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一盏心灯- 第10部分

匣内原隔为二，衬着黄色的丝绒，想必是用来放置可以折叠装卸的管乐器。我便将较窄的一侧用来搁笔，又将较宽一侧隔为三部分，中间放一块方形石砚，左侧置水彩、墨及橡皮、小刀等杂物，右侧专摆苏州的杯装颜料。这乐器匣倒像原本为我制造，虽然画具并非专门配置，放进去却正合适，盒盖上的一个夹层，则恰好放调色用的白瓷碟。

于是每到出去教画，或应邀挥毫的时候，我只要拎起那小小的黑匣子，就能上路了。不知情的人，常问我是不是音乐家？厘子里是什么乐器？我则笑说，算是音乐家，只是一种无声的乐器，表现另一种交响诗。

至于打开箱子，铺陈我的法宝时，就更吸引观众了。我总是将箱子面对自己，也就是背对着观众打开，神神秘秘地，如同魔术师般，熟练而轻巧地掏出一件件道具。

橙黄色的藤黄，像是甘薯；杯装的颜料像是中国餐馆的调味料；长长的毛笔像是筷子，还有着一批大大小小的瓷碟。我一边摆，一面幽默他说：好像是要介绍大家怎么吃中国菜！

也就用这开箱亮道具的机会，原本嘈杂的会场，因为注意力的集中而能安静下来。于是拂纸、磨墨，便能够轻松地展示我的笔下功夫，所以我常说：这黑匣于是亮出的第一招，谓之先声夺人！

军毯是我的第二宝，但它不是展示在人前，也非专用来铺盖，而是当我在家作画时，放在桌上，做为纸张的垫底，由于毯毛微微突起，就算纸湿透了，也不至于黏住，更因为下面毛毯的通风，而有快干的作用。

黄色又略带些草绿的军毯，是抗故时期胡宗南手下的一个将领送给我的，那是战利品，一件随着日军渡海，却再也回不去的东西。

毯角有块已经残破的白布，上面以毛笔写着那日本兵的番号和姓名，我常想，它原先的主人，是在弃甲曳兵时将它遣弃了，还是背着它，颓然倒下，成为流亡异国的孤魂，军阀误尽的苍生之一？！

所以我也就一遍又一遍地检视，看上面是否有那侵略者的血渍，或是子弹孔、刺刀眼之类。有时候在桌前兀坐，触及那粗得有些扎人的军毯，和它已经残破的边缘，以及上面的点点墨斑，竟觉得那是一块暗暗黄绿的大地，有着烽火过后无边的苍凉与凋敝。

初到美国几年的重要画作，都是在这块烽火流离的军毯上孕育的，自然地带着一些浪迹异国的情怀。有时候在冰雪的夜晚，暖气不足，它也便成为伴我异乡梦的朋友，只是压在身上，出奇地沉重，使我常常梦见逃难，追兵到了身后，双腿却不听使唤。

“毛毛衣”是我的第三宝，它不是毛衣，而是一件里面带着绒毛的滑雪衣，我喜欢叫它毛毛衣，因为这个名称很孩子气，也很温暖，尤其是在异乡，它有一种母亲的感觉。

毛毛衣不是母亲缝的，而是有一年到合欢山滑雪前，学生特别为我从香港买回来，深紫色的厚呢子面，长领后面用拉链连着一顶帽子，由于专供滑雪之用，所以并不太长，也不很宽松。甚至可以说穿在身上有些被包着的感觉。

在合欢山上，我不觉得毛毛衣有什么好，却在日后的旅途中，一天加深一天地爱上它。尤其是风疾雪密的隆冬，研究所下课之后，常已经是深夜了，我必须沿着一条马路，走上20多分钟去搭巴士。

铲雪车总是一大早出动，所以风雪夜走出校门，已经分不出人行走道与大马路，一片白茫茫地，像是罩上了一大块白被单。

许多人形容雪景是粉饰银妆，我想那多半是在有暖气的室内或车子里，观外面的雪。也可能是在明朗的白日，有着明朗的心情，踏雪玩雪。至于一个初到异乡的学子，喷着白烟，在深沉的夜色、袭面的北风，与不断往鼻孔里钻的密雪中，踏上归途，又不是归途；走回家门，却又不是家门时，那白皑皑，则是一种苍白与无助。

偏偏深夜的巴士特别少，常常等上40分钟，车子才来，我裹在毛毛衣里，低着头，又拉紧帽子边缘的绳带，只露出两只眼睛，静静地站着，想像自己是齐瓦哥医生流放到乌拉山，沁心的寒冷从下面的雪靴和两层毛袜间透了上来，所幸这紧紧包着我的毛毛衣，带给我十足的温暖，仿佛有一双巨臂拥着，又觉得自己是藏在一床厚厚的棉被之中，身外的风雪反而与我无关了。有一次突然被驶近的巴士惊醒，发觉自己的双脚，已经陷在半尺的雪中。而走上车，竟引来满车的目光。直到司机惊奇地问：你难道等车的时候，一动也不动？才知道头顶上也积了五、六寸的雪花。

毛毛衣已经破了袖时，塑胶制的扣子，不知为什么在干洗时消失不见了。军毯在家人来美之后，早换成了柔细的灰色毛呢料子，宽大地铺在八尺的桌面上，不再怕扎了手，或因掉灰而引得我打喷嚏。小小的画匣子，由于学校有我专用的办公室及教室橱柜，又不再接受外面邀请挥毫而很少用得着。

但是匣子还是放在画室一角，上面的锁依然明鉴，里面也一样不少。军毯铺在画柜的底层，上面睡着我异国10年的心血。至于毛毛衣，仍然挂在衣橱里，每次飘雪的天气出门，我去拿厚呢大衣时，总会看到它静静地垂着，胸中便勾起许多往事，便也似乎从它身上，获得一种鼓舞与激励，仿佛共患难的老友重逢；有笑、有泪，有感慨，也有温馨！

中卷（8）

老农玄想

“见缝扎针”，这是母亲常用来形容我经营园子的一句话。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出来的，确实贴切极了！

只因为院子并不算大，想种的东西却多，既有年年增添的树木花果，又有每岁必耕的菜园，自然好比收入有限，孩子却接连出世的父母，不得不精打细算。

譬如一套衣服几个孩子接着穿，我种菜也是如此，算好了小白菜不怕冻，早早地播种。收成之后，再接青江莱。至于初夏青江菜也收成了，则种最持久，而能不断摘食的甘蓝。尤有甚者，是在赶档期的情况下，不等成片的青江菜苗长高，先大把地拔了煮汤，再捡那特别肥壮而体貌不凡的，种在菜田边缘，使它们充分地发展，长成特大号。空出来的地方则可以适时种“下一作”。

当然种菜的“见缝扎针”，如果只有这么简单，也便算不得功夫了，其中最高明的，还是衡量日光的本领。因院子之后既有森林而蔽东方之初日，院子另一侧又有房子，挡住了下午的阳光，这中间不过16oo平方尺的地方，虽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所能享受日光的时间毕竟有限，自然也得像那分配食粮的荒岁，算着饭量地配食。

譬如不需什么阳光的小铃兰、风信子、绣球和野紫罗兰，全种在山茱荑的下面。早春茱荑未绽，阳光直下，正好让它们风风光光地开花，而后则荫蔽着直到暮秋。

还有只要一半阳光的牡丹，则种在院子近林的蔷薇花侧，盛夏时蔷薇的枝条四蔓，正好筛下一半的阳光。

至于最需日光的黄瓜架，则高高立在院角，虽不能得到上午的十足日照，却能承受自午至晚的阳光。瓜田之前种四季豆，最高不过一尺半，不足遮掩瓜架的日光；再前方，隔着田埂种上三排青椒，再接十棵大男孩（BurpeeBigBoyTomato）番茄，都是属于三尺左右的大个儿，凑在一起，既无鹤立鸡群，也不至于有矮子吃亏的不公平。

此外，今年我更发奇想，其实也是穷则变、变则通的困而生智，创造了可以挪动的游牧民族——草莓。把它们一棵棵移种到盆里，再衡情度势地，找那园中最有日照的地方安置，于是田埂上、水泥地上，乃至前院的车库边缘，就都能见到那鲜嫩的果实了。

这妙点子，一方面使草莓获得了足够的阳光，利用了不能种的地方，也避免了草莓贴在地上易腐和招虫子的弊端，高高地悬在花盆边，既是果实，又为点缀。岂不一举而数得？

所以每当我在园中小坐，便觉得自己十分伟大起来，想想一个只有菲薄固定收入的家长，却能把这一“大家子”照顾得个个健康，且得展所长，获得十足的造就，岂不是一种成就吗？

在这耕种的过程中，也确实可以享受做为生命主宰的感觉，那些无知的种子，若不是我撒下去，它们有几棵能萌发成长？至于我种在什么地方，它既没有发言选择的权利，更无未来自行移动的能力，从我种的那一刻，便决定了它的一生。

如果下面有块大石头，而我未察；如果那是最贫的黄土地，或没有阳光的死角，就算这种于是最好的，又如何呢？当别人在阳光中茁壮，展开如盖的青绿、开花、结果的时候，它却可能永远像侏儒一样瑟缩在角落，而后或是在怨骂声中，被拔除。或在一个寒流的夜晚，悄悄地死亡。

这样想来，我就觉得自己更伟大了，因为在桃花开的时候，我会特别去摸摸每一朵花蕊，帮助它们受孕；在紫藤攀爬时，我会帮着它们找正确的途径，将那贴在地面的升高，转进铁丝栏的拉出来，使它们不致在往后的日子，因为环境的阻碍而影响了发展。

至于百合、郁金香，这些球根的花，我更在暮秋时，为它们分家，免得在地下不断繁殖，因为挤在一起，而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

当然施肥更是不可少的，想想这样“见缝扎针”，一作接着一作，一棵连着一棵，如果没有足够的养分供应，怎么可能长得好呢？我的肥料来源从来不虞缺乏，因为一面除草，也就一面积了肥。我在院角总是挖有一个大坑，将那清除的杂草、朽叶全往里倾，倒满了，则盖上土，经常喷水，使草叶快速地分解，如此一坑一坑地替换，自然总有黑褐色的腐殖肥料供应。有时甚至直接将花果种在这些坑上，长得更是茂盛。

每当我把那些肥料洒在田间时，总是嘀嘀咕咕他说：“来！用你兄弟们的尸骨滋养你吧！”

至于将花果种在肥料坑上时，则讲：“在千人家上建立你的凯旋门吧！”

这时，似乎又觉得自己由这园中伟大的家长，一下子变成了有虐待狂的刽子手，青面撩牙地发出阴阴的冷笑。看世间的繁荣与萧条、生育与杀戮、伟大与卑微，全成为自己导演的一出戏，且沾沾自喜……。

母亲的耳机

母亲配了助听器，家里顿时安静了下来。过去总是听见她在厨房用力地关柜门，将锅盆撞击得锵锵震耳；餐桌上每当她放下碗时，大家更极力地忍耐那碗底与玻璃桌面的强力撞击。尤其使人受不了的是她推电锅，如同粉笔滑过滞塞黑板时令人汗毛耸立的锐利音响。

可是，一下子全不见了！甚至她忙碌地在厨房工作，都令人难以觉察，反倒是，当她刚配上助听器，走出医院时，第一句话就是：这里的车子怎么那样吵？

回到家，更是麻烦了！老人家开始抱怨每个人说话的声音太大，又说鹦鹉鬼叫得令她想过去把它掐死，甚至电话铃响和别人打喷嚏，都能把她吓一大跳。

于是过去唯恐铃声不够大，甚至得将无线电话放在她枕边的事情，全做了180度大转变，亲友未进门，更得早早叮嘱：别再对着老人家的耳朵猛喊。

尤其妙的是，她自己的嗓门也突然降下了一大半，过去如洪钟的声音，顿时变成了低语，好像说的都是秘密，她说不敢大声，因为怕炸了自己的耳朵。

跟着老人家便有些得意了起来，笑着警告家里每一员，以后别想再背地里说她坏话，因为连我们关着门讲话，她都可能听得见。指着自己的耳机，老人家说：“我的耳朵比你们强，可大，可小，碰到你们讲悄悄话，只要我把耳机调大声一些，就成了顺风耳！”

老人家果然厉害得有些可怕，走在街上，邻居老太太正跟媳妇聊天，我们年轻人尚且没有听见说什么，老人家却老远地搭上了话，敢情她全听到了，原来是因为过去耳朵不好时，她是半听半猜，日久几乎能从对方嘴唇的移动，来猜想内容，如今听力增进几倍；加上“看”的功夫，自然有了过人之能。

老人更发奇想了，居然要去烫发店，改那20多年未曾变过的发型，原本的巴巴头，换成垂向四周的卷发。原因是助听器虽然是植入耳壳的“隐藏式”，旁人注意，还是看得出来，老人家神气他说：

“要是用头发遮上，回大陆探亲，人家只当我是老少年，听力不让年轻人，多有面子！”

我说：“老小孩！老小孩！人年岁大了，就像小孩儿！您就算梳个马尾巴，我也不管！”

当然助听器也有缺点，就是只戴在右耳，声音即或发生在左边，她也觉得从右边传来，过去大声讲话，她的裸耳还能听见，现在右耳变得敏锐，左耳就完全没有用了。在花园里，只见她一面种菜，一边不断地转头四顾，寻找碉瞅的小鸟和鸣蝉；行在街上，后面有车驶近，老人家总是做成要躲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