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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头税按户征收，则可以更加便于征调，因汉末战乱以来，人口流动性大，而户相对来说稳定性要大一些。按户征取绢、绵，计算起来也更为方便，特别有利于收取整匹的绢、布，不致因人丁零落而造成上交绢、布的破碎不整，这样也就可以更好地加以利用，不致造成浪费。
将人头税从收钱改为按户收取绢、绵，曹操在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期间即已在兖豫二州施行，这样做也是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当时中原一带，家庭纺织业同农业是结合在一起的，几乎家家都有绢、绵手工业产品。而自战乱以来，铸币业已近于废弃，民间、特别是农民拥有的货币极为有限，一般都采用谷、帛进行交易，如果要他们用钱币上税，就必然会给商贾提供乘机压榨农民的机会，加重农民负担。因此，改征农民自己能够生产的实物，对农民是不无好处的。
东汉中叶以来，农民对政府承担的赋税呈逐渐增多之势。质帝本初元年（146）九月朱穆就曾在奏记中说：
“现在宦官当权，水灾蝗灾接连发生，而朝廷的花费却比以前增加了十倍。河内一郡，过去征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现在却增加到了十五万匹。当官的是不会出钱的，这些负担全都摊到了老百姓头上；而老百姓又大都逃亡了，只留下一些空头户口；户口既少，而家中没有资财的又多，因此所受到的盘剥也就更加惨重。二千石官吏碰到老百姓就象是碰到了敌人，要么强迫他们出卖田土房屋，要么拼命拷打他们，弄得老百姓忧心如焚，朝不保夕。”
由此也就不难见出一斑了。因此，曹操规定平均每户交纳绢两匹、绵二斤，明令除此之外不准任意额外多收，特别强调豪强地主对田土资财不得“有所隐藏”，以将赋税转嫁到农民头上，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的。后来，西晋在灭吴统一全国后征收课田赋，规定每个丁男课田五十亩，要收租四斛，也就是平均每亩要交租八升，剥削量比曹操的规定增加了一倍之多。户调令则规定丁男（十六岁至六十岁的男子）作户主的，每年平均要交纳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十六岁至六十岁的女子）或次丁男（十五岁以下至十三岁和六十一至六十五岁的男子）作户主的折半交纳，即纳绢一匹半、绵一斤半，边远郡县只交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这个剥削量，也约比曹操所规定的增加了三分之一。这样一比较，不难看出曹操对农民的剥削确实还算是比较克制的。当然，他这样做，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及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如其令中所说，如果放任豪强兼并，“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而且执行起来也并不可能那么彻底，但对于改善农民在经济上的处境，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客观上还是会有一定作用的。
打击豪强是曹操一贯的主张，还在他担任洛阳北部尉和济南相时就已身体力行。他自己带头打击豪强，同时也特别注意选用干练的官吏来贯彻自己打击豪强的主张，并在这方面涌现出了一批出色人物。如献帝都许后，曹操任命满宠为许令，把治理京城的重任交给了他。曹洪手下有一个宾客，倚权仗势在许县境内多次犯案，被满宠逮捕下狱。曹洪得知后，给满宠写去一封信求情，满宠不予理睬。曹洪无奈，只得去求曹操，曹操于是召见许县主管刑狱的官吏，打算了解一下情况。满宠担心曹操会出面干预此事，于是抢先动手，下令将罪犯立即处死。曹操得知消息，不但没有怪罪满宠，反而高兴地说：
第十二章‘不戚年往，忧世不治’（3）
“当官管事难道不应当这样吗？”
后来，因袁绍在河北很有势力，而汝南郡是袁绍的故乡，门生宾客满布郡内各县，大都横行不法，有的甚至拥兵拒守，曹操十分担忧，就派满宠去做汝南太守。满宠到任后，在当地招募了五百士兵，带着他们一连攻下了二十余座壁垒，并诱杀了十几个不肯降服的壁帅，共得户二万，兵二千，使汝南的局势很快平定下来。
又如杨沛做长社令时，境内曹洪的宾客不肯依法缴纳赋税，杨沛把他抓来，先把腿打断，然后将其处死。曹操很欣赏杨沛，让他先后担任九江、东平、乐安等郡太守。后因与督军争斗，被判处五年髡刑（一种剃去头发的刑罚）。曹操出征到谯县，听说邺城及其附近地区法令得不到很好施行，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便要求重新挑选一个邺令，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和才能应当同杨沛一样。有关部门遵照曹操的旨意，将杨沛从一个囚徒直接提升为邺令。杨沛上任前，曹操召见他，问道：
“你准备怎样去治理邺城呢？”
杨沛回答：
“竭尽心力，依法办事！”
曹操听了，高兴地喊了一声：“好！”并回过头去对旁边的人说：
“诸君，这个人可是值得敬畏啊！”
曹操当年西迎献帝时，所带的几千人途中断粮，幸好得到了当时任新郑长的杨沛的接济，因此曹操特地赏给杨沛奴仆十人、绢百匹，一方面作为对他就任新职的鼓励，一方面权且作为对他当年进献干桑椹救急的报答。就这样，杨沛满怀信心走马上任。曹洪、刘勋等人畏惧杨沛威名，赶紧派人前往邺城，告诫子弟宾客各自检束，不得再随意为非作歹。杨沛担任邺令数年，邺城的社会治安一直较好。
此外，赵俨在朗陵长任上，梁习在并州刺史任上，司马芝在菅长任上，王修在魏郡太守任上，都毫不手软地打击了一些严重破坏封建法度的豪强地主。如司马芝是在曹操平定荆州后被任命为菅长的，其时豪强地主多不守法，郡主簿刘节，势力很大，有宾客千余家，出则为盗贼，入则乱吏治。一次，司马芝征调刘节的门客王同服兵役，刘节却把王同藏了起来。司马芝即报告郡守，列数刘节的罪行，郡守郝光不敢怠慢，即让刘节去代王同服兵役，青州因此有了司马芝“让郡主簿当兵”的说法。后来，司马芝调任广平令。征虏将军刘勋的宾客子弟屡次在境内横行不法，正准备处理时，刘勋给司马芝送来一封信，不具姓名，却多有请托。刘勋同曹操过去是旧友，在担任庐江太守时被孙策击破，前来投奔曹操，被封为列侯，十分贵宠。但司马芝不买帐，连信也不给回，其宾客子弟犯法者一一依法处理。后来，刘勋因自恃与曹操有旧，日渐骄横，一再犯法，连自己也被有关部门逮捕正法了。
恢复盐铁官营，也是曹操抑制豪强的重要手段之一。盐、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两项重要产品，西汉武帝前，由民间经营，全被地方上的豪强大姓所垄断，他们从中获取暴利，最大的盐铁商财富累积达到万金。一些怀有政治割据阴谋的人，也常私自聚众煮盐冶铁，借此积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桑弘羊被任为理财官，根据他的建议，开始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办法是在产盐区设置盐官，备置器械募人煮盐，产品由官家收购经营；在产铁区设置铁官，经营采、冶和铸造，并发卖铁器。这样做，从豪强手中收回了盐铁大利，既增加了国库收入，同时避免了豪强操纵市场，使物价暴涨暴落的局面。一些有割据野心的人，也受到了很大的遏制。昭帝始元六年（前81）时，曾召开过一次盐铁会议，对盐铁官营的利弊及是否仍然坚持这一政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仍然保留了盐铁官营。东汉章和二年（88），章帝死，年仅十岁的和帝继位，窦太后临朝听政。为了取得豪强大族政治上的支持，窦太后听政伊始，即宣布：“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从此以后，豪强大族（他们又往往兼有大商贾的身份）又重新公开煮盐冶铁，富力大增，政治上的野心也随着加强，一些人还私造兵器，为后来的武装割据创造了条件。曹操逐渐认识了盐铁私营的弊端，因此在平定冀州后，即明确宣布恢复盐铁官营，这样既有力地抑制了豪强势力，同时也为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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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不戚年往，忧世不治’（4）
在抑制兼并的同时，曹操还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特别是在邺城周围及冀州地区抓了一些兴修水利的工作。这一带传统农业生产本来就比较发达，曹操攻占邺城后，又在魏郡、钜鹿、阳平、顿丘等地屯田，并在战国西门豹所修筑的漳水十二渠的基础上，修建了天井堰，在漳水上每隔三百步修一道堤堰，共修筑了十二道，然后从堤堰的一端开渠引水，都安上引水闸门，共凿成十二渠，绵延二十里，给农业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西晋左思《魏都赋》记述当时的灌溉情况说：
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墱流十二，同源异口。畜为屯云，泄为行雨。水澍稉稌，陆莳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纻。均田画畴，蕃庐错列。姜芋充茂，桃李荫翳。
描绘了一幅渠道纵横、庄稼繁茂、人烟稠密的富饶景象。虽不免有所夸饰，大抵还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的。由于有了渠水灌溉，北方也有了水稻种植，显示了农业生产的进步。此外，曹操在建安九年（204）为进攻邺城修建了白沟，在建安十一年（206）为北征乌桓修建了平虏渠和泉州渠，后来在建安十八年（213）又凿利漕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虽主要出于军事需求的目的，但通过人工手段把漳水同黄河、海河及其他河流乃至黄海和渤海连接了起来，不仅获得了四通八达的漕运之便，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打击豪强、抑制兼并同减轻农民负担、恢复农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曹操抓这个问题，也就朝“治”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整齐风俗
长期的战乱，不仅使社会经济、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也使正常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尚发生扭曲变形，出现了结党营私、诽谤攻讦、挟嫌报复等种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社会的安定，而且在曹操集团内部产生了恶劣影响，削弱了内部的团结。为了医治战争的创伤，促使社会风气的逐步好转，实现大乱之后的大治，曹操在用武力逐步统一北方的同时，将整顿社会风气、革除社会弊病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
建安五年（200），曹操为徐宣议陈矫下了一道命令：
丧乱以来，风教凋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自建安五年以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罪罪之。
徐宣字宝坚，广陵海西人。陈矫字季弼，广陵东阳人。两人俱见重于广陵太守陈登，同陈登一样倾心于曹操。一次，孙权派兵围广陵，陈登派陈矫求救于曹操，曹操很欣赏陈矫的才能，当时就想把他留下来。后来，徐宣、陈矫都被曹操召为司空掾属，甚见亲用。但徐宣、陈矫却“私好不协”，常闹矛盾。陈矫原来姓刘，因过继给舅舅为子而改姓陈，长大后又娶了刘氏本族之女为妻。按照当时封建道德规范，这样做是违逆的。徐宣抓住这个辫子不放，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中对陈矫进行诋毁和排挤。曹操爱惜陈矫的才干，有心保全他，于是下了这道手令。
曹操认为，象同族结婚这一类错误，是由于战乱以来风俗教化日渐衰败造成的，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不能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如果对这类属于风教方面的问题总是抓住不放，势必有存心攻击之嫌，所说也即成为“谤议之言”，而谤议之言是难以用来评论一个人的好坏的。为了避免再出现类似问题，曹操果断决定：建安五年以前所发生的问题，一概不再追究。今后如果有谁用断限以前的事情来诽谤别人，就把他加给别人的罪加在他身上。在这里，体现了曹操积极而又稳妥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胸襟、气度和魄力，体现了一种不纠缠历史旧帐、一切“向前看”的精神，确立了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这一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正确原则，同时也体现了曹操从大处着眼、不怕有“偏短”的用人原则。这不仅是保护了陈矫一个人，制止了徐宣、陈矫之间矛盾的发展，同时也是保护了成百上千象陈矫这样的部属，对加强内部团结有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