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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反思3：美国疯了吗（5）
在第二个派别中，在那些相信美国不应逃避它的全球命运的人中，那里有区分的第二条原则——仍然，据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的分类——它产生了三个亚反对系。汉密尔顿主义者，他们喜欢认为自己是实用主义者，认为国家只有以经济和商业利益的名义才能进行对外干涉。杰克逊主义者（以精力旺盛的平民党人安德鲁·杰克逊命名，他在1829至1837年任美国总统，因而是托克维尔之旅的同代人）坚持认为，只有在国家的重大利益受到攻击时，国家的行动才是正义的，但他们补充说道，目标就是狠狠打击和迅速撤退——显示力量，使命完成，回家。然后是威尔逊主义者（狭义上讲），认为打击、展示力量、复仇，可以是必要的，但还不够——简单扼要地说，他们反对说，没有一个流派真正值得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他们反驳杰克逊主义者，把治安官战略——西部边疆的“唯枪至尊”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有失美国信条的身份；反对汉密尔顿主义者，他们抗议道，商业，尽管尊贵和令人尊敬，但无论在世界历史还是在民选国家理应进行干涉的方式中，它将不是决定因素；最后，反对杰斐逊主义者，他们宣称，当然，他们分享他们的“美国例外论”的假说，并同样强烈地执著于这样一个理念，即天佑国家的美德必须不遗余力地保存，但是能者多劳——防护避难所，保护堡垒，从入侵或腐败的危险中拯救美国实验室，做到所有这些，意味着担负起与世界分享美国奇迹的道德责任。新保守主义者是这最后一个流派的最新近的展示。
思考至此，问题便相当直截了当。
在所有这些流派中——让我强调，它们和欧洲意识形态流派一样有别于彼此——我们绝对肯定最后的一个是最不值得我们尊敬的？
这经常没有被命名的四派人，他们的论点遍及这个国家的整个政治史，深刻地渗透在所有的正式流派中，并至少像蓝色和红色州，或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分裂一样至关重要。我们是否真正确信这第四个流派——纯粹的威尔逊主义流派，康德式的民选普世国家的支持者，他们在战争中的真正目标，是遍撒民主价值观——是美国造就的、最丢人的政治怪兽？
这四个主要的流派，或者结合（汉密尔顿主义的赖斯及鲍威尔，与杰克逊主义的迪克·切尼及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结盟），或发动一场反对彼此的、不留情面的意识形态战争（杰斐逊主义者帕特·布坎南宣布布什的背叛，据他所说，布什已经转投新保守主义者的威尔逊主义及其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翼），或者彼此继承，或甚至同居在同一个人的头脑中（乔治·布什，实际上，以杰斐逊主义方式开始他的第一任期，“9·11”后转向杰克逊主义，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实际上皈依了温和的威尔逊主义，喜欢传教士政策甚于治安官政策；即使是伍德罗·威尔逊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那时他宣布美国“不屑于参与战争”，与杰斐逊主义立场相去不远，但他在1917年转而投向纯粹和多边主义的威尔逊主义一边）——这个四极的探讨和实践，值得去仔细地剥离，就像在一个著名的法国分类的结论中，有正统主义右翼、奥尔良主义右翼以及波拿巴右翼，甚至对待（既然提到“右翼”涉及再次充斥右翼和左翼共享空间的信仰，因而过于简单化）自由派、基督徒、社会民主的和共产主义的传统也是同理。如果表现得只有新保守主义才应得憎恶和不光彩的名声，这样做讲得通吗？
我的结论，正如你可以推论出的，是非常清楚的。
它不是基于偏见，而是基于调查、观察和倾听。
我不是他们中的一位。
我的英雄们，我的朋友们，我所认同的人，在整个这趟旅行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名叫巴拉克·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莫里斯·迪斯、吉姆·哈里森、诺曼·梅勒。
但我仍然相信，只有彻底愚昧无知的欧洲反美主义才会把这第四个流派——一个我坚持认为拥有实践理念政治和回归民主原则的国际主义理念的双重功劳的流派——等同于世界上最愚蠢和最野蛮的右翼。
第32节：反思3：美国疯了吗（6）
最后，帝国主义问题。
我们对这样的批评已经很熟悉，它这么陈腐以至于变得无聊，认为美国是贪婪的，专心于对金牛犊的顶礼膜拜，只在意把它的劣质产品、它低下的文化、它的法律强加于人。
甚至在美国，我们熟悉这样一个政治和知识的阶层，三个世纪以来（尤其自列奥·施特劳斯以后），迷思于他们罗马人的荣光和颓废，情不自禁地把美国本身描述成一个三重罗马帝国：形象和文化的帝国（洛杉矶）茁壮成长，来加强军事帝国（华盛顿），而它本身又为资本主义和财经帝国（纽约）服务。
最后，我们熟悉同样主题的最新变种。我们熟悉反全球化运动对于这甚至超越美国之外的帝国主义庞然大物的强烈批判，美国不仅仅满足于用它低劣、罪恶的商品来淹没世界，不满足于把人饿死，或更糟，毒害他们，不满足于以为寡头集团的利润而掠夺其他国家财产的重要原材料资源——特别是石油——为唯一目标，它居然还有脸（包括不知廉耻的“原教旨主义”信徒和新保守主义的威尔逊“救世主义”）把它的征服伪装成“人道主义干涉”，把它的战争重新命名为“维和行动”，把恐怖主义利用为一个不可思议的惊奇，让美国重新塑造全球秩序，去阻吓和防止任何要求与之竞争的政治领导的朦胧冲动，并最终给这个自从苏联解体以来已经消失的敌人一张脸孔：昨天是伊拉克，今天是伊朗，明天是中国——对它的妖魔化正在由新施特劳斯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学术的东方主义这两种相连的思维策划中。
问题是事实摆在这里，如果美国有能力做得最好与最差，如果这个杜鲁门、尼克松、如今乔治·布什的国家犯下过错误，在有些情况下，犯下过罪行；如果它在拉丁美洲谋划了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倒台，在欧洲支持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独裁政权；如果它有时背叛过它自称为受上帝指派的救世主的天命，正如作家亚历山德拉·阿德勒在《美国之旅》中所揭示的，摆在这里的事实，则把美国视为一只嗜世人之血的恶狼的过于简单化的看法变得复杂。
事实：在他们的历史进程中，美国人的殖民主义，比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当然，还有俄国人要少得多。
事实：美国的力量，我们在欧洲倾向于视之为一个阴谋产物的臭名昭著和邪恶的超级大国，总是，或几乎总是，我们欧洲缺点的结果，我们的放弃和失败的代价。
事实：大多数美国近期的干涉，导致它脱离系统的孤立主义的大多数行动——这种杰斐逊传统的孤立主义构成美国在与外部世界关系中最鲜明的分歧——或者出自于杰克逊主义对袭击做出回应的希望（你可以，我最后再次重申，认为把反击巴格达作为对曼哈顿和五角大楼受到袭击的回应是反效果和荒谬的——但无论如何，这个袭击发生在先是无可否认的），或者来自汉密尔顿主义的维持国际商业事务的治安的需要（这是第一次海湾战争及火速援助科威特石油的决定的推动力之一），或再次出于威尔逊主义的不仅对世界秩序，也是对国际组织无力执行的一种“自然法”的责任感（难道这不是在种种推脱之后，做出介入波斯尼亚事务、然后是科索沃的决定的全部原因吗？）。征服的愿望从来不是动力。这些行动从未导致长期占领。1954年当沙特阿拉伯要求撤空达兰空军基地，后来，1966年3月，当戴高乐将军要求撤空夏托鲁机场，当1991年菲律宾参议院要求关闭苏比克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时，每次，这个帝国都服从并撤营。
另一个事实：美国有一支无与伦比的空军（正如我在科罗拉多的空军学院所目睹的）。它有一支足以使斯蒂芬·B。卢斯、艾尔弗雷德·T。马汉和一个世纪前海军战争学院战略理论支持者们欣喜的潜艇舰队。除此以外，他们的陆军，这支应当是为今天和明天的帝国战争打前锋的部队，这支照理该平定被占领土——现在的伊拉克——的军队，是平庸的、非专业的、装备不足、训练欠佳。是否一半的伊拉克远征军由非美国人组成，他们参军为的是加速他们的归化进程？是否最敏感的任务——例如，保卫政府大楼和美国大使馆——委托给私人安保公司招募的雇佣兵？这真是现代帝国军队吗？这真是巴格达只是其长征第一站的先锋队？对于那些渴望与古代世界相比的，着迷于特奥多尔·蒙森、爱德华·吉本、古朗热的人来说，美国不像伟大的帝国时代的罗马，而更像衰落中的雅典，柏拉图将此归咎于偏爱桨胜于矛和盾——或甚至像商业的迦太基，如福楼拜在《萨朗波》中写道，在第三次古迦太基战争中，它已经变得无力维持一支舰队和一支外国雇佣军……
第33节：反思3：美国疯了吗（7）
另一个事实，或不如说是另外一连串事实，与我们通常在欧洲关于帝国的想法不一致。首先，一个奇特的替代，我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美国购物中心看到了它的一个例子，其结果是最传统的制造业活动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事实是，这个原则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银行、州政府、财政部、商业，因而养老和退休金全部依靠巨额国外赤字，由帝国理论上主导的经济体提供资金支持——尤其是依靠印度、俄罗斯、日本特别是中国资产。这样，我们面临一个极端不寻常的模式，它的坚固性建立在两方面，一是在它所主导的地区——包括中国和印度，坚信在美国银行、美国的财政体系以及美元中它们的投资有最好的收益率；二是与此相关的坚信，除非另有告知，世界各地必须继续输送它们的精英、研究者、未来的主管、商人到美国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公司接受训练。简而言之，这历史上独特的、现实中极为脆弱的、看上去矛盾的制度，使美国力量依赖于每天注入的自信的力量，更准确地说，依赖于美国人本身对世界赋予美国人信心的信心，或不如这么说（尽管有点绕圈子说话），美国力量依赖于这最终一点：全世界对美国人的信心来自于美国人现在拥有的，并继续拥有的对全世界现在对美国人持有的、美国人希望他们继续持有的信心——但这信心能保持到何时？
最后，还没有算上（并且，这也是一个事实），对于帝国主义的迷思，世界历史被简化成美国怪兽与抵抗它的天使的决斗，在这个宏大的二元妄想故事中，一切等于是阴谋，一切都有含义，在这里，没有被提起的是这个所谓帝国的特点，它的克制、它的退却、它的迦太基品质、它不用占领军的占领，它所部署的不是重装备步兵军而是斯巴达奴隶，他们，正如在所有妄想逻辑中，变成了自身的对立面并且更具罪恶性的“帝国化”，因为它已经变得更加阴险和难以觉察。然后，这种固执的迷思的最终效果，在我眼里，为害非浅，它不动声色，败坏名声，在一个没有意义和不可知的地牢中，把当代历史呈现为完全不同的样子：一种既不与美国斗争，也不屈从于美国的历史；一种既不特别支持也不特别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一个把所有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具体故事混合在一起，不管你怎样寻找它们，它们从未出现在反帝进步主义者建立的大范畴里的历史中，虽然这些大屠杀和种族灭绝处在最恐怖战争的源头，尽管这些战争导致不是上千而是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的死亡，突然不再是任何人的兴趣所在……
当然，我不是在说，在美国不存在帝国主义的诱惑。
我们太知道，那些已经握有权力的人出于对极端权力的爱好，看不到这届政府业已被我此前提到的傲慢所攫住的可能性。柏拉图写道，这是和平的对立面，比“Polemos”更甚。
此外，我不喜欢对与美国外交立场相左的支持者的“惩罚”方式。
我不喜欢前几届政府，甚至共和