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在朝鲜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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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英在朝鲜战场- 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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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彭叔叔!”
  “哎——”彭德怀把后音拉得很长,“以后不要再叫叔叔了,我是你的司令员,你是我的参谋。你要再叫我彭叔叔,我就不带你去朝鲜了。”
  “是,彭总!”毛岸英举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这就对了!”彭德怀又面向毛泽东,表情严肃地说,“主席,你亲自把儿子送往前线,去抗美援朝,这件事要是让记者知道了,那可是头条新闻哟!”
  “我看还是不让他们知道为好,否则传到杜鲁门的耳朵里,又要说我毛泽东好战喽!”善战而不露兵气的毛泽东说完爽朗地笑了起来。
  彭德怀嘴上答应了带毛岸英赴朝,但心里着实有些不放心。头一次和美国佬作战,国内亲美、崇美、恐美的人不少,而毛主席送子从军,这本身就是一种示范的姿态。但是,彭德怀深知毛泽东对岸英的喜爱,他毕竟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呀,战争不是儿戏,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他彭德怀是没法向毛主席交代的!
  两眼盯着酒杯的彭德怀此时想起一首唐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他的心里嗖的一声冷噤了,于是抬起头来望着毛泽东,婉言劝阻道:“主席,这件事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毛泽东脸色一沉,目光严峻地说:“刚才你老彭不是答应了吗?怎么现在又变卦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嘛!”
  “主席,你听我说……”
  毛泽东打断彭德怀的话,转用低缓平和的口气说:“老彭啊,我看你就收下他吧,我替岸英求个情!打仗是要有人上战场的,也一定会有人牺牲。既然我是军委主席,就应该首先把自己的儿子送上前线。岸英会讲俄语和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要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有他在你身边,同各方面联络都方便些。”
  听了毛泽东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彭德怀不再作声,只是两眼盯着天花板,眼眶泛着亮光,任凭泪水往下流。毛泽东为了中朝友谊,为了世界和平,把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家庭都押上去了,足见他为打赢这场战争的勇气和信心!想到此,彭德怀猛然一拍桌子:“好,我收下了!岸英,我带你去朝鲜!”
  毛泽东举起酒杯,朗声说道:“那么,这杯酒……是为你们两个人壮行的啰!还是那句老话,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说完,很少喝酒的毛泽东破例地一下子把酒倒进嘴里。
  毛泽东: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
  十月六日上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了军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军队入朝方案和更换装备、后勤供应及组建抗美援朝指挥所等问题。朱德、彭德怀及军队的有关高级将领参加了会议。林彪也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继续反对出兵援朝。
  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形成以后,立即着手研究以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开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研究,想用“支援军”的名义出兵,即派出“中国人民支援军”去支援朝鲜人民,大家都认为用这个名义比较合适,因此就作为初步意见定了下来。
  然而,用“支援军”名义出兵毕竟是初步意见,一旦真的要公之于众,付诸实施,毛泽东又慎之又慎,思忖再三,未能作出最后的决断。他认为,以什么名义出兵不是个小问题,兵家最忌“师出无名”,尤其是在国际事务中,一个行动以什么样的名义来实施,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章 参加志愿军(5)
就在毛泽东等人为“出师之名”颇费踌躇的时候,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就“支援军”一事主动登门求见。
  开国之初,无论大事小情,毛泽东都特别注重听取资深年迈的民主人士的意见。这种从谏如流的民主作风赢得了党外民主人士的普遍赞誉,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政通人和、言路畅达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对黄炎培先生了解颇多,知道他有一些真知灼见而又敢于直言,所以很尊敬他,经常就国家大事的决策问题征询他的看法。因此,听说黄炎培造访,毛泽东非常高兴,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命人通知周恩来赶快过来一起听听黄老先生的高见。
  黄炎培,字任之,生于一八七八年,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清末举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关于出兵朝鲜,有个问题需要考虑呀!”白髯飘飘的黄炎培刚一落座,未及寒暄,便开始向毛泽东建言献策。他诚恳而又关切地说:“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出兵朝鲜,虽然是正义之师,但是名字若起得不好,这个仗就不好打。”
  “我们打算叫中国人民支援军。所谓支援军,既是支援朝鲜人民,也是卫国自救!”周恩来的苏北话富有音乐感。
  “这样的叫法是不是师出无名?”黄炎培微眯双眼像测字先生那样充满着玄机,“我看需要再斟酌斟酌。”
  “支援朝鲜人民打击美国侵略者,怎么能说是师出无名呢?黄任老有何高见,快快请讲!”周恩来谦逊地微笑着,满怀期待地看着黄炎培。
  “‘支援军’,顾名思义,那就是派遣出去的军队。谁派遣出去的?只能是国家。‘中国人民支援军’,就是中国政府派出去支援朝鲜打美国人的军队,但我国政府并没有向美国公开宣战呀!”
  “哦,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伸手从脱了漆的小学生用的旧铅笔盒里抓起一支粗大的铅笔,将面前稿纸上的“支援”二字嚓的一声画掉,改写成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志愿”。然后掷笔于案,欣然道,“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这是民间的事儿,中国人民志愿去帮助朝鲜,他们不愿看到朝鲜人民挨打。这不是国与国的对立,是民间的互相帮助。”
  周恩来恍然大悟,连声说:“好好好,‘志愿’二字好,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的志愿兵,连美国独立战争都有法国的志愿军参加。”
  其实,三十年前,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组织过志愿军,他用几支老枪、木枪以空城计慑退了打算进城洗劫的王汝贤残部,还缴获了他们的洋枪洋刀,避免了一场兵火之灾。
  “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年过古稀的黄炎培满意地笑道,“你们领导人时光珍贵,我没意见了!”说着就出了门,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把他送上车。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正式确定下来了,毛泽东一道命令,集结在东北的几十万解放军正规部队,都换上了那种像偏大襟女装一样的黄军衣,当时有人称之为“国际服”。后来在土黄色“国际服”的胸前,又佩戴写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字样的长方形标志。
  由于出兵时间万分紧迫,彭德怀临时指挥所的军事、机要、通讯、秘书、翻译等人员都还没有完全到位。也就是在十月六日这一天,总参代总长聂荣臻指示作战部部长李涛马上选调几名参谋人员充实到志愿军临时指挥所,同时选调一名俄文翻译,以便同苏联派到中国和朝鲜的军事顾问互通情报。
  李涛当天就从总参作战部选调一名处长(成普)、两名参谋(徐亩元、龚杰),另由军委办公厅外文处调来一名俄文翻译刘某。十月七日,李涛当面询问了刘某的个人历史和家庭情况后认为,此人刚从外语学院毕业不久,尚未经过严格的政审和考验,而我国出兵援朝和苏联军事顾问之间的联络是绝对保密的,万一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向聂荣臻建议:此人不宜在彭老总身边工作,是否考虑另选一名俄文翻译。
  聂荣臻经再三考虑,认为刘某在志愿军指挥所做翻译确实不太合适。可是彭德怀第二天就要出发去东北,到哪里去找可靠合适的俄文翻译呢?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聂荣臻忽然想起第一个向彭德怀报名参加志愿军的毛岸英。岸英会俄语和英语,从事过机密情报工作,又经受过血与火的考验,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时间紧迫,聂荣臻来不及向毛泽东请示,便命令李涛马上通知毛岸英到作战室面谈。可是李涛不知道毛岸英在什么地方,经多方打听,有人说他在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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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参加志愿军(6)
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不得不向毛泽东询问毛岸英的联系地址。他拨通了菊香书屋的电话:“主席,有一项工作要向您请示。彭老总明天就要带他的一班人马去沈阳开展工作了,可是他的俄文翻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毛泽东打断聂荣臻的话,爽快地说:“那就不用找了,让岸英去吧!”
  聂荣臻大吃一惊,没想到事情竟然这样凑巧,毛主席也想到了让毛岸英当彭德怀的俄文翻译。于是说:“岸英现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
  “他在北京机器总厂工作,我通知他。”
  这天傍晚,毛岸英去中南海看望父亲。李银桥的爱人韩桂馨在丰泽园门口看见了毛岸英,赶忙叫住他:“岸英,你过来!”
  毛岸英笑着走近韩桂馨:“韩姨,有事吗?”
  “你干什么来了?”韩桂馨明知故问。
  “我来看爸爸。”毛岸英直说。
  “没别的事儿?”韩桂馨又关切地追问一句。
  “想和爸爸谈一谈去朝鲜的事。”毛岸英知道韩桂馨问话的意图,便说,“韩姨,你放心吧!我上过战场,打过德国鬼子!”
  韩桂馨靠近毛岸英,谨慎而又含蓄地说:“你李叔已跟我讲了,我总也不放心。今天见了主席,你就说思齐舍不得你去,你爸爸会重新考虑的。”
  毛岸英笑了笑:“思齐她同意呢!她还鼓励我……”
  “傻孩子,你怎么不明白我的话呢?”从战争中走过来的韩桂馨有些着急地说,“我是说你得找个借口……”
  “这个借口我可不能找。”毛岸英安慰韩桂馨说,“我知道韩姨和李叔对我好,但请你们放心,我跟着彭叔叔,不会有事的。”
  “话可不能这么说,那是战场呀,美国的飞机天天在扔炸弹!”韩桂馨看到毛岸英的态度坚决得十八匹马儿都拉不回来,就关切地说,“你爸爸决定了的事,别人也难改变。你到了朝鲜可千万千万要小心,处处机灵着点儿,多打胜仗早点回国……”
  韩桂馨走出丰泽园的楠木大门,到中南海北门收发室上班去了。她边走边怅然自语:毛主席有这样一个好儿子,真是前世修福,后继有人啊!
  身着驼色毛衣、脚穿黑色布鞋的毛泽东正在叶影斑驳、杨柳婆娑的庭院甬道上散步,看见毛岸英过来,连忙招手说:“岸英,你来一下,秘书正要去找你呢!你去朝鲜的事组织同意了,你赶紧去居仁堂一趟,作战部长李涛同志正等着要和你谈话呢!”
  毛岸英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振奋,顾不得给父亲请安,就从水波摇曳的南海侧畔快步走向那座被称作“白虎节堂”的作战室。李涛直截了当地向他交待了工作任务:“岸英同志,志愿军指挥所需要一个俄文翻译,我们研究由你担任,你看怎么样?”
  “我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我是学俄语的,也懂英语,我认为我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毛岸英也以军人的口气满怀信心地说。
  “不过,时间可能紧了一些,你明天就得跟彭老总乘飞机去沈阳。”
  “没问题,我家里没有什么牵挂。再说,革命战士哪里需要哪里去,我随时作好了战斗的准备。”毛岸英像一艘升火待发的战舰,随时准备起锚。
  “那你明天上午就到这里来集合,和你一起去沈阳的除了彭老总之外,还有几个人,到时见面你们就认识了。”
  “请李部长放心,我明天准时来这里报到。”
  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几十年后曾这样回忆道:
  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原先确定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的张伯衡同志,但当时张已担任军委外文处处长。由于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北京,张伯衡工作很忙,难以离开,后来又挑选了一名年轻的新翻译,可是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同志提出,入朝作战非常机密,应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和可靠的翻译,当时时间很紧,我立即向毛主席请求怎么办。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这样,毛岸英就随彭总一起入朝了。
  离开总参作战部以后,毛岸英又去拜访了帅孟奇老人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回到家中已是凌晨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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