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义和团运动。尽管国家经受了八国联军的侵略，袁世凯却因为机敏处理复杂的政局，赢得了更高的声誉。李鸿章临终前向清廷保荐袁世凯：“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也就是说中国的人才，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袁世凯的。这是多么高的评价，李鸿章是在推荐他的接班人。1901年，袁世凯就被任命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第二年实授。因为加封太子少保，所以又称袁宫保。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清廷的权力衰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权力最重的职务，国家精兵强将和大量新式经济事业都归属于北洋大臣名下。一颗政治明星终于在晚清昏暮的岁月中升起了。他的政治生命直接延续了李鸿章洋务派的事业，这一派系的政治思想和变革，延续了传统，局限在现存的政治体制之内，已经落伍于时代。 。。
1．三颗政治明星（3）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清廷在列强压力下，清除了顽固排外的保守派，不得不下诏变法，“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实行新政，在政治思想上，也不得不承认西学的先进性，同意向君主立宪的方向发展。袁世凯在这场新政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袁世凯在这段时间的主要贡献是军事改革。1903年，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清廷成立了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当时的皇族亲贵大多腐败无能而身居要职，实际事务就往往由汉族的副手负责。这个练兵处实际上也就由袁世凯负责。他为新建陆军建立了一套规章制度，全国统一办理，规划编练36镇，奠定了中国新式军事体制的基础。至1905年，袁世凯在北洋任内编练了6镇新军，后来社会上称为北洋六镇，是北洋军阀的起源之所。除陆军第一镇由旗人组成，袁世凯不易控制之外，其余5镇都由袁世凯的亲信掌握。
袁世凯在新政中，在政治上支持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当时，立宪运动兴起，在海外，以梁启超为主，宣传君主立宪制改革；在国内，以张謇为领袖。张謇也积极联络地方督抚，敦促清廷实行。1904年，张謇接受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建议，不顾以往的恩怨，写信给很久没有来往的袁世凯，希望他出面奏请立宪。毕竟，现在袁世凯的政治地位非常重要，已经不是当年的袁世凯了，张謇不能再以私人的怨愤而轻忽他。袁世凯一时还没有摸准清廷的意向，很礼貌地回复张謇，认为尚须待之以时，但毕竟双方恢复了沟通。1905年以后，袁世凯开始积极要求清廷预备立宪，一方面积极支持国内的张謇、杨度等立宪派成员，一方面设立宪法研究所，筹备地方自治。按照梁启超的理论，君主立宪制要经由开明专制的政治制度过渡，君主受到尊重，但实行责任内阁制，行政权力归于内阁。如果按照这个体制运转，袁世凯就是责任内阁总理的优先人选。而按照立宪派的设计，实行地方自治，袁世凯的地方权力也可以扩大。他们的目标是要削弱皇权和满族亲贵的权力。1906年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后，张謇对国家政治发展前景感到乐观，对袁世凯的努力感到欣慰，写信给袁世凯，完全消除了以往对他的怨恨：
自从七月十三日（阴历）朝廷宣布了预备立宪的诏书，消息传布到了海内外。你的伟大功劳，明明白白地像太阳和月亮那样在天上运行。十三日以前和十三日以后，你的苦心和毅力，像长江、黄河那样归向大海，尽管历尽波折，但总是向着东方流去。只有我的心明白你的奋斗。国家亿万年的福分，四亿人民的生命，都依靠着你。小小的波折，是每件事情都会遇到的，以你的忠贞不变的心，以及应对变化无常的智慧，可以预知一定能够成功。多么伟大啊，你完全可以和日本大久保的功绩相提并论了。吴长庆如果知道你的功勋的话，一定在天上开怀而笑了。我们当年在朝鲜的事，我对你的看法，你的雅量一定是容纳得下的。
张謇后来也成了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得力的助推手。
袁世凯在新政中，在经济、教育建设方面，与各省督抚相比，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在天津开办了天津官银号，改革币制。开办了直隶工艺总局，一方面鼓励工商业，开设学校，培养人才；一方面开办了一系列工矿业，最著名的有唐山启新洋灰厂。他对兴修京张铁路也是有功劳的。袁世凯又与张之洞联名要求废除科举制度。他在直隶推广新式教育，兴办的学校和在学人数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后来，张謇到天津参观，十分欣赏袁世凯的魄力和成就，他感慨说：“慰亭要是不凡，维气稍粗犷耳！”
袁世凯在晚清成了一颗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他不仅成绩卓著，享誉中外，而且手握重权，手下更有一批接受过若干现代训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人才。清朝末年，满族亲贵腐败无能，他们虽然在朝廷也就是中央政府中占据着主要的职务，但是却做不成什么事，反而是地方势力越来越强大，形成了外重内轻之势。袁世凯就是继李鸿章之后，最有威望的军事领袖和地方大吏。这一切，引起了清廷的忧虑，他们感受到了袁世凯的威胁，但还想死死地捂着权力不放。1907年9月，袁世凯被调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明升暗降，削弱他在军事上和地方上的势力。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光绪的弟弟载沣当摄政王，掌握实权。载沣一方面害怕袁世凯权力过大，威胁清廷；一方面也怀恨袁世凯当年背叛光绪。他原本想处死袁世凯，但遭到朝廷大臣的反对，只好从轻发落，让袁世凯回老家养病，解除了他所有的职务。不过，袁世凯经营得树大根深，挖空了清王朝的权力基础，满族亲贵很难动摇他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虽然在野，仍有猛虎在山之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三颗政治明星（4）
梁启超
梁启超，生于1873年2月23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他的家乡在西江出海口的岛屿上，民风淳朴而强悍，慷慨好义，不谄媚、不屈服。梁姓在当地是个大族，他们家是个能够温饱的耕读世家，祖父中过秀才，当过县学教谕。耕读世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人才从基层崛起的温床。他们懂得民情，既吃得苦，又能接受文化教育，通过科举考试地位上升之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梁启超在祖父、父亲的影响和直接教育下，从小聪明好学，有“神童”的美誉，12岁就中了秀才。当地的读书人重视学问，不好虚名，对梁启超的成长很有影响。他中了秀才之后，有资格进入广州学海堂读书，这是传统的官立学校，但这所学校重视汉学（儒家经典的考据学）、史学、诗词以及宋学（理学：包含有哲学和人生修养）。因此，梁启超并没有去死死钻研应付科举考试的那一点点学问和套路，而转向去学习传统的中国学问，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国学”。尽管梁启超对科举技术不太重视，但他毕竟聪明过人，1889年17岁时，又中了举人。中了举人就有了做官的资格了，在家乡也就是个绅士，有种种特权和优惠，成了人上人了。当时，康有为还没有举人的资格，从社会地位上说，还没有梁启超高。不过，真正有学问的，并不是中了举人的梁启超，而是已经32岁的康有为。一幕好戏出台了，举人竟然拜秀才为师，梁启超景仰康有为的学问，不顾世俗的偏见，愿意跟着康有为学习。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生，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79年，他开始阅读翻译成中文的西书，并且游历了香港，看到了香港在英国人治理下发生的变化。从此，他大量购买和阅读西书，钻研西学，开始提倡变法图强。1890年间，梁启超因为自己有了功名，而且对传统的“训诂词章”很有修养，沾沾自喜。社会上神童的美誉，也让他目中无人。所谓少年狂，就是这种人的典型心态，其实学问的根底还很浅。因为偶然的机遇，经朋友介绍，有一天他去拜谒康有为，从早上一直到晚上，经过了6个时辰、12个小时的谈话，听康有为把传统的旧学问批得一无是处。康有为独创的理论、开阔的视野、丰富的西学知识，听得梁启超“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把自己的自大狂一扫而空，于是“屈尊”拜康有为为师，自此成为康的得意门生。从1890年到1894年间，他一方面跟随康有为学习，一方面也参与了康有为的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的编写工作。在这些著作中，康有为假托孔子的主张，来提倡现代向西方学习。从此，梁启超成了康有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骨干。他一改八股文风，以清新通俗、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成了康有为学说的宣传鼓动家。“康梁”成了一个名词，就是19世纪90年代末那场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和代表。
中国老一代的变革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搞的洋务运动（或称自强运动），重视的是西方的技术和物质文明，并不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文化比中国先进。尽管中国与列强每战必败，中国人的“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很难扭转。除了几位前卫性人物的探索之外，真正提出要向西方的政治文教制度学习，就是从康梁的维新变法运动开始的。
1894年，即甲午年，日本对朝鲜、中国发动侵略而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在战争中溃败。“天朝上国”、“同治中兴”这一类自大的话语，竟然被小小的落后的日本一扫而空。空前的民族屈辱使中国人放下了自大的心态，也激发了变法图强的要求。1895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动员了各省在北京的举人1000多人，联名上书给光绪皇帝，要求拒绝与日本签署丧权辱国的和约，迁都、练兵、变法。别小看了这次上书，皇权神圣的等级制之下，要把他们的上书送到皇帝手里，还很不容易。康有为的主张是几经周折，才逐步为光绪所了解。光绪不愿意成为亡国之君，才希望尝试变法。至于究竟要变成什么样才能救国，他也懵懂得很呢。此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通过组织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后改《中外纪闻》）、主持《时务报》等，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1897年，梁启超到长沙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培养了一批新进青年。后来的护国运动的名将蔡锷，就是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的高足弟子。梁启超广泛地宣传民权、平等思想，抨击君主专制，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即提倡新学，反对旧学。主张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师生们在学校里放言高论，肆无忌惮，热烈奔放，流传到了学校之外，却不得了了。这些离经叛道的话，激怒了顽固保守派，他们要起来保卫孔子的圣教。在中国社会里，这小小的一点点启蒙竟然都那么难！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三颗政治明星（5）
康有为一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终于得到光绪的支持。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变法。要知道，维新派的民权主张，当时还只是少数人关起门来说的悄悄话，在变法的措施中是没有的。仅仅是一些官制改革，废除科举、兴办学校的主张，就得罪了慈禧太后和她周围的顽固派大臣，光绪皇帝的位置也遭到威胁。袁世凯答应维新派勤王的要求后，9月20日，光绪召见了袁世凯。但慈禧已经于19日从圆明园回到了城内的皇宫，监视着光绪。21日，慈禧即宣布恢复训政，幽禁光绪，下令捉拿康有为。袁世凯没有进行勤王，回到天津后见风转舵，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和维新派。这次政变，维新派六君子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被杀，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梁启超和袁世凯也从此结下了怨仇。
这是中国第一代士大夫的意识形态觉醒，因此，也不免显得幼稚而无力。他们只是在士大夫的小圈子里进行动员，除了依靠皇上以外，找不到什么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儒学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在中国沉积了两千多年，厚厚的尘土，靠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几个人，拿着一知半解的新学、西学知识，又怎能扫得掉？后来的立宪运动在国内的领袖张謇，当时正在北京，对于康有为的变法感到很是奇怪：“见其（指康有为——引者）仆从伺应，若老大京官排场”，“在京闻康有为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曾一再劝勿轻举，亦不知其用何法变也”。失败也就无法避免。康有为自此事变，对光绪皇帝感恩戴德，在海外组织保皇会，把自己包装成当代的孔子，所以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