哪里人，父母亲是干什么的等等。我非常抱歉地回答他的问话。我还从来没有和这么大的官交谈过，因此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组织部长索性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和我拉起了家常。他说我们家乡是老区，他解放战争就在那些地方打过仗，并且说出了我们那一带许多地方的名字。这一切使我心里深受感动。志明又告诉父亲，我就是和他合写作品的那个人。老头更高兴了，并且从刚才放在旁边的公文包里拿出那了张省报，说：“你们的诗写得很不错嘛！志明基础差，你要好好帮助他。文革中我和他妈关了牛棚，他没人管，耽搁了。他哥哥就好一些，去年考上了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
老头看来很爱他的这个小儿子，甚至像对待同志一样称他“志明”，而不呼小名。他看来对儿子能发表作品感到由衷的高兴。在这个好老头面前，我刹那间涌上了一种羞愧感。我同时也为志明感到羞愧。我知道老头并不真正了解他的儿子。是的，他爱他，但并不了解他。而更令我难受的是，志明竟然能毫不害臊地瞒哄他父亲，以致使这位组织部长竟然相信自己的儿子真能写出什么作品来。他可能是一个明察秋毫的组织部长，但也许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