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速则不达。我绝不是反动派！”
三十多年后，时任香港奥委会主席的霍震霆先生在与我提及阿维兰热先生的第一次访华时，仍会提起当时他们的尴尬处境和对阿维兰热主席具有讽刺意味的“反动派”一说。
当天晚上，当时的国家体委一把手庄则栋（王猛同志被江青“四人帮”打击排挤，已调离国家体委）会见并宴请了阿维兰热、霍英东一行。然后根据我们安排的日程又去看了中国和芬兰队的篮球比赛。
5月7日上午，我陪主席先生一行去参观故宫。由于他是首次访华，我尽可能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有关故宫的建筑、历史和趣闻。他对宏伟的故宫建筑表示钦佩和震惊。当天下午，我们在首都机场为他送行时，他除了表示感谢外，还使劲握着我的手说：“我不再重复了，请相信，我绝不是反动派，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会有办法！”
阿维兰热先生是个真诚、耿直的性情中人。我通过与他老人家三天的朝夕相处，确信他会兑现自己的承诺。如果不是极“左”思潮的干扰，阿维兰热先生第一次访华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恢复我国在国际大学生体联的席位（1）
早在1959年时，我国就派队参加了在意大利的国际大学生比赛。但由于当时意大利仍与台湾当局保持着所谓“外交关系”，意方不允许在赛场升五星红旗，由此而引起许多国家同情我国，纷纷降下本国国旗，以表示对我国的支持，造成了赛场上竖立着许多光头旗杆的奇特局面。此后，我国不再派队参加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活动。
1973年4月，来华访问的国际大学生体联副主席、南通社总编辑奥里奇先生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加入国际大学生体联。
1974年年初，阿尔及利亚青体部副司长、国际大学生体联执委塞尔卡先生再次向我国体总提出希望我国提出入会申请。同年国际大学生体联主席内比奥罗先生在与我国体总领导谈话中，也提出希望我国加入国际大学生体联。但由于当时江青“四人帮”正忙于在国家体委打击、排挤王猛同志，抢班夺权，所以虽然我们把尽早提出申请的请示报上去了，但当时的领导仍然坚持“暂不接触，待大多数会员都欢迎我们时再表示”的做法。
直到1975年初，国际大学生体联秘书长比诺（法国人）告知，台湾当局已正式提出申请，要以中国名义入会。他个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不能代表中国。他已把台方申请压住，希望我方尽早提出申请，这时才惊动了体委领导。在宋中同志的力促下，3月28日，我们上报了“关于参加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请示”。4月12日，宋中同志以中华全国体总秘书长的名义致函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内比奥罗先生，表示中国大学生体协是中华全国体总承认的在全中国管理大学生体育活动的唯一合法组织，全国体总支持它加入国际大学生体联。同一天，由中国大学生体协主席史道同志签署并向国际大学生体联发出了入会申请。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台湾方面从他们在意大利的代表机构了解内情后，随即向国际大学生体联执委会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我们在分析了国际大学生体联17名执委的情况后，也及时发函电做了重点人物的工作。
6月20—22日国际大学生体联华沙执委会会议顺利通过了我方的入会申请。执委会决定提交9月份的代表大会讨论，并向我方发出正式邀请，希望我方派代表参加9月份在罗马召开的国际大学生体联代表大会。
1975年9月9日，我作为国际大学生体联外事主管和翻译陪王亦洲同志前往罗马出席国际大学生体联代表大会。10日抵达罗马后，我们就马不停蹄地拜会了国际大学生体联主席内比奥罗、秘书长比诺、首席执委海尔米达（西班牙人）以及几位副主席和塞卡尔（阿尔及利亚人）、冈巴纳（比利时人，后为大体联秘书长）等执委。在代表大会期间，我们与许多国家的代表进行了交流，获得了十分积极、有利的信息，并争取到了最广泛的支持，特别是国际大学生体联领导层的支持。
1975年9月16日上午，代表大会对中国的入会申请进行讨论，请我们俩临时退席。后来我们听说，内比奥罗主席和秘书长比诺先生在大会上作了倾向性十分明显的说明。他们向会议解释说“请各位代表注意，不仅是中国需要大学生体联，我们更需要一个八亿人口的大国”。来自伊朗、罗马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的国际大学生体联代表都作了很有说服力的发言。
代表大会在内比奥罗主席的引导下进行了罕见的公开表决，以42票赞成、1票弃权、无反对票通过我国大学生体协入会。当我们被邀重新进入会场时，会场全体代表起立对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王亦洲同志随即向主席、执委和全体代表表示了感谢，并表示中国将积极参加国际大学生体联活动。
会后，内比奥罗主席对我们说：“在代表大会上接纳新会员，这是第一次采取公开表决的方式。以往只要有一个代表要求秘密投票，就不能公开表决。这次没有反对票也是空前的，说明你们无论如何也该入会了。”
这次会议给我们一个启迪，即在国际体育组织的重要大会上，由于代表间的地区分布、语言障碍和其他因素，会议主席和高层核心的导向十分重要，做好执委会领导层的工作是解决我国席位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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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前进的两年（1）
如果说1975年恢复我国席位的第一次冲击的近期目标是为了参加1976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21届奥运会的话，那么自1978年后半年开始的第二次冲击，我们的近期目标则是参加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2届奥运会。尽管最后我们没有派体育代表团去莫斯科，那是后话。
在两轮冲击之间，特别是1976年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也影响到我们为恢复我国合法席位而开展的工作。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离我们而去。
——1976年上半年，“四人帮”刮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来势凶猛。
——1976年4月初，人民群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组织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四人帮”伺机把邓小平同志整下台。
——1976年7月28日，我国河北唐山地区发生震惊中外的大地震。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
——1976年10月9日，中央一举打倒了“四人帮”。
我作为这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大多数体育外事工作者一样，在心理上经受了失去毛主席、朱老总和周总理的悲痛，也压抑着对“四人帮”再次打倒邓小平的愤怒，更享受了打倒“四人帮”的欢乐。也是在这一年，我的家庭遭受到重创。在军队医院当医生的大妹妹不幸在唐山大地震救灾中牺牲，父母因悲伤过度均引发了心脏病而住进医院。天灾国难和家庭不幸更加磨炼了我。
1976年3月30日，经请示当时司里的几位老领导，我作为国际司年轻的支部委员组织国际司70多名共产党员集体去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以悼念周总理。当时纪念碑前已有40多个花圈。没想到“4？5”###后，这次活动竟成为“罪证”，连同我传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一起遭到了清查。甚至差点不让我作为法语同声传译人员参加5月份在朝鲜平壤举行的亚乒联盟会议和第三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幸亏分管外事的委领导路金栋副主任和宋中、何振梁同志据理力争，才放我去了平壤。
1977年2月，应国家体委广大干部的要求，中央再次调王猛同志和于步血、陈培民同志重返体委领导岗位。一直到1978年5月，这可以说是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肃清极“左”流毒的一年。
王猛等同志到任后，大刀阔斧地从思想上到组织上清除“四人帮”和极“左”思想的影响。1977年5月14日，国际司“揭批查”领导小组成立，朱仄同志为组长，李甦光同志为副组长，成员有赵启鑫、张全德和我。何振梁同志被调到委里参与“揭批查”工作。“揭批查”工作是当时司里的重点工作。在半年紧锣密鼓、认真谨慎的“揭批查”工作后，路金栋副主任来司里传达了委办公会10月5日的决定：撤销国际司“揭批查”小组，成立国际司临时领导小组，朱仄任组长，宋中、李甦光任副组长，成员有何振梁、赵启鑫、张全德和我。
1978年5月初，于步血、徐寅生等委领导召集国际司领导小组开会。宣布了党组决定：由国家体委副主任路金栋同志兼任国际司第一把手，朱仄同志主持国际司常务工作，宋中、何振梁、李甦光、王文忠、张千、赵启鑫分管司里相关工作。张全德和我被解放出来，重回处里搞业务。国际司的“揭批查”工作基本结束。
1978年5月以后，国际司关于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合法席位的工作又被提到了重要日程上，并在思路和举措上开始新的探索。具体分管国际组织工作的司领导是宋中、何振梁同志。
由于过去的两年中，我们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到了对“四人帮”的“揭批查”工作中，所以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合法席位的工作进展迟缓。尽管如此，我还是抽时间参与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业务工作。如1976年我在赴法国奥尔良参加第三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期间，与国际游联领导进行了艰苦的交涉，使他们了解了我方的原则立场。在此期间我还陪同路金栋副主任等领导会见了伊朗、突尼斯、乍得、越南、老挝、柬埔寨等驻华大使或参赞，通过他们做本国国际奥委会委员或体育领导人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9月我方首次接待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爱尔兰人基拉宁勋爵。基拉宁当时63岁，满头白发，性格为人与前任主席截然不同。由于他中学时在英国伊顿公学就读，尔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和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攻读文学，年轻时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民主作风在他身上体现得很充分。他从21岁开始当记者，曾于抗日战争初期来中国采访，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切的同情。1939年回到英国后就参加了英军担任指挥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曾在壳牌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和银行工作，同时，他还致力于文艺创作，成功导演了多部电影，撰写了许多著作。基拉宁先生酷爱体育运动，年轻时曾是马术、赛艇和拳击好手。1972年他在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时曾表示，如果他当选，将在他任期内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为此，他一直就此问题不断同各方面进行协商。
震荡前进的两年（2）
在他当选主席后的第二年，即1973年的全非运动会开幕式上，我国体总秘书长宋中同志和何振梁同志曾与之会面，了解了他愿与我方洽谈的意向。后来，围绕邀不邀请基拉宁主席访华事宜在我委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以至邓小平同志都不得不表态说：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邀请来吧。来过一次北京就不同了，他态度不好也没关系。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基拉宁终未能如期访华。
打倒“四人帮”后，1977年9月，基拉宁主席由当时的日本国际奥委会委员清川正二先生陪同来我国访问，这应该说是我们体育外交战线肃清“四人帮”流毒的一个成果。当时，我们的接待方针是“对解决我代表权问题，如提出，可交换意见，但不急于求成”。委领导由路金栋副主任出面主谈，国际司领导宋中、何振梁等同志参加了接待与谈判工作。基拉宁主席等在会谈中提出如下设想，对我们打开思路很有益处：
一是提出让台湾方面改名为“台湾奥委会”的建议；
二是要求我体总修改章程使之符合国际奥委会的规定；
三是建议我们与台湾方面谈一谈。
这些建议现在看来是很实际的，但当时我们的工作思路仍停留在“纳我驱蒋”上，所以双方只是各抒己见。由于这是基拉宁主席第一次访华，第一次与我方领导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彻底了解了我方在代表权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所以国际奥委会方面认为这次会谈是建设性的，访问是有益的。我方也从会谈中了解了基拉宁主席等代表的大多数西方委员的主流观点。我们在工作思路上增加了新的内涵。
1985年7月，作者与国际足联阿维兰热主席
另一件必须提到的事情是，1978年5月国际足联执委会在阿维兰热主席的主导下作出了要所谓“中华民国足协”必须改名、恢复我足协席位的决定。并在这一年的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获得了批准。阿维兰热先生兑现了他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