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意思是除儒家以外的其他学说统统废止，不许其
流行，只有这样，全国的政令、整个社会的思想、行动才能统一。汉武帝就是
采纳董仲舒的这个建议，推行他的尊儒活动的。
儒学的创始者是孔子，其后又有孟子、荀子等人。但汉武帝所真正尊起来的“儒学”，却与我们从先秦古书上所读的“儒学”与“孔子”有所不同，它是被董仲舒、公孙弘等改变了面目，用儒家旗号包装起来的一种熔儒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理论于一炉而为汉武帝巩固统治服务的一种学问。
汉武帝所尊之儒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是充满神学气。他们大讲“天人感应”，大讲阴阳五行，变儒学为宗教。汉代儒生甚至神化孔子，说孔子能预知他身后的儒派弟子将有被秦朝焚坑的磨难，到汉朝的第五个皇帝时将使儒学大放光彩等等，这些问题详见于王充的《论衡》。
其二是明明白白地为巩固皇权统治服务。他们鼓吹“君权神授”，说“皇帝受命于天”，“社会上的一切臣民都受命于皇帝”。他们改变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两方面都有要求的提法，而将“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等都说成是上天意志的体现。而“三纲”中的根本一条是“君为臣纲”。这样的理论当然是汉武帝所喜欢听的。
公孙弘提议建立的“太学”，是汉武帝尊儒的一项重要工程。这是一个由朝廷举办的以培养儒学弟子、为各级官府输送人才的地方。在“太学”里任教的教官称作“博士”，受教的学生称为“博士弟子”。这些弟子们毕业考试合格后，分配到各级政府机关充当文秘人员。负责给本部门的长官起草上报、下发的各种文件，这些文件要一律用儒学的辞令、儒家的条文包装起来。汉武帝本人下发的诏令，要让大文学家司马相如那样的人代为起草，或代为修改，使用的语言和说话的口气，都像是儒家的经典《尚书》里的文章，都像商汤、周武王的说话那样艰深古奥。所以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汉代官场的一些应用文，都是满纸的“子曰”、“诗云”，一派温文尔雅的样子。
千秋功过说汉武（2）
汉武帝的这种统治被称作“杂霸王道而用之”，这就是说，它既要用儒家的一些教条、一些词语来欺骗人、麻醉人，又要用儒家外衣包装下的秦始皇那样的严刑酷法来镇压人、统治人，这就叫做“文武并用”，一方面有牧师的职能，一方面又有刽子手的职能。这种儒学一经确立，它不仅对维护汉王朝的统治起了重大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一直影响到清朝末年。所以汉朝以后的历代帝王都提倡尊孔，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
汉武帝之茂陵汉武帝的尊儒与伴随尊儒所推行的一些措施，的确取得了效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是实行“推恩法”，让各诸侯国的老国王划分自己的领地以分封他的所有儿子为侯，从而把各诸侯国变得零碎不堪；同时又寻找借口、编说罪名，把这些小诸侯加以取缔：如芒侯刘申生因娶皇帝的女儿为妻，对妻子不敬，被废除；祈侯刘它因陪着皇帝打猎而自己提前结束，被废除；绛阳侯刘禄、宁侯刘指因走出自己封地的界线，被废除；宋子侯刘坐因到边境以外买东西，被废除；邔侯刘遂因卖房子给公家故意提高价钱，被废除；山都侯刘当、安丘侯刘指因打算到上林苑偷鹿，被废除；河阳侯刘信因向人借钱六个月不还，被废除……后来觉得这样一个一个零敲碎打地处置不解气、太麻烦，于是抓了一个诸列侯凑份子陪皇帝祭祖，交纳的金银“分量不足”或是“成色不好”为由，一下子消灭了列侯一百零六个。就这样，自刘邦开国以来国内割据的威胁遂告解决。
其二是实行用儒家外衣包装下的严刑峻法，使举国上下更加战战兢兢、循规蹈矩。先秦儒家反对武力与刑罚，汉武帝是怎样把儒学与刑罚巧妙地结合起来呢？当时的头号酷吏张汤从儒家经典《春秋》中摘引出一些词句，编成一本书叫《春秋决狱》，专门给当时的法官判案做引经据典之用，这一下子就使孔子成了汉代酷吏的祖师爷。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记载当时的情况说：“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尤其是当时还有所谓“腹诽”之法。汉武帝为更简便地进行搜刮，想推行一种新的货币。大司农颜异没敢出面反对，只是嘴唇轻轻地动了一下。于是汉武帝说：“即使你嘴里没说，但是你肚子里反对。”于是便以“腹诽”的罪名将一位“九卿”之一的高官处死了。这“腹诽”的罪名，似乎在秦朝都没有。这一来就保证了他的种种政策法令更好地得以推行。
其三，汉武帝实行了一系列盐铁铸钱官营，以及平准均输、算缗告缗等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使当时已经规模相当宏大的私人工商业被摧毁，《平准书》说是“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这在我国古代的工商业发展史上应该说是一场严重的灾难；但它又的确在短时间内把大量的财力物力都集中到了朝廷方面来，从而为他的对外战争与其统治集团的豪华奢侈提供了保证。
其四，通过办太学以及各级官府的大力推行、提倡，儒家学派的一套东西在整个社会上逐渐普及开来，在思想文化、社会风气诸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对于汉武帝所推行的这些尊儒活动，从为巩固封建统治而言已如上述；但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应该如何估计，清代方苞说：“由弘以前，儒之道虽郁滞而未尝亡；由弘以后，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话也许说得过了点，但基本意思是对的。再有，汉武帝为“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这就使其他学派的许多东西，特别是有关自然科学的一些思想理论被统统排斥，这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司马迁喜欢先秦的儒，对孔子的人格、学说都有很高的评价，但他对汉武帝的尊儒与被尊起来的公孙弘一类的儒生都很厌恶，这从《史记》的《儒林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游侠列传》里都表现得很突出。
千秋功过说汉武（3）
二 汉武帝通过对外战争形成了强大的西汉帝国
汉武帝发动的对外战争前后有伐匈奴、伐南越、伐东越、通西南夷、伐朝鲜、伐大宛等，规模最大的是伐匈奴。单是汉武帝前期的伐匈奴就进行了十四年（前133年～前119年）。
发动不义战争是先秦儒家所坚决反对的，这从《论语》、《孟子》等书中都可以读到。但汉代儒生却从《公羊春秋》中找出为汉武帝对匈奴发动战争进行辩护的理论。他们说：“孔子能肯定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汉武帝为给他的曾祖父刘邦报当年被匈奴围困于白登的仇，还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汉武帝伐匈奴的将军以卫青、霍去病为首。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匈奴，主要有以下几个战役，第一个叫做“关市之战”。卫青一直向北打到龙城，捕斩匈奴七百多人。龙城是匈奴的大本营，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的西南方。这次的胜利虽然不大，但这是刘邦建国以来与匈奴作战中前所未有的。第二个是卫青夺回了今内蒙古的河套地区，使汉王朝的北部边境向前推进了数百里。第三个是卫青大破匈奴右贤王，打得右贤王只带着少数的几个人向北逃去。捕获匈奴“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由于胜利空前，功勋显赫，故卫青被汉武帝任之为大将军，实权在丞相之上。第四个是霍去病在一年内两次率军西征，前后打到了焉支山与祁连山，斩敌之首级与俘虏敌兵三万多人，占领了整个甘肃走廊。匈奴惨败，痛苦地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由于霍去病的这种特殊功勋，被汉武帝封为骠骑将军，与大将军的尊贵相同，而这时的霍去病才只有二十岁。第五个是卫青、霍去病两路出兵，各率五万人同时越大漠###匈奴，大破匈奴单于于漠北。卫青有勇有谋地先自立于不可败，同时派军队勇敢出击，接着又分兵对匈奴左右迂回，单于害怕自己被俘，遂趁天黑逃走。汉军俘虏敌兵与折敌之首共一万多人。霍去病与此同时率军五万骑，从东部的今辽宁、内蒙交界地区向北一直打到今蒙古国之乌兰巴托东侧的姑衍山、狼居胥山。捕获俘虏与斩敌首级七万多。
《史记》写汉伐匈奴十四年，真正描写了战场悲壮情景的，只有卫青这一回与匈奴单于的漠北大战。后世诗文屡称颂之：
明代茅坤说：“卫青武刚车之战，气震北虏。”
明代杨慎说：“自‘日且入’至‘二百余里’，写得如画。唐诗‘胡沙猎猎吹人面，汉虏相逢不相见’；‘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皆用此事。”
总的估算一下，汉武帝用了十四年的时间沉重地打击了匈奴，使匈奴人遭到重创，从此有十五年的时间匈奴人不敢靠近汉朝边境。汉王朝的边境向北推进到了今内蒙古的中部；向西夺取了甘肃走廊，随后又向西域进军，开发了今新疆境内的大片领土，打通了东西方的交通，开展了东西方的文化、贸易往来。随后他又用了十来年的时间，###南越、东越、闽越、西南夷、朝鲜、大宛，收复了秦朝曾经占领过的广东、广西、福建，并继续向西南开拓了今贵州、云南，与四川的西南部大片地区，扩大了汉王朝的版图，使汉王朝的强大与其威名远扬，达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地步，大大地提高了当时举国上下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使当时的世界上出现了东有大汉王朝、西有古罗马帝国的东西辉映的局面。
历史家钱穆说：“中国史上的外患，因地势及气候关系，其主要者常在北方，秦汉之大敌便是北方之匈奴。秦始皇对付匈奴采取一种驱逐政策。汉高祖以一时轻敌致败，遂听娄敬策以和亲缓敌。但和亲政策终不可久。汉、匈奴一旦破裂，则汉之形势实利攻而不利守。于是遂先有汉武帝之诱敌政策。诱敌政策失败，于是不得不大张挞伐，开塞出击。汉击匈奴，采用两种步骤：一是远出东西两翼造成大包围形势，以绝其经济上之供给与援助。一是正面打击其主力。开塞出击之进一步则为绝漠远征。（中国之对匈奴，非不知出击之利于坐防，然而不能决然出击者，则以骑兵之不足为一要因。……马畜既盛，骑兵之训练自易。……）自是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到宣帝时，匈奴终于屈服，而汉廷一劳永逸之战略卒以见效。中国以优势的人力和财力，对付文化较低、政治组织较松的民族，采用主力击破的攻势，自比畏葸自守为胜。汉武帝挞伐匈奴并不误，唯惜武帝内政方面有种种不需要的浪费，所以匈奴虽败，而中国亦疲，故为后人所不满。”又说：“观去病之将兵，较之项王未多逊。……独数其人，非虚也。……卫、霍虽以女宠进，而重以建功绝域自显，其一种进取勇决无畏之风，亦可敬矣。……然两党各有奇才，史公于霍去病虽寥寥落笔，而亦精神毕显矣，诚亦良史才也。”（《国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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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过说汉武（4）
但我们对此也必须同时看到两点：第一，汉王朝为征伐四夷所付出的牺牲、所花费的代价也是惨重的。到汉武帝末期，汉王朝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此起彼伏。第二，北方在安静了十五年后，匈奴势力又发展起来，不断袭击汉边，在汉武帝最后的十几年内，汉王朝有三次全军覆没，其中李陵失败的那一次，只有五千人，算是损失最小的；另一次是赵破奴伐匈奴，结果主将被俘，全军两万人降敌；第三次是李广利伐匈奴，李广利先是作战失败，后来又遇上朝廷政治荒谬，使得李广利竟率全军七万人降敌，是汉匈战争以来史无前例的惨败。
司马迁对汉武帝的对外战争，总体持批判态度。班固写《汉书·武帝纪》，最后在“总评”里先肯定了尊儒方面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诸种贡献后，接着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仍是转弯抹角地对汉武帝的开边政策表示遗憾，在这方面与司马迁的思想、立场基本相同。
三 汉武帝的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