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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回家前，委员会的钱柜里存有两位先生的3万元。
晚上8点，炮击异常的猛烈！南面的天空被整个映红了。防空洞的院子内挤满了难民。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哀求我们放妇女和儿童进来。我实在听不下去这种苦苦的哀求，两扇大门被我全部打开了，想进来的人全被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把人们安置在房间的旮旯里。大部分人带着自己的被褥，在露天席地而卧。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国旗下面，德国国旗是为防日本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炮弹和炸弹一刻不停，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密集。南面已经整个变成了火的海洋，到处是山崩地裂的声响。我戴上了钢盔，让我的中国助手、好心的韩（湘琳）先生也戴上了一顶，因为我们两人是不进防空洞的，因为里面已经没有地方了。我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像只猎犬一样；在人群之间穿梭，在这儿安抚两句，在那儿训斥一下，大家终于都乖乖地听我的话了。快到半夜的时候，我的院门前突然发出了一种可怕的沉闷的响声。我的朋友、礼和洋行的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我们的财务主管，安全区的财政部长）来了。“克里杉对克勒格尔先生的昵称。，天哪，你来这儿干什么？”“只是来看看你怎么样！”他告诉我，中山路遍地都是逃跑的中国军队扔下的军服、手榴弹和各种各样的军用物资。“还有一件事，”克里斯蒂安说，“刚才有人愿意出手一辆尚能使用的公共汽车，只要20元，您说要不要？”“克里斯蒂安，都什么时候了！”克里斯蒂安接着说：“我和他已经约好了，让他明天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半夜时分，炮火声有所减弱，于是我便躺下来睡了。在北面，漂亮的交通部大楼在熊熊燃烧着。我有48小时没合眼了，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痛。办公室安置了30人，储藏煤的地下室安置了3个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院子里，在露天，在石子路上！都已经睡着了。
晚上9点，龙先生悄悄告诉我，根据唐将军的命令，中国军队在晚上9～10点撤退。后来我听说，其实，唐将军在晚上8点就脱离了自己的部队，已经乘船到浦口去了。龙先生告诉我，他和周先生是奉命留下来照顾伤员的。他诚恳地请求我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存放在我这里的3万元就是用于此目的的。我高兴地接受了这笔捐赠，并答应提供帮助，因为那些急需各种医疗救护的伤员们的苦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我入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刻终于过去了！
12月13日
大清早，空袭再次把我惊醒时，我感到非常失望。炸弹又一次像冰雹般地落了下来。昨天晚上，日军只攻占了几座城门，还没有推进到城内。
到达委员会总部后，我们在10分钟内便成立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我是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约翰·马吉担任红十字会主席，数周以来，他就一直计划着要成立一个红十字会。委员会的3个成员雷乘车前往设立在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军医院。通过他们的巡视，我们知道了这几所医院的悲惨状况，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猛烈交火的时候逃走了，撇下无人照看的病人。于是我们迅速找来了一面红十字旗挂在外交部的上空，并召回了相当数量的人员，他们在看见外交部上空飘扬的红十字会旗后才回到军医院。外交部的进出口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伤亡人员。院内和整个中山路一样满地都是抛弃的武器装备。一堆不成形的东西摆放在大门口停放的一辆手推车上，仿佛是具尸体，露出的双脚表明他还没有断气。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大街往前开，时时刻刻都会有因为碾过散落在地的手榴弹而被炸飞上天的危险。我们转弯开进上海路，街道上躺满了死亡的平民，再往前开迎面碰上了向前推进的日本兵。这支分队通过一名会讲德语的医生告诉我们，要过两天日本军队的指挥官才能到达。因为日军是经新街口向北挺进的，所以我们的车就绕过日军的部队，快速地开了过去。沿途我们通过缴械救下了3个分队约600名中国士兵。有些士兵不愿意放下武器，但当看到不远处日军已经逼近时，他们最终还是决定放下武器。我们将这批人安置在外交部和最高法院。我们的另外两名委员会成员则继续往前行驶，在铁道部碰到了另外一支约400人的中国部队。我们的人同样要求他们把武器放下。这个时候有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朝我们射击。我们只听见子弹呼啸而过，就是不知从哪儿射来的。直到最后我们才发现，是一名拿着一枝卡宾枪的中国军官骑在马上在四处扫射，可能是他不同意我们的做法。
应该承认，从他的立场出发，他这样做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尽管如此，我们经过考虑认为必须坚持我们的做法，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如果在安全区的边上发生了巷战，那么毫无疑问，逃跑的中国士兵就会撤进安全区，这样安全区就不是一个非军事化的区域了。它即使不被日军摧毁，也会遭到日军的猛烈射击。所以我们一直希望除了被日军当作战俘之外，这些完全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不会有其他危险。朝我们射击的那个中国军官后来怎么样了，我们不知道，我只看见我们的汽车专家哈茨先生夺下了他的枪。
回到总部后，我发现大门口非常拥挤，这里也涌来了一大批无法渡江撤退的中国士兵。他们都接受了我们缴械的建议，然后被安置到了安全区的各个地方。施佩林站在大门口，脸色非常严肃，他手里拿着毛瑟手枪，当然子弹没有上膛。他监督武器是否排放整齐，并清点数目，因为我们准备将武器清点后移交给日军。
日军会不会驱散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袭扰或惩罚难民区内聚集的人群，让我们十分担心。因此发布了如下公告：
致难民收容所难民的重要通知
1．紧急呼吁所有的人尽可能不要在街上逗留。
2．在最危险的时候，建议躲在房子里或不会被看见的地方为好。
3．我们提醒注意，难民区是专为难民设立。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难民区无权为中国士兵提供保护。
4．如果日军来难民区检查或巡视，必须予以通行，不得对他们实施任何抵抗。
。。
12月14日（1）
我们分别用英语和日语草拟了一封信，准备面呈日本指挥官。下面是这封信的译文：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致指挥官先生南京宁海路5号
驻南京日本军队 1937年12月14日
尊敬的指挥官先生：
请允许我们在此表达对贵炮兵部队的谢意，他们遵守纪律的行为使得安全区幸存。为了维护中国平民的利益，我们想就未来的计划安排与您取得联系。
国际委员会承担在安全区安置滞留城中的中国居民的责任。米面已有储备，可暂时接济难民。委员会同时还接管了安全区内的中方警务管理工作。
委员会现请求如下：
1．恳请在安全区各通道口派驻日军岗哨。
2．安全区由区内平民警察保护，平民警察只携带手枪。请予以批准。
3．批准委员会在安全区内出售米面并设立粥厂。委员会在其他城区有粮食储备，请准予我们的卡车通行，运输粮食。
4．在难民全部返回原住处前，请准予委员会继续保留目前对房屋的管理权（即便能够返回，仍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无家可归，必须得到照料）。
5．准予委员会与贵军合作，尽快恢复水电供应和电话通讯。
昨天下午，出现了一个从未想到的局面，大量逃跑的中国士兵在城北无路可退，其中一部分来到我们办公室，请求怜悯，救他们的命。我方代表为此试图和贵军司令部取得联系，但是只在汉中路遇见了一位上尉。以上提到的那些中国士兵已经被我们解除了武装，他们被安置在安全区的房子里。
现恳请您能宽恕这些士兵，考虑他们的愿望，准予他们重新过和平的平民生活。
在此，我们想向您介绍国际红十字会，约翰·马吉先生（美国人）为该会主席。该会已经接管了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的几所原军医院，院内全体人员的武装昨天就被解除了。该会保证这里的建筑物将来不会被用于医院以外的其他用途。如果地方够的话，我们建议将所有中国伤员安置在外交部。
为了中国平民百姓的安康，我们期盼着能有机会和您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谨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拉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原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秘书宋（音译）先生还承担了翻译的工作，60岁的宋先生也是我们下属的红卍字会成员。我们找了约6名日本军官，他们让我们和明后天才抵达的日本陆军谷寿夫将军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时任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据1947年3月10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载：“由谷寿夫所率之第六师团任前锋，于1926年12月12日傍晚，攻陷中华门，先头部队用绳梯攀援而入，即开始屠杀。第二天早晨又率大军进城，与中岛、牛岛、末松等部队，分窜京市各区，展开大规模屠杀，继以焚烧奸掠。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1926年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及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尸横遍地，惨绝人寰。其残酷之情状，尤非笔者所忍形容。”联系。
在开车经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被破坏的严重程度。汽车每开100～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看见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这些人应该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
12月14日（2）
日军把10～20个士兵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全部洗劫一空了。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我是无法相信的。他们砸开店铺的门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也许是因为他们缺乏食物。我亲眼目睹了德国基斯林糕饼店被他们洗劫一空。黑姆佩尔的饭店也被砸开了，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是如此。一些日本士兵把掠夺来的物品成箱成箱的拖走，还有一些士兵征用了人力车，把掠夺的物品运到安全的地方。我和福斯特先生去看了他在太平路上的圣公会教堂。教堂旁边有几所房子，其中有一所被两枚炸弹击中。这些房子全被砸开并洗劫一空。几个日本士兵正打算把福斯特的自行车也拿走，见到福斯特和我，他们愣住了，随后便迅速溜走了。我们把一个日本巡逻队拦住了，告诉他们这里是美国人的地盘，请他们让抢劫的人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只是笑笑，理也不理我们。我们遇见了一队约200名中国工人，日本士兵把他们从难民区中挑选出来，将他们捆绑着赶走。我们的各种抗议都没有结果。我们在司法部大楼里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约有400～500人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估计他们是被日本人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这种做法把我们惊呆了。
我们安置伤兵的外交部已经不允许我们进去，中国医护人员也不准离开。我们成功地抢在日军下手之前，在空房子里安置了一批125名中国难民。韩（湘琳）先生说，他家隔壁的一所房子里有3个十四五岁的姑娘被日本兵拉走了。贝茨博士报告说，连安置在安全区内房子里的难民们仅有的一点点东西也被抢走了，就连仅剩的1元钱也逃不出闯入者的手心。我的私人住宅也来了几队日本兵，当我出现并向他们出示手臂上的国社党卐字袖章后，他们就撤走了。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