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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还好说,这里本来就是它的统治区域,背后还是江南富庶的“鱼米之乡”,补给不够,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外面运来。这对无后方作战的刘邓大军来说,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刘邓大军的处境愈加困难。
如何找到这些被藏起的贵重物品、粮食,部队动了许多脑筋。到了一个村庄,炊事员、司务长就拿根棍子,把头削得尖尖的,看看哪里的土是刚翻出来的,就使劲地戳,有时挖出来一看,就是一罐或一箱子粮食。挖出来以后,把老乡找来,战士们给他讲道理:“我们是解放大军,不会白拿你粮食的,给你开个借条,将来会还你。”然后给他留一点,其余大半都拿走了。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有次找了半天,没见到一粒粮食,司务长正发愁,炊事员的眼睛却亮了:“司务长,你看那座新坟。”司务长一看,在村边的几座坟旁,有一座看来刚埋不久的新坟。他瞪了一眼炊事员:“有什么好看的,咱们总不能吃死人吧!”炊事员说:“司务长,你不觉得这座坟很奇怪吗?”司务长再仔细一看,果然这座坟周围干干净净的,就连烧纸钱的一点痕迹也没有。司务长的眼睛也亮了:“这里面埋的不是人,肯定是粮食。”两人商量了一阵,叫来几个战士,偷偷地把坟打开一看,果然是一棺材的粮食。
为了搞到粮食,有些战士就向老乡连哄带骗,老乡也屡屡上当。六纵十七旅五十团有个侦察员叫赵石子,鬼点子多,别人在忙着找粮食,他拿着一个望远镜站在村口,对着外面的山坡看了一会儿,回头吓唬老乡:“我看见你们粮食在那里藏着。”说着还用手指了指那个山坡,又说:“你们要是拿出来了,我们要一半就行了,要是让我们自己挖出来,我们就要全部借走了。”老乡不知道望远镜是啥玩意,以为他真看出来了,忙慌慌地去把粮食拿出来了。赵石子还很高兴,以为首长会表扬他一下,谁知政治处主任张镰斧知道后,把他叫来臭骂一顿:“你这是干什么?这不是欺骗老乡吗?你这是搞迷信,你算不算共产党员?把望远镜给我交出来!”赵石子被熊得脸红脖子粗,乖乖地把望远镜拿了出来。
原六纵十七旅五十团三营副营长宁保喜回忆说:
那时我们营里都成立了筹粮队。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筹。上面就来人介绍了许多经验,教我们如何找到粮食,如何让地主交出粮食。我记得他还鼓励我们,说是某某部队住在地主家,地主的媳妇有事没事就来他们住的房子里转转。部队起了疑心,怀疑这间房子有鬼,果然一敲墙壁,里面是空的。打开一看,是个夹墙,中间放满了粮食、金银财宝,部队有粮吃了,款也筹到了。
为了生存下去,部队里开始出现个别人违法乱纪的现象。有些部队打土豪时,向老乡打听谁家是地主,老乡没人讲。战士们就自己找地主,看看谁家的住宅高大、宽敞、房子多,就说这家是地主。实际有些是地主,有些也不一定是地主,但都把人家当土豪打了。还有的部队看到老乡家里有猪,就说:“这家有猪,肯定是土豪。”把猪拉过来就杀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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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成了个大问题(7)
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参谋韩文回忆说:
我们四十九团有一次住在枫树湾,部队没吃的,司令部有个参谋就对通信员说:“这家看起来有钱,像地主,把他们家的小鸡捉起来。”几个人上去,把人家的鸡全部捉起来杀吃了。打土豪本来是政治处的事,但团长苟在合看着政治处打土豪搞来不少东西,司令部吃了上顿没下顿,就对我们这些参谋说:“政治处都在打土豪,你们也要干。”我们一听,商量了一下,村里的土豪都被政治处打完了,我们就只好打房东的土豪。房东家的人跑完了,只留下一个老头,也不知道是他家什么人,我们给他要布,他说没有,还说我们像土匪,连国民党军都不如。战士们就生气了,把他吊起来,问他有布没有,他还说没有。战士们就把他吊着打了一顿,屎尿都拉了一裤子,这才把他放下来。我们就挖他家的地,看看是不是埋有东西,虽然不是挖地三尺,但也够深的,也没挖出什么,就是一些小硬币。苟在合知道了,把我们臭骂一顿,批评了我们一顿。
原六纵十七旅五十一团见习参谋陈德品回忆说:
征粮筹款很难,用正当的办法根本办不到。我们就在白天观察好,看看这家像地主,晚上就到这一家里,地主已经跑了,只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我们也没找到东西,就对这个小孩说:“你父亲跑了,我们解放大军要吃饭,不知道你们家粮食藏在哪里了,你给你父亲写封信,我们先把你带走,你父亲什么时候把粮食交出来了,什么时间就放你。”我们带着他跑了两个月,形势越来越紧,敌人天天在屁股后跟着,我们还带了10多个恶霸地主,也是让他们家人拿粮食拿钱来赎人。上级就命令我们,说要把他们处理掉,带着是累赘,放了又怕他们去给国民党部队报信。那还是半夜,怕暴露目标,也不能开枪,战士们就在路边把那10多个恶霸地主用刺刀捅死了。地主小孩跟我们两个月,我对他有感情了,事先对那个班长讲:“这个小鬼,没有什么事,你们不能把人家也杀了!”班长说:“你放心,我知道的。”第二天我跑去问他,他说是放了。
部队中牢骚怪话也多了,其中有句牢骚流传很广,也很形象地概括了刘邓大军坚持大别山斗争的艰苦生活:“大别山真正好,走小路光摔倒,走错路了没向导,吃糠米,铺稻草。”
上面讲到的找向导也是一件让部队头疼的事情。大别山的地主武装多如牛毛,谁和解放军接触谁就要倒霉,这让部队找个人当向导变得非常困难。要想找到向导,必须得有两个人,一个在前面敲门,一个在屋后边去堵。抓住后,让他当向导,有的说自己眼睛不好,不能带路,有的说:“不行啊,我家没有劳力,我还要到田里干活去。”战士们讲:“给你两块银元,帮我们带一带吧。”但就是这样,老乡也怕国民党报复,还不带。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曾经抓了一个向导,问他附近有什么敌情,他说不知道,问他地方,明明离这里不远,他也说不清楚。走到半路时,他捂着肚子说要解个手,然后顺着山沟提着裤子就跑,有个参谋眼明手快,开了两枪,他吓得不敢跑了。战士们把他抓回来,这个参谋气得让战士们上去打了他一顿。政治处主任苗兴华看见了,喊道:“给我住手,谁让你们这么干的?”这个参谋站了出来:“是我让战士们打的,谁让他还想跑!”苗兴华瞪了他一眼:“你还有理!你看看你自己,像不像个解放军?有你这样找向导的吗?你不会讲道理,做工作嘛!”那个参谋不服气地顶了一句:“我就是这么找的,你们当首长的说得好听,有本事,你们找向导去!”苗兴华看了看他,叹了口气,只好走了。
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侦察排长王道士,是个老红军,作战很勇敢,搞侦察,更是厉害,你让他去抓个国民党军的参谋来,他保证不会给你抓回来个连长。穿便衣出去侦察,也是扮谁像谁,有次他化装成一个算命的,居然把真的算命先生都唬了。但他也有个毛病,就是脾气比较暴躁,动不动就打人。虽说他是个老红军,资格挺老,也能打仗,但就是升不上去,有时好不容易提了一职,没过多久,又犯了老毛病,职务又被撸了下来,至今依旧是个排长。有一次侦察排找了两个向导带路,谁知这两个人带了两三里,路过一个拐弯时,一弯腰就往山里窜。王道士叫了起来:“回来,给我回来!你们拿了钱还要跑!”但这两个人头也不回,一个劲地往山里跑,眼看就要不见了,王道士夺过战士的冲锋枪,一下子把这两个向导打死了。政委郝培苗立即让人把王道士绑了起来,要就地枪毙。团长唐明春不干了:“这两个人说不定就是土顽,打死了活该!王道士是个老红军,又能打仗,犯些错误也是难免的,怎么处理都行,就是不能枪毙!”争执了半天,只好把王道士的排长职务撤了,给了一个处分。但王道士因为作战勇敢,不久又恢复排长职务。但在后来的淮海战役后,侦察排的一个战士因为偷拿了一个俘虏的手表被关了禁闭,他就找茬对指导员骂骂咧咧,动手打了指导员几个耳光,还让副排长也去打了指导员两个耳光。这是一起严重破坏军纪的事件,捅到了尤太忠、邓小平那里,这时正好又遇到全军进行纪律整顿,撞到了枪口上,执行了军法。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8)
初进大别山的喜悦慢慢没有了,严酷的现实让一些指战员产生了想法,觉得大别山根本就不像个老根据地,老乡不帮忙不说,还经常给部队出难题。强烈的思乡想家情绪和对现实的失望情绪出现了,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很多指战员的普遍感受。这对部队的影响很大,个别部队出现了战斗意志衰退,一些能打的仗不打了、不该放跑的敌人却放跑了等等。这些还是次要的,最严重的是,一些部队连人民军队的宗旨也置之脑后,出现了打老乡、抓向导、拉水牛、拖猪捉鸡、抢东西等现象,甚至还出现了调戏妇女的现象。
这在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想都不敢想的严重违纪现象,在各个纵队都或轻或重地存在着。老人们说,这不是哪个纵队的情况,几乎每个部队都有。
对一支人民军队来说,这是一种比打了败仗还要危险的严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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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枪毙,三个不准(1)
部队出现的违法乱纪情况,让刘邓首长忧心如焚。无论是哪种性质的军队,一个有理智的指挥官都明白,一旦纵兵殃民,部队的军纪败坏,战斗力也就无从谈起,凡是一流部队,都视破坏纪律为军队之癌,一旦扩散,整个部队说垮就垮。作为一支人民军队,刘邓首长当然更不会坐视不管,任其发展。
1947年9月2日,刘邓在新县小姜湾召开整顿纪律大会,他们让野司保卫科科长张之轩带人到各个路口,只要有部队路过就拦下,带到这里听首长讲话。在这次会议上,刘伯承痛心疾首地说:“部队纪律这么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邓小平严肃地批评道:“部队纪律这样坏,是我们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己挖坟墓!”首长们在会议上宣布了三条: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会议还规定,各个部队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
会议结束后,刘邓首长让政治部立即派人到各个部队去传达。张之轩赶到商城,遇到了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还笑呵呵的问他:“老张,这次又有什么精神了?”张之轩看了看部队带着的几个向导,说:“赶紧整顿纪律,首长发脾气了,不准再带向导了!”唐明春一听,忙让战士们把那几个向导放了。张之轩接着又向他传达了“三个枪毙”和“三个不准”。
刘邓对整顿部队纪律非常重视。在这期间,野司枪毙了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这一事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原野司保卫科科长张之轩回忆说:
10月13日,野司到达黄冈总路嘴镇,镇上的老乡已经跑光了,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关门,街上没有行人,冷冷清清。我们站在路边,忽然看到一个解放军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从一家店铺出来了。邓小平脸色立即变了,他追了几步没追上,就对我说:“你去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