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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沃站在柜台面前，把帽子推到后脑勺儿，急于要把他那句曾在里斯本博得了满堂彩声的笑话说出来：
“奥索里奥大叔，给我们来一份国王肝、两份教士腰子，要烤的。”
奥索里奥大叔向来是对答如流的，他把擦盘子的抹布在柜台上嗖地一甩，马上回答说：
“我们这儿可没有这种东西，古斯塔沃先生。这是京城里的高档名菜。”
“那就算了，你们这儿的人太落后于时代了。我在里斯本每天中饭都吃这个。好啦，没关系，给我们两份三明治加土豆——多加点儿盐！”
他们在一张由两块松木厚板拼成的桌子边坐下。一幅印花布的帘子把这块地方跟店里其余的部分隔开了。奥索里奥大叔很敬重古斯塔沃，觉得这小伙子很有教养，能尊重别人；所以亲自把红葡萄酒和橄榄送了上来，一边用他那肮脏的围裙擦着玻璃杯，一边说：
“喂，古斯塔沃先生，京城里有什么新闻？那边情况怎么样？”
印刷工人马上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用手捋了捋头发，说出几句莫测高深的话来：
“一切都还未见分晓。政治上卑鄙之极——工人阶级已经行动起来了，可是他们还没有联合一致——他们正在等着瞧西班牙的形势如何发展。形势肯定会发展顺利的！一切都看西班牙了……”
但是，奥索里奥大叔很害怕局势动荡，他曾经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了一笔钱，买下一个农场。他只希望国内太太平平。他最最厌恶的就是依赖西班牙人。两位先生一定知道这句谚语：“从西班牙吹不来好风，也带不来好亲事。”
“四海之内皆兄弟嘛！”古斯塔沃大声说。“提起把波旁家族①和皇帝、国会议员和贵族拉下台的事，就不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了，大家都是亲兄弟！大家都亲如手足，奥索里奥大叔！”
①波旁家族曾先后在法国（1589－1792，1814—1830）、西班牙（1700—1868，1874—1931）和那不勒斯（1735—1806，1814—1860）建立王朝，实行封建专制统治。
“那好吧，最好的事就是举杯祝他们健康，开怀痛饮，这样才好做生意，”奥索里奥大叔一边安详地说着，一边挪动他肥硕的身躯，走出了那个小房间。
“猪秽！”印刷工人见他竟然对人类的手足之情如此无动于衷，大为震惊，不禁咆哮起来。话又说回来，对一个有产业的人，一个选举代理人，又能指望什么呢？
他哼着《马赛曲》，把杯子斟得满满的。他很想知道，这些日子他的朋友若昂·埃杜瓦多一直没上《地区之声报》去，究竟在做些什么？驼子说过：没有什么能够把他从济贫院路拖开。
“婚礼到底定在什么时候？”
若昂·埃杜瓦多涨红了脸，支支吾吾地说：
“什么也没定下来。出了些麻烦事。”接着他伤心地苦笑了一下，补充说：“我们吵过架了。”
“胡说八道！”印刷工人脱口便说。他耸了耸肩，表示一位革命者对于浅薄无聊的感情用事不胜轻蔑。
“胡说八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胡说八道，”若昂·埃杜瓦多说。“我只知道它给我带来了许多痛苦。他们把我给毁了，古斯塔沃。”
他停下不说了，咬着嘴唇，拼命想把奔腾激越的感情强压下去。
可是印刷工人觉得所有这些有关女人的事情都很无聊可笑。这不是谈情说爱的年头。作为人民中的一员，作为一个劳动者，如果老是紧紧抓住女人的裙子不放，那他就是个饭桶——他就是出卖了自己！一个人心里应该考虑的不是爱情，而是怎样尽力把自由带给人民，把工人从资本家的魔爪中解救出来，结束垄断，建立一个共和国！我们不需要呻吟，我们需要的是行动，我们需要的是力量！他一边狂怒地拖长了声音，一遍又一遍说着“力——力——力量”，一边对着侍者刚刚端上来的那一叠三明治，激动地挥动着他那因患肺结核而消瘦下来的手腕。
若昂·埃杜瓦多一边听着他说，一边想起了往事。当年，这位印刷工人热恋着面包师傅的帮手朱莉亚的时候，跑到事务所来两只眼睛总是活像燃烧的煤块，一边发出可怕的叹息，一边僻里啪啦地打着字。他每次“唉”地一叹气，他的同伴们就轻轻地咳嗽一声，取笑他。有一天，古斯塔沃跟梅德罗斯为了这事还在院子里动手打了起来。
“听听你这话是怎么说的！”他最后说。“你也跟别人完全一样。你在这儿胡说八道，可是当你自己堕人情网的时候，你也和别人完全一样。”
印刷工人听了这话很不高兴——自从他去过里斯本，经常出入于阿尔坎培拉的民主俱乐部，并且帮着罢工的香烟厂同伴印过一份宣言之后，他认为自己完全是一个誓为无产阶级和共和国效劳的人了。他？他像旁人一样？他也在裙钗队里浪费时间？
“先生，你大错特错了！”他回答说。他怒气冲冲地啃着三明治，一声不响，神情阴郁。
若昂·埃杜瓦多生怕得罪了他，就换了一种口气说：
“喂，古斯塔沃，我们应该知情达理：一个人可以信奉他的原则，可以为了一项事业而奋斗，可同时他也可以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哪。”
“绝对不可以！”印刷工人兴奋地大声说。“男人一结婚就完了！一结了婚，他就会只想着养活孩子，再也离不开那个窝，再也没有工夫和朋友们聚在一起；他的小鬼们出乳牙痛得大哭大闹的时候，他晚上只好抱着他们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成了没用的饭桶，他出卖了自己。女人对政治是一窍不通的。她们老是提心吊胆，怕她们的男人会打架闹事，跟警察发生麻烦……。这样他就成了一个手足被捆的爱国者！而且，如果需要保守机密呢？结了婚的男人是没法保密的！于是，一场革命往往就这样给出卖了。让家庭生活见鬼去吧！再来些橄榄，奥索里奥大叔！”
奥索里奥大叔的大肚皮出现在两块厚木板之间。
“我说，两位先生正在谈论些什么呀？是不是马伊阿集团要进区议会了？”
古斯塔沃把身子挪动到长凳的尽端，伸出腿去，大声打断他说：
“这个问题该由奥索里奥大叔来解决。请告诉我，我的朋友，你这个人会不会按照你老婆的意旨改变你的政治见解？”
奥索里奥大叔搔搔后脑勺儿，用精明的口气说：
“这点我可以回答，古斯塔沃先生。女人的头脑比我们来得清醒，在政治上，就跟做生意一样，按她们的意见去干肯定没错。我一直请教我的女人，我很乐意告诉你，她的话我已经听了二十年了，还从来没有后悔过。”
古斯塔沃从长凳上跳起来大声喊道：
“你出卖了你自已！”
奥索里奥大叔对于印刷工人爱用的这句口头掸已经听惯了，一点没有生气；他一向喜欢有问必答，因此便开玩笑地回答说：
“出卖，我可不这么说，不过你要是想把我叫作买卖人，那倒还差不离。你先听听我的劝告，古斯塔沃先生，你还是先结了婚然后再来谈论这些吧。”
“我告诉你，革命来到的时候，我就会肩上扛着步枪上这儿来，把你拖到军事委员会去——你这个资本家！”
“好啊，不过在那之前，除了痛饮，喝得一醉方休之外，可就没别的事好做了，”奥索里奥大叔说着，便安详地走开了。
“河马！”印刷工人咕哝着说。
他就爱和人争论。于是他又开始说起来，硬说受女人左右的男人在政治上是绝对不能依靠的。
若昂·埃杜瓦多伤心地笑了笑，这话他虽然不同意，可他并没吭声，只在心里想尽管他爱着阿梅丽亚，他最近两年却没有去作过忏悔。
“我可以证明我所说的话！”古斯塔沃大叫着说。
他举了个例子，他认识的一个自由思想家，为了维持家庭的和睦，听从了妻子的话，每礼拜五斋戒，而且礼拜天还胳膊底下夹着祈祷书，步行会望弥撒！
“这是一定要发生的事！我说，你对宗教的看法还算有眼光，可是我预料有一天会看见你穿着一件红色的长袍，手里拿着一根蜡烛，跟在举着耶稣蒙难像的行列中往前走。当小伙子们在酒馆里谈天说地的时候，是不用为哲学和无神论付出什么代价的。可是如果一个人有了个又漂亮。又体贴的老婆，还要在家庭生活中实行这一套，那就成了魔鬼了！即使你现在还没有放弃自由派的观点，那你将来一定会不得不放弃，并且对你们家庭的忏悔神父卑躬屈膝！”
若昂·埃杜瓦多气得脸都红了。甚至在他还很幸福、还没有失去阿梅丽亚的时候，这种责备（其实印刷工人只不过是为了辩论才这样说的）也会叫他生气的。更何况现在！他因为在报纸上公开讲出了自己对教士们的看法而刚刚失去阿梅丽亚。今天，他心痛欲碎地坐在这儿，生活中的一切欢乐都被剥夺殆尽，这一切恰恰是由于他的自由派的观点……
“你竟然对我说这种话，真是太可笑了，”他痛苦地说。
印刷工人挖苦地说：
“老兄，不要对我说你是自由事业的殉难者！”
“你为什么要折磨我呢，古斯塔沃？”书记员非常恼火地说。“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要是知道，就不会这样对我说话了。”
他于是便把那篇通讯文章的来龙去脉细说了一遍——没有提到他是在炉火中烧时写了那篇文章，只说这纯粹是为了阐明自己的原则。而且，他必须弄清情况：他当时正要娶一位虔诚的姑娘，教士们上她家去比上大教堂圣器收藏室去还要勤快……
“你有没有在文章上署名？”古斯塔沃听了他这番叙述，很吃惊地问。
“戈丁尼奥博士不肯让我署名，”书记员说着，微微有些脸红。
“于是你把每一个人都得罪了，是不是？”
“我把他们骂得体无完肤！”
印刷工人非常兴奋，大声叫唤着再来一瓶红葡萄酒。
他兴高采烈地把酒杯斟满，祝若昂·埃杜瓦多身体健康。
“天哪，我倒真想看看那篇文章。我想把它寄到里斯本的弟兄们那儿去！那后来又怎么样呢？”
“引起了众人的公愤。”
“那些寄生虫、那班教士们又怎么样了呢？”
“全都剑拔弩张起来了！”
“可他们怎么会知道是你写的呢？”
若昂·埃杜瓦多耸耸肩膀。阿戈斯蒂尼奥没有讲出去。他疑心是戈丁尼奥博士的老婆。她从她丈夫那儿知道了文章的来龙去脉，很有可能跑去把这个消息传进她的忏悔神父——住在特雷扎斯路的西尔韦里奥神父的猪耳朵里去了。
“那个人是不是很胖，看上去有些浮肿？”
“是的。
“那个畜生，”印刷工人恨恨地大声叫道。
他现在对若昂·埃杜瓦多敬重起来了，因为出他意料之外，若昂·埃杜瓦多竟是一位自由派思想的斗士。
“喝吧，朋友，喝吧！”他非常亲热地说着，斟满了他朋友的酒杯，仿佛自由主义的英勇作为需要特别鼓舞一番似的。
“那后来又怎么样了呢？济贫院路的人是怎么说的？”
他的浓厚的兴趣打动了若昂·埃杜瓦多：他一口气把心里的话全都掏了出来，甚至还拿出了阿梅丽亚的来信。这信一定是可怜的小姑娘出于对地狱的恐惧，在愤怒的教士们的压力之下写出来的……
“就这样，古斯塔沃，我成了这一切的受害者！”
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个受害者，印刷工人越来越钦佩他了。他不再是“和平天使”，也不再是努内斯的书记员，或是济贫院路的情郎了。他是宗教迫害的受害者。他还是这个印刷工人平生所见的第一个受宗教迫害的人呢，尽管他并没有以宣传画上的传统姿态出现——他没有给捆在人刑柱上，也没有带着惊惶失措的家眷在纵马飞驰的士兵前面奔逃，然而他还是觉得他挺有意思。他私下里很羡慕他有这份社会荣誉。换了他的话，这会给他在那班里斯本的弟兄们中间增添多大的声誉！能够既当一个反动势力的受害者，又不失掉享受奥索里奥大叔的三明治的机会，而且还不会失掉礼拜六的全薪，那对他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可是，教士们的所作所为真叫他愤慨之极！他们怎么胆敢向一个自由派人士泄私愤，阴谋陷害他，还要夺走他的情人！啊，真是一帮混蛋……他忘记了他先前对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冷嘲热讽，对教士们破口大骂起来，说他们这班人专想摧毁这些具有神圣渊源的、完美的社会组成结构。
“应该狠狠地进行报复，老兄！一定要摧毁他们！”
若昂·埃杜瓦多巴不得能为自己报仇雪恨。可是他又能采取什么报复手段呢？
“什么报复手段！在《地区之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