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追着，那男孩直扑到岳母身边，只说了哥哥两字，那少年已经赶到，就在岳母身边，揪住那男孩打起来。岳母有气无力地说，“怎么又打架了？”但那少年还在打那男孩。岳母叹气，无可奈何。新娘子却忍不住了，猛喝道：“阿六，你又欺侮弟弟，也不看看有客人——这是你姐夫！〃少年朝我看了一眼，就下楼去了。我这才知道这两个是我的小舅子，大的叫令俊，小的叫令杰，小名阿福。我想：令俊不怕母亲，却怕姊姊，看来这姊姊会管教。我又想，他们母女之间一定有私房话，我还是下楼去用茶点罢。我向岳母告辞，就下楼去，却不见岳父，也不见令俊，只有大姨陪我用茶点。听见楼上窗口有人切切笑。大姨就朝楼上窗口唤道，“阿二，也来见见姐夫。〃下来了，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我心里想，这是谁呢？没听说新娘子还有个妹子。大姨却对我说：“这是我的女儿。〃那位姑娘倒大方，叫我〃姐夫〃，也坐下来吃茶点。一会儿，那姑娘上楼去了。我想：回门不过是礼节性的事，何必多坐，就向大姨告辞。大姨向楼上大声叫道：“三小姐，新官人要回去了。”一会儿，新娘子下来了，就此同回家中。母亲却发现新娘子眼泡有些红，似乎哭过，就问她，同谁拌嘴？新娘子不肯说。母亲再三问。新娘子说了。原来她同她母亲吵架了。说是我下楼后，她就哭。岳母问：是女婿待你不好么？她摇头。又问：是婆婆待你不好么？还说我母亲是有名的能干人，待小辈极严，动辄呵责。她说：婆婆待我跟自己的女儿一样。岳母又问她到底为什么要哭。她说，她恨自己的父母，“沈家早就多次要我读书，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读书，女婿和婆婆都是读过许多书的，我在沈家象个乡下人，你们耽误了我一生一世了。”说着，新娘子又掉下眼泪来。母亲笑道：“这么一点事，也值得哭。你知道《三字经》上说'苏老泉，二十七'么？这个苏老泉，二十七岁以前已经有名，但是二十七岁以后，他才认真研究学问，要自成一派，后来果然自成一派。何况你只要识字读书，能写信，能看书，看报，那还不容易？只要肯下工夫，不怕年龄大了学不成。我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教你还不费力。〃新娘子又破涕为笑了。母亲又问：“你有小名么？不能老叫你新娘子。〃新娘子摇头，说：父母叫她阿三。母亲对我说：你给她取个名罢。我答道：“据说天下姓孔的，都出自孔子一脉，他们家谱上有规定，例如繁字下边是祥字，祥字下边是令字；我的岳父名祥生，两个小舅子名令俊、令杰，新娘子该取令姊、令婉，都可以。〃
母亲听后想了想说：“刚才新娘子不是说我待她跟女儿一样么？我正少个女儿，我就把她作为女儿，你照沈家办法给取个名罢。〃我说：“按沈家，我这一辈，都是德字，下边一字定要水旁，那就取名为德沚罢。可是，照孔家排行，令字下边是德字，当今衍圣公就名德成。新娘子如果取名德沚，那就比她的弟兄小了一辈。〃母亲道：“我们不管他们孔门这一套，就叫她德沚罢。〃
这个新娘子就名德沚，母亲一直叫她德沚。此后，我就教德沚识字，我回上海后，母亲教她。
日月匆匆，不觉已过半月，我要回上海了。当时习惯，新婚后一个月不空房，空房则不吉，但母亲和我都不信这一套。临走前，我到孔家辞行，仍没看见岳父，只见岳母，她卧在床上，说是：阿三出嫁，她辛苦了，所以又病了，而且不以为然说，该过满月才走，你们新派太新了。在楼下用茶点招待我的，仍是大姨，她听说我给三小姐取了名，也要我给她的女儿阿二取个名。我给她取名黄芬。我回到家里，对德沚说，岳父又没见到，岳母病了。德沚说，她的母亲一年有十个月卧病，家务全仗大姨；又说她父亲是做生意人，同我见了，觉得无话可说，不如不见。此时我的岳父开设小小的纸马店，已有多年，据说也还赚钱，但岳父结交一些酒肉朋友，挥霍无度，已欠了债。他这番嫁女，起了个会，共十人（连他自己在内），每人一百元，他做头会，实收九百元，可是以后每年他付相当重的利息，直到第九年完毕。这样，他的债台越筑越高。母亲说何必借债嫁女，她自己花了一千元为我结婚，是早已存储的。德沚说，她的父亲极要面子，而且喜欢热闹排场，将来如何还债，他是只有到时再借新债还旧欠之一法。
我回上海不到两个月，母亲来信说，德沚到石门湾（镇名，简称石门或石湾，离乌镇二十来里，当时属崇德县，来往坐船）进小学去了。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母亲教德沚识字，也教她写字，仍用描红。此时家中只有母亲和德沚二人，又雇了个女仆，家务事很少，只镇上亲戚故旧红白喜事以及逢节送礼等事，要母亲操心。母亲每天教德沚识字写字两小时，上下午各一。德沚本应专心学习，但不知为什么，她心神不定。母亲也觉察到了，问她为什么，她说，不知为什么不能专心，对着书，总是眼看着书，心里却想别的。但尽管如此，倒也认识了五、六百字，能默写，也能解释。有一天，二婶来了，知道这情况，便说，一个人，况且又大了，读书识字，难免心神不定。如果进学校，有同学，大家学，就不同了。又说，她娘家的亲戚姓丰，办一个小学，她去试问一下，也许肯收这样大的学生。二婶姓谭，名片生，也识字，不过比母亲差远了，她是石门湾的人。开办小学的是丰家的大小姐，三十多岁了，尚未出嫁，这小学名为振华女校，校址即在丰家（按：这位大小姐就是丰子恺的长姊）。二婶为此特地到石门湾去一次，果然一说就成。于是，母亲就派了一个女佣人划船送德沚去石门湾，插二年级。德沚从此在振华女校，她的同班生都比她小，多数只有十一、二岁，所以她和她们合不来，倒是和几个老师交了朋友。同学中只有两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和她要好，这就是张梧（琴秋）和谭琴仙（勤先）。张琴秋后来与泽民结婚，谭琴仙是一九二七年在武昌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的成员。这是后话，现在不多说了。
那年暑假，德沚回家，我也回去，知道她在振华女校读书，果然专心，大有进步，能看浅近文言（那时，振华女校教的仍是文言），能写勉强可以达意的短信。母亲说她聪明，连读三年，那时，就可以自修，再求深造了。但是，事情常常出人意外，德沚在振华女校读了一年半，她的母亲病了，非要她去伺候汤药不可。母亲没法推辞，只好照办。三个月后，母亲写信给我，说我的岳母死了，我应奔丧。我为此又到乌镇。丧事既毕，德沚却不肯再回振华女校了，说是荒废了四个月，跟不上课，不去了。她在振华女校时的好朋友，女教员褚明秀（褚辅成的侄女，褚辅成是民国元年的国会议员，嘉兴人），也来信劝她再去，也无效。褚明秀年纪和德沚差不多，未嫁，但她喜欢看上海出的新书刊，知道我那时的文字活动，因此同德沚特别好。褚明秀见德沚不肯去，亲自到乌镇来劝。母亲招待她住下，就住在母亲房内。褚明秀住了五、六天，这几天内，她常和德沚密谈。后来她要走了，对母亲说，她也不回振华教书了。母亲不便问她为什么不去振华教书。她走后问德沚，才知道褚明秀对于校长的作风不满意，而德沚之所以不愿回去，也是为此；什么赶不上课，只是托辞而已。后来我们迁居上海，褚明秀又来我家，那时她已嫁人，夫妇二人都在嘉兴的秀水中学（教会办的）教书。此是后话，趁此一提。
现在再说德沚在家，此次倒安心自修，还订了自修计划，上午请母亲教文言文一篇，下午她作文，请母亲改。我和母亲觉得这也好，不一定进学校，而且母亲一人在家，总有点寂寞，有德沚陪伴，自然更好。
此时已将开春，我回上海。这一次，我在乌镇住了将近三个星期。
谁料又有意外。我回上海不久，母亲来信说德沚又要出去读书，这回是受了王会悟的影响。王会悟原是邻居，她是我的表姑母，年龄却比我小。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到湖州的湖郡女塾去读书了，据母亲来信说，好象刚去了半年。王会悟劝德沚也到湖郡女塾读书，把这个学校说得很好。德沚因此也想去。
母亲不知道湖郡女塾是怎样一个学校，但我在湖州念过书，知道这是一个教会办的学校，以学英文为主，和上海的中西女校是姊妹校，毕业后校方可以保送留学美国，当然是自费，校章说成绩特别好的，校方可以担负留美费用，这不过是门面话，以广招徕而已。大概王会悟当时也因这句门面话，所以进了湖郡女塾。而且在湖郡女塾读书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女儿，学费贵，膳宿费也贵。我们负担就觉得吃力，王家当更甚。我写了详细的信，把这些情形告诉母亲，请母亲阻止德沚到湖郡女塾。
母亲回信说，德沚人虽聪明，但年轻心活，又固执，打定主意要做什么事，不听人劝。母亲说她自己不便拿出婆婆的架子来压她，不如让她去试一下，让她自己知难而退。这样，我也不再阻止。
又到了各学校快放暑假的时候，我得母亲的信，说德沚不等放暑假就回来了。我料想这是知难而退了。我也回家看看。到家后我和母亲都不问她为何早归，在学校如何？她却自己诉苦：进学校后只读英文，她连字母都不认识，如何上课呢？有附属小学，是从字母教起的，但校方说她年纪大了，不能进附小，硬排在正科一年级。同学们都已读过四、五年英文的，而且洋气极重，彼此说话都用英语，德沚此时成了十足的乡下人了；同学们都不理她，她只能同王会悟谈谈，可又不同班。德沚自己说，上了当了，再也不去了，白费了半年时间和六七十元的学、膳、宿费。但是我觉得德沚还是有点〃收获〃，这是她从王会悟那里学了一些新名词。
母亲私下对我说，看来德沚一人在家，总觉得寂寞，不如早搬家到上海罢。
我也这样想，但我回上海，却碰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要我主编并改革《小说月报》。一时极忙，没有时间找房子，直到母亲再三催促，这才由宿舍的〃经理〃福生找到了鸿兴坊带过街楼的房子。那已是一九二一年春了
卷五 往事自叙 中山舰事件前后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右派在孙先生逝世后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反对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并夺取了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作为他们在上海的总部，公开宣布开除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第一批被开除的共产党员有恽代英等人，第二批中有我及其他多人。党中央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指令恽代英与我筹备组织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以后简称上海特别市党部，地址在贝勒路永裕里八十一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上海特别市党部成立，恽代英为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我为宣传部长，张廷灏为青年部长，张也是共产党员。他自称是张静江的堂房侄儿，但后来张叛变了。
同年十二月尾，上海市党员大会选出代表五人，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五个代表是恽代英、沈雁冰、张廷灏、吴开先，另一人是国民党左派，记不其他的姓名来了。吴开先是上海法政大学的学生，也是共产党员，后来也叛变了。我们在当选为代表后，考虑到我们都不懂广东话，觉得为难。恽代英说，“大会代表来自各省，都能说蓝青官话，广东省的代表居少数，我猜想这少数广东代表一定也是走南闯北的人，能听懂蓝青官话，语言不通这件事，不必考虑。〃可是我、张、吴却觉得大会代表之间不免有往来，看见广东或北方代表时，一定要找笔来通报姓名，未免麻烦（张、吴都没有到过北方），所以我和张、吴都印了名片。后来在大会期间果然用上了两三次。
张廷灏有点办理杂事的能力，所以，定船期等事，都交给他去办。他定了虞洽卿办的三北轮船公司的醒狮号的官舱票。此船定于一九二六年元旦半夜开航，而广州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究于何日开幕，我们当时也不清楚。
我们于一九二五年底得广州电报，说是代表大会将于二六年元旦开幕，那么，我们上〃醒狮〃轮之时，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开幕。据船上水手说，船行六日，预定在汕头还要停留一天卸货。我们料想，肯定要迟到，但不知会期是几天，如果会期长，还能赶上大会的最后阶段。
轮船开航的前一天，德沚和我先到船上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