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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附近教堂里的钟正在徐缓地敲着十点。
这时候她会在干什么呢？她肯定是坐在餐室里做针线活：书记员则坐在她旁边：他们一边玩着比斯卡牌戏，一边大声笑着；也许在黑暗中她正在桌子下面碰他的脚！他想起了她的脚。他还回想起，当她跳过地里的泥潭时，他曾瞥见她的一小段长袜；这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使他从她的大腿，越过一些想来必定很美的部位，一直想到她的乳房……啊，他多么爱这个该诅咒的姑娘啊！然而他却没法把她搞到手！任何男人，不管有多丑、多笨，都可以到济贫院路去求她的妈妈把她嫁给他，他们还可以到大教堂来对他说：“神父先生，我要和这个女人结婚了，请为我们证婚吧。”他们在教会和国家的保护下，可以亲吻她的手臂和她的乳房！可是他却不能。因为他是一名教士！这都是那个该死的、喜欢叽叽喳喳的达莱格罗斯侯爵夫人一手造成的！
他于是憎恨起整个世俗世界来，因为他已经永远失去了那些特权。由于他所担任的圣职不允许他涉足那些世人的社交娱乐活动，作为补偿，他只能在他的教士身份使他在精神上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中寻求安慰。那个可怜的书记员可以娶那个姑娘并占有她——但是跟一个天主赋予了无上权力的教士相比，他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从这种想法中得到满足，心中居然对他担任的圣职充满了自豪感。但是很快，一个凄凉的想法便袭上心来：这种支配地位只在抽象的精神领域内起作用；他永远不可能对整个社会显示它的威力。它在教会内是上帝；但一到光天化日之下，它就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平民了。不信教的人把所有僧侣的行为只看作是对那些狂热教徒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影响……使他伤心的正是这一点，即教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正在缩小，教士的权力遭到削弱，这种权力仅仅限于精神方面，而对人的肉体、生命和财富却无能为力。这里所缺少的正是当年教会就是国家、教士就是属下所有教徒的世间主人的那种权威。在这种情况下，为教徒们打开或者关上通往天国的大门的那种神秘的权利对他还有多大的意义呢？他宁愿要古代那种开关地牢门的权利！他要使书记员和阿梅丽亚之流在他黑色长袍的阴影下吓得发抖。他渴望成为一名古代教会的教士，渴望享受斥责他人的特权，使人一看到他便想到执行绞刑的刽子手，于是不寒而栗，而在莱里亚，在教会的管辖之下，他要使那两个追求幸福的人，一想到严刑拷打和残酷的惩罚便胆战心惊——到那时候，他和她就会被逐出教门了。但他一边冥想着若昂·埃杜瓦多和阿梅丽亚的事情，一边又深感痛惜，因为他已经再也无法像中世纪的宗教法庭那样对别人处以火刑了！
就这样，那位已经无法加害于人的年轻教士，在感情受到挫折后极为兴奋的情况下，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竟妄想再回到天主教专制统治的人世生活中去。这也难怪他，因为所有的教士，即使是最愚蠢的教士，都难免有被教会想把精神上的自我克制强加于人的奢望或是它妄想统治全世界的野心所打动的时刻。每一个副助祭都难免有时候会以为自己可以成为圣徒或者教皇：从来还没有哪位神学院的学生，哪怕只有瞬息的时间，不曾一往情深地向往过沙漠中的大洞穴，因为圣哲罗姆曾在那里仰望着繁星密布的夜空，感受到天主的恩赐像一条流淌着牛奶的河落入他的心田；就是那位大腹便便的修道院院长，当他傍晚带着一副长者的神态坐在阳台上，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剔着牙缝的时候，他在内心深处也自以为具有托尔克马达①的素质。
①托尔克马达（torquemada）：死于一四九八年，西班牙多明我会修道僧，西班牙宗教法庭第一任庭长。
阿马罗的生活变得凄凉沉闷了。到了三月，天气仍然潮湿而阴冷；在大教堂做完礼拜后，他走进自己的住房，脱掉沾满污泥的靴子，穿上拖鞋，便坐下来陷入百无聊赖的苦恼之中。他三点钟吃饭；每当他把汤碗有缺口的盖子掀开时，他总会带着辛酸的渴望回想起在济贫院路吃饭的时候，阿梅丽亚裹着洁白的围巾，温柔体贴、满面笑容地把鹰嘴豆汤递上来的情景。在一旁伺候他的是骨瘦如柴，身材高大，模样活像个穿裙子的大兵的维森西亚；她一直感冒不愈，所以不时地转过脸去，大声地把鼻涕攥在围裙上。她很不爱干净：餐刀在油腻的水中洗过以后，湿漉漉的就摆上桌子。阿马罗虽然讨厌她，对她很冷淡，但他从不抱怨；他一点胃口也没有，匆匆吃完算数。叫她把咖啡端来以后，他便坐在桌边一呆几个小时，坠入孤独的深渊；他默默无言，闷闷不乐，只是不停地把香烟头在盘子边上捻熄。风从破门的裂缝中吹进来，他感到膝盖和两脚冻得冰凉。
大教堂神父从来不到索萨斯路来，因为，正像他自己说的：“一想到要走进那所房子就让人肚子痛得难受。”而阿马罗因为日见忧郁，也一直没有再到胡安内拉太太家去过。他很不高兴，因为她没有派人来请他去参加每个礼拜五晚上的聚会；他把这种怠慢归咎于阿梅丽亚对他的敌视；因此，为了不见到她，他便跟西尔韦里奥神父调换了做弥撒的时间，避开她通常去参加的中午弥撒而去做九点钟的弥撒。对他所作出的新的牺牲他忿恨不已，耿耿于怀！
每天晚上，阿梅丽亚一听到钟声响起，便感到心里怦怦直跳，一刹那间，她好像就要窒息一样。接着，若昂·埃杜瓦多的皮靴就会在楼梯上吱嘎作响，再不就是听到甘索索姐妹的长统橡皮套鞋的啪嗒啪嗒声。这时候，她就会往椅背上一靠，因为一再的失望而痛苦地闭上眼睛。她盼望着阿马罗能来；有时候，钟敲十点，他完全不可能再来了，她便感到失望和伤心，禁不住要哭出声来，于是她便把针线活往旁边一推，说道：
“我要去睡觉了，我头痛死了。怎么也好不了！”
她一下子扑倒在床上，痛苦地低声说道：
“啊，圣母马利亚，我的保护人！他为什么不来，他为什么不来呀？”
自从他搬走以后，她几乎没有出过门。现在，整幢房子显得空荡荡的，没有一点生气。当她望进他的房间，看到衣架上没有他的衣服，五斗橱顶上没有他的书时，她突然放声哭了起来。她跑过去亲吻他枕过的枕头，狂热地把他擦手用过的最后一块毛巾紧紧地抱在胸前。他的面容经常浮现在她的眼前，他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她的梦中。由于他不在，她的爱情的火焰反而燃烧得更高更旺，正像一块点着的木柴被人从火堆中抽出来以后烧得更旺一样。
一天下午，她出门去看望一个在医院里做护士的表姐。走到桥边时，她看到一群人正惊奇地围观着一个头发挽成髻、身穿鲜红短上衣的姑娘。这个姑娘挥舞着拳头，嘶声喊叫着在骂一个当兵的。那当兵的小伙于是贝拉①人，一张傻乎乎的圆脸上长满了初生的细软短须。他转过身去，背对着她，两手深深插在口袋里，耸耸肩膀，咕咕哝哝地说道：
①贝拉：葡萄牙中部偏北的一个地区，分上贝拉、下贝拉和滨海贝拉三个省。
“我又没对她怎么样，我又没对她怎么样……”
在连拱廊里开布店的瓦斯克斯先生停下来看了一下。他对这种乱糟糟的社会秩序很不赞成。
“什么事儿啊，这么闹哄哄的？”阿梅丽亚问。
“听着，阿梅丽亚小姐！这只不过又是当兵的开个玩笑罢了。他把一只死老鼠甩到她的脸上，这女人便引起了这场骚乱。当然了，他们俩都喝醉了！”
穿鲜红上衣的姑娘转过身来——阿梅丽亚大吃一惊，原来是她的同窗好友若安尼尼亚·戈梅斯，她过去曾做过阿比利奥神父的情妇！后来神父被免职，便遗弃了她；她到了庞巴尔，后来又到了波尔图，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之后，重又回到了莱里亚，住在兵营附近的一条小巷里，身患肺结核，受到整团士兵的糟蹋、蹂躏！多好的先例啊，神圣的天主，多好的先例啊！
而她也爱着一个教士！她也像从前的若安尼尼亚一样，神父不来拜访，就趴在针线活上痛哭。这种感情会把她引到什么地方去呢？引到跟若安尼尼亚同样的命运上去。她已经想象到自己被教区神父遗弃后的情景：肚皮里怀着一个孩子走在街上，连一口吃的面包也没有，人们都用手指对着她点点戳戳。像一阵大风一下子吹散了满天的乌云一样，跟若安尼尼亚的邂逅使她产生的恐惧感把她坠入其中不能自拔的情网扯了个粉碎。她决定利用分开的这段时间把阿马罗忘掉：她提醒自己要赶快跟若昂·埃杜瓦多结婚，以便从一种有约束力的道德义务中寻求庇护。于是连续好几天，她都强迫自己对他产生好感，她甚至开始为他绣起拖鞋来。
爱一个教士是伤风败俗的，这个观念每向她的爱情进攻一次，都使它萎缩一点，直到最后好像是枯死了；但慢慢地，她以为已经死掉的爱情又一点一点地绽开，一点一点地复苏，向她整个的身心袭来。在白天，在夜晚，不管是在做针线还是在祈祷，阿马罗神父的身影，他的音容笑貌总是出现在她的眼前，带着越来越大的魅力诱惑着她。他正在做什么呢？他为什么不来呢？也许他爱上了别的什么人吧？她心中的妒火越烧越旺，使她沉浸在一种痛苦的气氛中而无法摆脱。如果她从中跑出来，它便跟踪而至，把她团团围住，迫使她就范。爱的火焰燃遍她的全身，她的决心动摇了，像脆弱的鲜花一样枯死了。即使有时候重新想到若安尼尼亚，她也会忿忿然驱开这种想法，死死抱住她所想到的种种荒唐理由，为自己爱上阿马罗神父进行辩解。现在她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把他抱在怀里吻他——啊！吻他！然后，如果需要的话，就去死！
于是，她对若昂·埃杜瓦多的爱变得越来越不能忍受了。她觉得他简直是个笨蛋。
“啊，真讨厌！”晚上一听到他上楼梯的脚步声她便自言自语地咕哝。
她没法忍受他两眼一直盯着她看的那副神态，她没法忍受他的黑色短外套；他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地方长官，这使她感到厌恶。
她把阿马罗看成是理想的爱人。夜里睡在床上她辗转反侧，做着交欢的美梦；白天，嫉妒和绝望的感情折磨得她心神不宁，把她变成了像她母亲所说的“一个整天绷着脸的痴女人”。
“天哪，我的女儿！你到底是怎么啦？”她妈妈大声喊道。
“我觉得不舒服！我觉得我就要生病了！”
事实上，她真的面色发黄，胃口也没有了。终于有一天早晨，她发烧了，一直睡在床上不起来。她妈妈吓坏了，忙把戈韦阿医生请了来。老医生看过阿梅丽亚以后，走进餐室，吸了一撮鼻烟，感到很舒服。
“我说大夫，是什么毛病啊？”胡安内拉太太问。
“把你女儿嫁出去吧，胡安内拉太太，把她嫁出去吧。这话我已经给你讲过多遍了，老嫂子！”
“不过大夫……”
“把她嫁出去。胡安内拉太太，就是这句话，把她嫁出去！”他拖着患有风湿病的右脚轻轻走下楼梯时，又重复了一遍。
后来，阿梅丽亚的病情终于有了好转——这使若昂·埃杜瓦多非常高兴，因为在她生病期间，他过得很凄凉，深为不能在她身边护理而感到惋惜；有时在事务所，甚至还把伤心的泪水滴在严厉的努内斯·费拉尔盖好图章的证件上。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天，阿马罗在大教堂参加九点钟开始的弥撒。在他走上祭坛时，突然在会众中看到了阿梅丽亚。她穿着那件镶着大荷叶边的黑绸子连衣裙，跪在她母亲身边。他把眼睛闭了一会，只觉得两手发抖，连圣餐杯也抓不住了。
阿马罗含糊不清地读完福音书，在祈祷书和自己身上画过十字后，便转向众人说道：“DominusVobisum。”①这时，药铺老板卡洛斯的老婆悄声对阿梅丽亚说，教区神父面色这么黄，一定是哪里不舒服。阿梅丽亚只觉得血往脸上涌，忙俯身在祈祷书上，没有回答。在整个弥撒期间，她跪着坐在脚后跟上，沉醉在一种多情的、幼稚的狂喜之中。看到他在场，看到他举着圣饼的修长的细手，看到他轮廓好看的头按照仪式垂下以示崇敬，她都感到欣慰。当他匆匆说出几个拉丁文短语、嗓音稍微响一点时，她便感到全身充满一种甜蜜的激动；当神父左手贴胸，右手伸向空中，转向会众说“祝福你们”时，她瞪大双眼，全神贯注地望着祭坛，仿佛他就是她心目中那位保佑着众教徒的天主——他们低着头跪在大教堂内，一个接一个地一直排到大教堂门口；而在门口，许多乡下人手里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