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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统一的独特的风格只是鲁迅作品的一面。在另一方面，鲁迅作品的艺术意境却又是多种多样的。举例而言：金刚怒目的《狂人日记》不同于谈言微中的《端午节》，含泪微笑的《在酒楼上》亦有别于沉痛控诉的《祝福》。《风波》借大时代中农村日常生活的片段，指出了教育农民问题之极端重要，在幽默的笔墨后面跳跃著作者的深思忧虑和热烈期待。《涓生的手记》则如万丈深渊，表面澄静、寂寞，百无聊赖，但透过此表面，则龙蛇变幻，跃然可见；这是通过一对青年男女概括了当时的不满于现状、正待洒开大步、别寻出路，而又思想上矛盾重重的广大知识青年的精神状态的。
《故事新编》为运用历史故事和古代传说（这本是我国文学的老传统），开辟新的天地，创造新的表现方法。这八篇小说各有其运用史实，借古讽今的特点，但仍有共同之处，即：取舍史实，服从于主题，而新添枝叶，绝非无的放矢。《奔月》一篇，平空添了乌鸦，固有所讽；《采薇》却巧妙地化陈腐为神奇（鹿授乳、叔齐有杀鹿之心、妇人讥夷齐，均见《列士传》，《古史考》，《金楼子》等书，阿金姐这名字是鲁迅给取的），旧说已足运用，故毋须再骋幻想。至于艺术境界，八篇亦各不同；例如《补天》诡奇，《奔月》雄浑，《铸剑》悲壮，而《采薇》诙谐。
大致说来，鲁迅在他的杂文中，运用了另一种艺术表现方法。这种表现方法，服从于杂文的政治任务，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鲁迅称杂文为〃匕首〃或〃投枪〃，脱手一掷，能致敌人于死命。他卓越地完成了自己所规定的任务！然而“匕首〃或〃投枪〃，倘就其作用而言，固然可以概括鲁迅的绝大部分的杂文；但鲁迅杂文的艺术手法，仍然是回黄转绿，掩映多姿。他的六百余篇、一百万字的杂文，包罗万有，除了匕首、投枪，也还有发聋振瞆的木铎，有悠然发人深思的静夜钟声，也有繁弦急管的纵情欢唱。我们说鲁迅的杂文是迅速反映现实的战斗性极强的一种文艺形式，此所谓战斗性，固然指对敌人的斗争，同时也指对自己阵营内的错误倾向的斗争，对迷路的朋友们的不妥协的坚持原则性的忠告，以及对中间分子的摇摆不定的针砭。在对敌斗争时，鲁迅用的是匕首和投枪，但在对内、对友、对中间分子时，鲁迅有时用醒木，有时也用戒尺，有时则敲起警钟；故就鲁迅的杂文而言，片面性和简单化的说法是不符合于实际的。
鲁迅的生活经验是极其广泛而丰富的，这在他的作品（包括杂文）中可以看到。自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象我们今天那样接近工人群众，和工人生活在一起，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了解工人阶级，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感情和工人阶级没有共同之处；不，事实不是如此。所以然之故，在于鲁迅对当时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农民、手工业工人等等）的生活、思想、情感是十分熟悉的，而尤其重要的一点是鲁迅在他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从战斗的经验中，认识了人类（包括中国人民）的前途依靠着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而且正象他在一九○一年《自题小像》说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直至呼吸停止的一瞬前，他坚决不移地认清了为共产主义而斗争也就是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他无时无地不为中国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在三十年代，鲁迅所走的道路，不仅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具有典型的意义，对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说来，也具有典型的意义；而且在六十年代，这也依然具有典型的意义：真正地谋求祖国人民获得真正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必将走着象鲁迅那样走过的道路。
除了广泛的生活经验，鲁迅的学问也是极其渊博的，这表现在他的学术性著作中，也表现在他的杂文中。我在前面提到过，《故事新编》中的《采薇》无一事无出处；从这样一篇小说就可以窥见鲁迅的博览。而他的全部杂文，则展示了他对于历史（中国和外国的）、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理解。正因为具有这样广博深厚的基础，所以鲁迅的杂文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博〃与〃专〃，在鲁迅作品中的辩证的统一，对于我们也是学习的典范。
同志们，朋友们！鲁迅诞生已有八十周年了，他离开我们也快到二十五周年了。在纪念他的八十诞辰的时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之下，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果
卷七 关于鲁迅 学习鲁迅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精神
一
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是多得惊人的。在这样繁重的介绍工作中，鲁迅表现了始终一贯的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明确的政治目的性。
鲁迅的介绍、翻译外国文学的活动，开始于他在日本留学的时期。〃风雨如磐暗故园〃，那时清王朝以及当权的洋务派崇洋媚外，出卖国家主权；以振兴实业，引进西洋科技知识为名，实际上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文化侵略大开方便之门，同时又为中国第一代的大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成长，准备了温床。洋务派又以〃中国国粹〃的卫道者自居，打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招牌，推行野蛮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他们顽固地鼓吹中国数千年封建文化的一切糟粕，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妄图借此锢蔽人民的思想，禁止人民任何反抗封建礼教、封建秩序的言行。
此与同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主张武力推翻清王朝，建立〃五族共和〃的民主共和国；他们不但对卖国丧权的清王朝进行了多次的武装起义，也同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派进行了大论战。保皇派主张君主立宪，但立宪是假的，保皇是真的，他们是投降派。鲁迅在政治上属于革命派，但他主要是从介绍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方面参加了对洋务派和保皇派的斗争。而这个思想意识领域的重要性却正是当时革命派所忽略了的。
二
一九○七年前后，鲁迅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投入革命派对洋务派和保皇派的大论战。其中《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是反映他这时期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代表性著作。
《文化偏至论》简要地叙述了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以后直至所谓世纪末的各种混乱、颓废思潮，而结论为：今所注重者，“止于二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他所谓〃非物质〃即是“反对其重物质文明〃；所谓〃重个人〃即是〃要求思想解放〃。鲁迅在此文中痛论〃西方物质文明的流弊〃，即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阶级斗争的激化，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广泛深入以及帝国主义列强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激烈已经爆发了多次的武装冲突。由于时代的限制，鲁迅当时论述十九世纪后期的欧洲思潮时，还看不到这些混乱、颓废思潮的社会根源，也没有提到指引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是笼统地认为这是其重物质文明的流弊。又因为他强烈要求思想解放（这在〃五四〃运动时才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正式提上日程），以至只看到尼采超人哲学的〃偶像破坏〃的一面，而忽略其极其反动的一面。然就其主要者而言，《文化偏至论》所提出的问题在当时是一声惊雷，可惜这雷声在旷野中自行消失了。鲁迅在论文结尾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竢夫一世。〃此所谓〃立人〃即现在所谓〃人民的觉悟〃。鲁迅这结论作于七十年前，在当时是少见的，几乎是惟一的有远见的呼声。
《摩罗诗力说》象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给人类一样，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运输了革命的精神食粮。
《摩罗诗力说》介绍了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艺思想，热烈歌颂了代表这种文艺思想的若干〃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叛逆诗人（摩罗诗人，恶魔诗人），如拜伦、裴多菲、密茨凯维支等等。鲁迅当时没有可能翻译这些诗人的充满着火焰般叛逆精神的作品，而只能介绍他们的作品的内容以及他们的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甚至帮助别的被奴役的民族），不畏艰险，以身殉之的英雄气概。这在当时，起了鼓舞革命派的士气的作用。
同一时期，鲁迅又翻译并印行了《域外小说集》。这个短篇小说集是继续《摩罗诗力说》的主旨，介绍了俄国、北欧、波兰等国的反映人民痛苦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品。这是第一次把反映被压迫的人民和被奴役的民族的叛逆和反抗的作品，介绍到中国。其用意和《摩罗诗力说》是相同的。
三
《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域外小说集》在当时是旷野的呼声；此后十年间，世界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而且由于中国本身的社会矛盾在激化，阶级斗争在发展，爆发了震撼中国社会的〃五四〃运动，并接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鲁迅属于〃五四〃运动的左派。他十年前提出的要求人们思想解放，扫荡一切锢蔽人们耳目的旧传统、旧文化，和被压迫人民与被奴役民族都得到解放的革命呼声，在这时候不再是旷野的呼声而引起了千百万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
在这时期，鲁迅翻译、介绍世界进步的文学，其数量也比过去多得多了。重点仍在反映被压迫人民和被奴役民族的痛苦和斗争。十年前，《域外小说集》在东京和上海两地各只卖出了二十册，现在，范围扩大而数量增多的新译的世界进步文学作品的读者，就不是以千计，以万计，而应该以十万计了，其影响之深远是空前的。
鲁迅当时主张文学应当〃为人生〃。他认为十九世纪以来的俄国文学〃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南腔北调集》：《〈竖琴〉前记》）他当时翻译介绍的安特莱夫和阿尔志跋绥夫就是两个〃堕入神秘，沦于颓唐〃的作家。鲁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批判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悲观厌世思想，指出这些作品的可取之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沙俄社会的黑暗现实，而且其中〃许多事情竟和中国很相象〃。因此，翻译这些作品，也意在由彼及此，揭露那时中国反动统治者（北洋军阀）及其帮闲文人对于改革者的迫害。鲁迅那时以为首要之务是唤醒人民，使其知道病根何在，至于用什么药方，应由人民自己选择。
那时鲁迅的翻译中还有不少童话，其中就有俄国盲诗人爱罗先坷的一部童话集和一部童话剧。爱罗先坷并非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诗人，是在一九二一年他被日本政府驱逐出日本之后，鲁迅这才〃留心到这位漂泊的失明的诗人〃。爱罗先坷被日本政府放逐时，还遭到了〃辱骂与殴打〃。鲁迅说，〃如一切被打的人们往往遗下物件或鲜血一样，爱罗先坷也遗下东西来，这是他的童话集〃。（《〈狭的笼〉译后附记》）鲁迅认为爱罗先坷的童话〃只是梦幻，纯白，而有大心〃。（《〈池边〉译后附记》）正因为爱罗先坷的童话表现有对于被压迫者的同情，鲁迅所以热情地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
鲁迅此时还翻译了日本评论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鲁迅并不是全部赞成这两个人的论点，而只是以为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鉴〃，因为这些书中所揭露的日本思想界的矛盾、腐化与无所作为，“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
鲁迅还译过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根据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鲁迅翻译时，还没有识破这种唯心主义理论的荒谬性。
这一时期鲁迅的思想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日益高涨，导致了北伐战争初期的伟大胜利，然而即在此时，作为〃五四〃运动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转向反动。这使鲁迅思想产生了矛盾的波澜，他感觉到自己原来掌握的进化论等旧的思想武器日益显得不能适应新的斗争要求，而新的阶级力量又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彷徨求索的矛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