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伟大的火车站沉默着。吊在站顶上的电灯都非常黯澹了。每一个售票的小门都关得紧紧的。许多等着夜车的搭客——多半是乡下人之类——大家守着行李，寂寂寞寞的打着阿欠，有的挨在铺卷上半眯着眼睛，都现出一种非常疲倦的模样。搬夫们也各自躲开了，许多都躲到车站外的一家小面馆里推着牌九。停在车站门口的洋车是零零落落的，洋车夫都颤抖地蹲在车踏上，这是一些还等待着最后一趟火车的洋车夫。这车站里的景象真显得凄凉了。只有值班的站警还背着枪，现着怕冷的神气，很无聊地在车站里走着，而且走得非常的沉重，这也许恐怕他的脚要冻僵的缘故。此外，那夜里北风的叫声响了进来，这就是这车站里的一切了。
这时叶平从洋车上下来，走进了车站，一面擦着冰凉的鼻子，一面觉得两个小脚趾已经麻木了。他重新把大氅的领子包着脸颊，却并不感到獭皮领的暖和。他呵着手看着墙上的大钟，那上面的短针已走到12和1之间，他以为火车已经来过了。但在“火车开到时间表”上，他看到了这一趟慢车是一点钟才到的，便慢步地在车站上徘徊起来。
不久，这车站的搬夫一个两个地进来了，接着有一个售票的小门也打开了，许多恹恹欲睡的搭客便忽然警觉起来，醒了瞌睡，大家争先的挤到了木栏边，于是火车头的汽笛也叫起来了。大家都向着站台走去，叶平也买了一张月台票跟在这人群里。
站台上更冷了。吹得会使人裂开皮肤的冷风，强有力的在空中咆哮着，时时横扫到站台上，还挟来了一些小沙子和积雪。许多人的脸都收藏到围巾，毡帽，大氅以及衣领里面。差不多每个人都微微地打颤着。
当开往天津的特别慢车开走之后，那另一辆特别慢车便乏力地开到了。从旧的、完全透风的车厢中，零零落落地走下了一些人。叶平的眼睛便紧紧的望着下车的人，他看见了他的朋友。
“哦……洵白！”于是他跑上去，握着手了。
“这么冷，”这是一个钢琴似的有弹力的声音：“我想你不必来接。”
但是叶平却只问他旅途上的事情：
“这一次风浪怎么样？晕船么？”
“还好，风浪并不大。”
他们亲热地说着话，走出车站，雇了一辆马车。
接着他们的谈话又开始了，这是一番非常真挚的话旧。叶平问了他的朋友在南方的生活情况，又问了他的工作，以及那一次广东共产党事变的情形。他的朋友完全告诉他，并且问了他的近况。
“和从前一样，”他微微地笑着回答：“不同的只是胡子多些了。”
“还吸烟么？”
“有时吸。”
“当铺呢？”
“也常常发生点关系。”
于是他的朋友便用力的握一下他的手，并且带着无限友爱地说他的皮箱里还留着一张当票。这当票是已经满期到五年多了。然而这当票上却蕴蓄着赤裸裸的，纯洁而包含着一个故事的情谊。并且，在这时，这一张当票成为代表他们人生意义的一部分，也就是不能再得的纪念品了。当洵白说到这当票的时候，在他的脸上，从疲惫于旅途的脸上，隐隐地浮泛着最天真的表情。叶平便诧愕地随着问：
“是那一张？”
“就是你硬要从我身上脱下来，只当了六元的皮袍。”
叶平不自禁地响起两声哈哈了。他想着不知为什么，他从前那么喜欢当当，甚至于把被单都送到当铺去。他觉得他的穷是使他进当铺的一个原因，然而到后来，简直连有钱的时候也想把衣服拿去当。他认为这习惯也许是一种遗传，因为他父亲的一生差不多和当铺都发生着关系的。他联想到他父亲没有力量使他受完大学的教育，而他能得到学士的学位完全是他的这一个朋友的帮助。然而洵白也并不是富商或阔人的子弟，他的帮助他，却是把一个人的普通费用分做两个人用的。那时，洵白之所以要到饭厅去吃饭，只因为吃饭之后还可以悄悄地把两块馒头带回来给他。他是如此地把愁人的学士年限念完的。这时他想到这一张当票上便拍着洵白的肩膀说：
“好象我从前很压迫你。”
他的朋友却自然地笑着回答：
“我只觉得我从前有点怕你。”
于是这两个朋友又谈到别后的种种生活上。
叶平问他：
“我一听说，或者看见什么地方抓了共产党，我就非常替你担心。你遇过危险么？”
可是洵白的嘴角上却浮着毫不在乎的微笑，说：
“我自己倒不觉得，也许是天天都在危险中的缘故。”
叶平想了一想，带着一种倾心和赞叹的神气说：
“你们的精神真可佩服。”
“不过牺牲的真多。”
“这是必然的。”
“我们的朋友也死得不少。张苹我，凌明，还有杨一之，他们都牺牲了。还有，从前和我们住在一个寝室的翟少强，听说是关在牢里的，也许这时已经枪毙了。”
叶平沉了声音说：
“真惨呵！”
然而洵白却改正的回了他一句：
“牺牲本不算什么。”
叶平于是接着说：
“无论如何——的确是——无论如何，在第三者的眼中，这种牺牲总是太怕人了。虽然我不了解马克思——不，我可以说简直没有读过他的书，但是我认为现在的社会是已经到根本动摇的时代了，应该有一种思想把它变一个新局面。”
洵白微笑地听，一面问：
“你现在看不看社会科学的书？”
“有时看一点，不过并不是系统的。”
“你最近还作诗么？”
“不作了，诗这东西根本就没有用处。”
“那末作些什么呢？你的来信总不说到这些。”
“编讲义，上课，拿薪水——就作这些事。”
“你的性格真的还没有改。”
“我不是已对你说过么，我仍然是从前的我，所不同的只是多长几根胡子罢了。”
他的朋友注意地看了他的脸，便笑着说：
“你把胡子留起来倒不错。”
“为什么？”
“更尊严一点。”
“不过，一留起胡子便不能讲恋爱了，中国的女人是只喜欢小白脸的。”
他的朋友笑着而且带点滑稽的问：
“你不是反对恋爱的么？”
“我并不想恋爱——对于恋爱我还是坚持我从前的主张：恋爱多麻烦！尤其是结果是生儿子，更没有趣味！”说了便问他的朋友：“你呢？”
“我没有想到，因为我的工作太忙了。”
“你们同志中，我想恋爱的观念是更其解放的。”
“在理论方面是不错的。然而在实际上，为了受整个社会限制的关系，谁也不能是最理想的。”
“我觉得男女都是独身好——因为独身比同居自由得多。”
但他的朋友不继续谈恋爱问题，只问他编讲义和上课之后还作些什么事，是不是还象从前那样地一个人跑到陶然亭去，或者公主坟。
“都不去。”
“未必一个人老呆在屋子里？”
“没有事的时候，”这是带着深思的笑意说：“我常常到西城去。”
“为什么？”
“到一个朋友那里闲谈。”
“是谁？”
叶平便愉快地笑着告诉他，说他在三个月以前，在人的社会中发现了一个奇迹——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一个戏剧中的主人公，就是在现代新妇女中的一个特色女人。她完全是一个未来新女性的典型。她的性格充满着生命的力。她的情感非常热烈，但又十分细致。她的聪明是惊人的，却不表现在过分的动作上。她有一种使人看见她便不想就和她分离的力量。她给人的刺激是美感的。她对于各方面的思想都有相当的认识。她很喜欢文学，她并且对于艺术也很了解。她常常批评法国人的文学太轻浮了，不如德国的沉毅和俄国的有力。可惜她只懂得英文。她常常说她如果能直接看俄文的书，她必定更喜欢俄国的作品。她有一句极其有趣的比喻：人应该把未来主义当作父亲，和文学亲嘴。她的确非常懂得做人而且非常懂得生活的。如果看见她，听了她的谈话——只管所谈的是一件顶琐碎顶不重要的事，而不想到她是一个不凡的女人是没有的。她能够使初见面的人不知为什么缘故就和她非常了解了。
他的朋友忽然开玩笑的样子打断他的话：
“那末你的恋爱观念要动摇了。”
“不会的，”他郑重的说：“她给我的印象完全不是女人的印象。我只觉得她是一种典型。我除了表示惊讶的敬意之外没有别的。我并且——”他停顿一下又接着说他不愿意任何人把她当做一个普通的爱人，所以他对于她的丈夫——帝国大学的法律博士，目下党国的要人，市政府的重要角色——就是那个曾称呼他“拜伦”的徐大齐先生表示了反感。
他攻讦的说：“他不配了解她，因为他从前只知道‘根据法律第几条’，现在也不过多懂了一点‘三民主义’，他在会场中念‘遗嘱’是特别大声的。”
他的朋友带点笑意地听着他说，在心里却觉得他未免太崇拜这个女人了。
这时马车已穿过了一道厚厚的红墙，并且拐了弯，从一道石桥转到河沿上，一直顺着一排光着枝的柳树跑去。许多黑影和小小黯清的街灯从车篷边晃着过去，有时北风带着残雪打到车篷上发响，并且特别明亮的一个桃形的电灯也浮鸥似的一闪就往后去了。叶平便忙伸出头来去向车夫说：
“到了。那里——”
车夫便立刻收紧了缰带，马车便退走了两步，在一个朱红漆大门口，在一盏印着“大明公寓”的电灯下，停住了。
他拉着他的朋友一直往里去。
“这公寓很阔。”
“并且，”他微笑着回答：“我的房间比从前的寝室也‘贵族’多了。”
三
一清早，徐大齐先生到市政府开会议去了，到十二点半钟还不曾回来，素裳女士便一人吃了午饭。在餐桌边，她不自觉的又觉得寂寞起来。她觉得在一间如此高大的餐厅里，在如此多样的菜肴前，只一个人吃着饭真是太孤单而且太贵族了。于是她的那一种近来才有的感想便接着发生了。近来，在餐桌边的寂寞中，她常常感觉得吃饭真是一件讨厌的事。真的，如果人不必吃饭那是怎样地快乐。她认为既然人必需吃饭，那末便应该有点趣味，至少不变成日常的苦恼功课。如果人只是为肚子需要东西才吃饭，这实在太无味，太苦，太机械了。她常常觉得自己的吃饭，几几乎和壁炉中添上煤块的意义没有两样的。因此她近来减食了，她一拿上筷子就有点厌烦。她差不多一眼也不看那桌上排满的各样菜，只是赶忙地扒了半碗饭就走开了。甚至于因为这样的吃饭竟使她感着长久的不快活，所以她离开了餐桌之后还在想：
“多末腻人阿，那每餐必备的红烧蹄膀！”
这时候她是斜身地躺在她的床上，手腕压着两个鸭绒枕头，眼睛发呆地看着杏黄色的墙上，因了吃饭的缘故而联想了许多的事情。她开始很理性地分析她对于吃饭生着反感的缘因，然，而这分析的结果却使她有点伤感了。她觉得徐大齐离开她的辰光实在太多了。他常常从早上出去一直到半夜才回来的，而且一回来就躺在床上打鼾。他真的有这样多的公务？他不应该为她的寂寞而拒绝一些应酬？他总是一天到晚的忙。真的，他想念着她的辰光简直少极了，他差不多把整个的心思和时间都耗费在他的句心斗角的政治活动上。他居然在生活中把她的爱情看做不怎么重要了。……但是她又想着如果她不是住在这阔气的洋楼中，如果她是眼务于社会的事业上，如果她的时间是支配在工作中，她一定不会感到这种寂寞，和发生了这种种浅薄的感想。于是她微微叹息的想着：
“我应该有一点工作，无论什么工作都行。”
然而她一想妇女在这社会中的生活地位，便不得不承认几乎是全部的女人还靠着男人而度过了一生的。并且就是在托福于“三民主义”的革命成功中，所谓妇女运动得了优越的结果，也不过在许多官僚中添上女官僚罢了。或者在男同志中选上一个很好的丈夫便放弃了工作的。似乎女人全不想这社会的各种责任是也应该负在自己的肩上，至少不要由男人的领导而干着妇女运动的。然而中国的女人不仍然遗传着根性的懦弱，虚荣，懒惰么？女人在社会失去各种生活的地位，从女人自己来看，是应该自己负责的。因此她自己想：“除了当教员……”想着她又觉得这只是一种毫无生气的躲避的职业。于是她想她在这社会上的意义也和其他的女人一样等于零了。她不禁的有点愤慨起来。但不久她觉得这些空空的感想是无用的。于是为平静起见，便顺手拿了一本小说《马丹波娃利》。
这一本福罗倍尔的名著，在三年前她曾经看过的，但是她好象从前是忽略了许多，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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